现代性下社会理性化悖论的隐喻书写与破解方案

现代性下社会理性化悖论的隐喻书写与破解方案

刊于《理论界》2021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兰佳豪，男，1995年生，贵州遵义人，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

摘要

理性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核心特质与内在诉求，吊诡的是，对理性化的追求却也招致了非理性的后果。文章从西方社会学家对理性化的经典解读与代表性的隐喻书写入手，探求社会理性化悖论的展开形式与运作逻辑，即一个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强势，使得理性与非理性要素之间，工具理性与其他理性之间逐渐失衡的历史进程。此外，通过社会理性化的非理性觉醒和理性重整两个取向，文章大致归纳出较具代表性的悖论破解方案，这些方案虽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仍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自启蒙运动叩开理性世界大门，高举理性至上的旗帜以来，理性精神在西方的经济文化中始终处于崇高的地位，并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而得以自我强化。可以说，理性化是西方资本世界的内在文化气质，也是编织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网、消解前现代性规则体系的深层逻辑。然而，社会理性化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发挥革命性塑造作用的同时，也为现代世界带来了诸多难以避免的弊病与危机，产生了许多非理性的后果。虽然社会理性化在各个领域以不同形式或经由多个载体继续扩张，但“理性化的非理性后果”俨然已是一个亟待破解的现代性悖论。西方社会学是现代化的产物，以现代性的议题为生命线，因此，对现代性下的社会理性化悖论进行探讨，也可作为从侧面觇见西方社会学理论演进的一条脉络。

一、社会理性化的悖论

何谓社会理性化的悖论？借用社会学家瑞泽尔的理论棱镜来讲，社会理性化的悖论就是指涉一系列“合理性中的不合理性”问题。〔1〕这些问题源自理性化的二律背反，即主客二元对立、缜密的计算等原则成为人与社会用以追寻发展进步、社会再生产的技术逻辑时，在其推动下带来诸多领域增长与发展的同时（如社会财富的增长、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却也招致了一系列“反身性”的危机后果（如生态危机、个性与生活意义的丧失等）。韦伯的理路倾向于将社会理性化之悖论表征为形式理性倾轧实质理性这一生存空间的斗争。此外，社会理性化悖论的完整图景，还包括那些直接受到压制的宗教、艺术审美、道德伦理中的非理性要素。因此，社会理性化之悖论可以大致理解为：社会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导致了其他理性要素和非理性要素不断受到贬损这一“非理性”的后果。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一限定中的前一个“非理性”也可称其为“感性”，而后一个“非理性”则指涉的是背离了人本初衷的负面影响。

二、社会理性化的“韦伯式”解读

在理性的批判史上，西方哲学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批判主要有两种立场：一种是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的批判”，即站在理性一方揭示理性的固有矛盾，并对适当的理性界限进行划定；另一种是以尼采、叔本华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的批判”，即站在非理性一方反抗理性主体的霸权专制，强调非理性力量的社会作用。韦伯则从中析出了社会学范式的“合理性”概念，把作为思维的理性精神放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在韦伯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发展实质是一个社会不断理性化且不可逆转的进程，“理性化作为现代西方独有的普遍历史现象，系统地借助了一种反传统的力量来造就现代生活的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2〕在这一进程中，所有形式的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都不断被工具理性所塑造，政治机构、经济企业与社会中的个体逐渐被理性原则武装起来。除此之外，韦伯还用世界的“祛魅”来阐述知识的神秘感、神圣性等非理性成分，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而得以从世界中消解排除的趋向。即便承认工具理性及其制度化有着诸多难以反驳的强大优势，但韦伯对其建构的现代性困局还是怀有一种强烈的悲悯之情，人们终将无法逃脱被理性的“铁牢笼”监禁的命运，同时他也积极为解救陷入异化境地中的现代人而探寻方案，这在下文将会展开论述。

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社会的不断理性化，揭示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独断趋势，并对其“理性化追求的非理性后果”之悖论进行初尝破解的“韦伯式”解读，吸引到了后继众多社会理论家的学术关怀，他们以认同者或以修正者，甚至对立者的身份来为这一解读继续添加各自的注脚，沿着这条思路展开，可以在知识社会学分析下大致知晓他们对于社会理性化的反思取向，以及取向下的隐喻书写和悖论破解策略。

三、社会理性化悖论的隐喻书写

一般而言，科学话语体系中的隐喻书写具有命名、解释和理论建构的三个主要功能。〔3〕从社会学的想象力来讲，隐喻书写一个极为重要的效用在于能激活人们经验反思缺失下的理论理解。为了激活对时下社会理性化悖论凸显所引发的一系列非理性危机的思考，呼吁人们重新评估社会理性化的界限与意义问题，不少社会学家批判社会理性化的理论文本中包含着一些隐喻的书写。限于篇幅，此处仅就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隐喻进行探讨，即古典社会学时期的理性“铁牢笼”、全球化社会学时期的理性“造园艺术”与社会的麦当劳化。

1.理性的“铁牢笼”

理性的“铁牢笼”是古典社会学时期由韦伯所书写的经典隐喻，其实质是反映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的膨胀对人们本能、情感等个性要素的僭越，尤其是象征着高度理性化的科层制与个体性之间的冲突，从而背离人们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初衷，走向了非理性的对立面。在其解释社会学的框架下，通过理想类型的分析工具，韦伯以社会行动的取向划分来考察个体理性化的问题，突出行动者基于主观意愿的选择性。他以行动者的主观取向将社会行动分为传统、情感、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四类，提炼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一对充满张力争斗的概念类型，并将工具理性的压制性胜利视作西方理性化的命运。

韦伯对社会理性化的忧思之处在于：作为社会单行道进程的工具理性化为现代人安置的异化“铁笼”。他承认工具理性化的确催生了诸多“理性”的社会进步，理性制度化了的科层官僚体系也秉持着自身合理性的独特优势，但也正是这一“革命性力量”炼造了坚硬冰冷的铁笼。在他看来，日益庞大的科层官僚体系对个体性的压制异化只会越来越深入，现代人的命运就是被囚禁于阴暗冰冷的理性“铁牢笼”之中，个体的独特性和自由在理性机器的运作中被置之不顾，面临着被消解与异化的悲惨宿命。

2.理性庄园的“造园艺术”

二战中法西斯主义飙狂所实施的一系列残酷罪行，极大刺激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学术神经，强力冲击了他们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信奉与追捧，以致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反思批判进入到活跃的高潮时期。鲍曼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深入批判了工具理性对于现代社会的霸权统治，其现代性理论的主要内容便是对工具理性专断及其非理性后果的批判性反思。作为一位犹太学者，在反犹主义威胁下所流亡的学术经历为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提供了详实的生活资料。鲍曼借助大量现代性隐喻的书写，用诸如园丁、除草运动等词汇来映射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理性化悖论伸展开来的现实景象。他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逻辑看作是一门社会理性化的“庄园艺术”，资本主义现代化实则是一场社会理性化的造园工程运动，所有理性的元素在“庄园”中得以保留与增长，而不符合理性要求的（对社会秩序形成威胁的）非理性元素则进行理性化的修缮或割除。鲍曼从资本、文化和伦理等多个维度考察了工具理性的独断性，理性造园的运动正迈入全球化时代，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可能的出路在于，通过倡导为他者负责的伦理以推动和实现制度再造。”〔4〕

3.社会的麦当劳化

瑞泽尔沿着韦伯的思路，认为“合理的系统不可避免地孕育出不合理的后果”，〔5〕并且两者之间愈益呈现为难以跨越的对立之势。与韦伯官僚制的侧重点不同，瑞泽尔集中于快餐店规则，从而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扩展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他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昭示了当下盛行的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文化规则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领域部门，并随全球化发展而深入到世界各地的社会理性化现象，呼吁人们警惕社会麦当劳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理性化的非理性后果”。他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提炼出高效率、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可控性四个麦当劳化的核心技术特征，这些特征实则属于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的部分，反映了现代性下社会理性化的核心本质，是资本主义技术理性主义在当代过度发展的新标签，体现出社会理性化中工具理性以新的形式在当代生活中继续扩张的疯狂势头。就社会的麦当劳化如何可能，瑞泽尔认为流水线生产、科学管理、科层制是驱动社会麦当劳化的力量所在，而这些力量本身已经是工具理性化了的社会存在，同时又在鲍曼现代性“大屠杀”的概念之上，认为现代性的“大屠杀”是环绕形式理性所组织而成的，依赖理性的典范——科层制。〔6〕

从上述看来，这些隐喻虽各有侧重点（政治、文化、技术等），但都有着相似的逻辑底色。这三个隐喻，其本质都是反映资本主义世界工具理性向社会各领域的侵入、各种形式的社会和个体行动逻辑逐渐被理性精神所改造，使得理性与非理性要素之间，工具理性与其他理性之间逐渐失衡的历史进程。而且从古典社会学时期的隐喻到全球化社会学时期的隐喻，反映的是社会理性化悖论的张力程度不断提高的现代性景象。

四、社会理性化悖论的破解之策

若以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思批判为基点考察西方社会学的演进，则会发现大多数社会学家及其理论或多或少都触摸到了现代性议题下这一社会理性化的悖论，且针对悖论提出了一些破解之道，这些破解策略大致可分为两类取向：一类是非理性觉醒的取向，指的是从被压迫的非理性要素一方入手，或借助宗教信仰、道德责任等传统性、情感性力量的回归来平衡理性蛮横的高位姿态，或借助艺术审美等超然性力量来避离理性化危机；另一类是理性重整的取向，指的是尝试用理性自身的建构性力量来进行自我完善，从而在与非理性要素和解的基础上实现理性化的改造升级。

1.理性化悖论的非理性觉醒

作为工具理性霸道独断中的沉默方，非理性的积极作用逐渐被在理性化悖论中饱受异化折磨的社会理论家所重视，理想的社会生活应然是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统一。许多批判思想家试图唤醒非理性，以实现现代化中理性与非理性要素之间的平等平衡。在西方哲学非理性转向的助力下，这样的理论尝试逐渐成为破解理性化悖论的主流，不仅在一些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学家中有所体现，把理性化的“韦伯式”解读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工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将现代人的主体意识从社会理性化悖论中解放出来，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进一步将非理性主义推向了高峰，企图为“理性他者”确定一席之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在试图消解“现代性”这一元叙事下的理性化悖论命题的同时，也在这一立场上竭力唤醒着那些昏睡已久的非理性要素。

（1）艺术审美的救赎

自从现代艺术从宗教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后，它的内在价值逐渐被认识与释放，其所具有的超越性、对抗性等特征，遂被诸多现代性批判家视为个体精神、生活价值脱离理性化症结的药方所在。面对工具理性化膨胀所引发的信仰缺失与意义消解，韦伯相信艺术审美具备着某种“世俗救赎”的功能，是制衡工具理性的可用力量，他认为“把主体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铁笼’中解救出来，此乃审美现代性的意义所在”。〔7〕但韦伯的审美救赎只是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并未继续深入。同为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齐美尔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理性化及其结果持一致态度，即以工具理性化为核心特质的现代性增长将对意义、人性产生异化。以货币经济为理性化的动因，以大都市为全面理性化运行的场域，“齐美尔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出发，看到了现代都市社会中理性化的生活风格对个性精神世界的封杀”。〔8〕齐美尔认为，社会理性化悖论所引发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文化悲剧”，即客观文化的急剧、片面化发展使得“个性”的主观文化步履艰难，现代人的个性精神与文化的多样性丧失了生存生长的空间。而“美学力量对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现实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社会问题不仅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美学问题”。〔9〕于是，他将解除文化危机的出路寄托于“社会美学”的救赎之上，通过艺术审美制造个体与现实社会客体之间的战略性“距离”，逃避社会理性化的宰制，从而使现代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解放与自由，重拾个体的生命价值。

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则走向了更为激进的审美乌托邦之路，赋予审美救赎以重大使命，拯救被技术理性所奴役的人与社会。“在现象世界之无处不在的堕落中，艺术作品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拯救力量。”〔10〕他们主张用审美来使处于异化境地的人们重新获得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使得人性归于完满，社会和谐有序。但由于他们过于宣扬艺术审美的独立价值与救赎功能的全面性，因此，存在更为明显的审美乌托邦倾向。阿多尔诺对早期启蒙理性走向反面的异化之路进行了批判，深刻揭示出启蒙精神自我破坏的趋向，他认为艺术的自律性、超越性和对抗性等特点体现出对非同一性的持有，而这种非同一性的力量可以制造出脱离同一性原则所统治的异化现实的距离，从而抵制工具理性的强势入侵。马尔库塞则积极寻求一种与理性和解之上“升华”了的感性秩序，这种新的感性秩序将通过变革工具理性化所控制的单向度变异，实现理性文明与感性爱欲文明和谐统一的“非压制升华”。

（2）道德责任的倡导

由于艺术审美具有非整体性、难以普及等实践意义上的诸多局限，使得艺术审美破解理性化悖论的方案往往表现出虚妄无力的乌托邦色彩。为了不让理性化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走向自我毁灭，一些西方现代性批判家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逐渐被工具理性化侵害的领域——道德责任。韦伯除了设想以艺术审美来救赎处于理性化困局中的人与社会之外，他还强调克里斯玛型政治家的道德责任在带领人们走出理性“铁牢笼”中的特殊作用。韦伯试图构建一种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实则是价值理性化的加持，强调在依工具理性行事时，还需要权衡价值目的性，在两者之间维持一种适宜的均衡。

作为迪尔凯姆后的一位道德社会学家，鲍曼也重视道德责任在维持社会有机联系中的整合作用。在鲍曼看来，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了“流动”的现代性阶段，理性化的宰制继续加深，而个体化生活得以崛起，私人领域开始入侵殖民公共领域，于是社会的道德空间在生产空间的蛮横挤压与公共领域私化的双重作用下逐渐被拆除。为了重建道德空间，恢复道德的社会整合作用，与韦伯价值理性化的道德责任不同，鲍曼倡导一种非理性立场上的“为了他者的”道德，强调基于道德本能而对他者的绝对责任。与本体论性向，从主体出发的道德观不同，鲍曼力图挽救在理性化中、在道德责任中被主体压制的“他者”。这样一种道德责任，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完全利他的。通过将“他者”的地位置于“我”之上，将人们道德良知的唤起与社会的正义作为重要的先决条件，一种无条件的道德责任通过地位间的主观转换而得以可能。

（3）宗教信仰的回归

伴随着理性精神与科学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断高扬，西方传统宗教的作用日渐式微，其社会整合的功能受到了削弱。齐美尔企图以内在精神的超脱来改变现代人的病态生存状态，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出发，同时赋予社会美学和“宗教情感”以生命存在的意义，将它们视为社会个体内在天性的重要构成，也是其逃离理性化奴役，实现自我救赎的策略所在。为此，齐美尔还主张建立基于个体宗教情感之上的新宗教。这种宗教信仰的回归表现为宗教性与整合性在社会个体中的统一，“宗教性是活的宗教的内在体现，其不再是通过外在形式，而是通过内在信仰去体验上帝”。〔11〕而人们又有着天生的宗教情感，正是如此才使逃避理性异化的“宗教性”培育成为可能。同时，这种宗教信仰的回归秉持着更强的整合能力，可以使现代人重获完整性，以此反抗理性化所导致的社会分化及其对人的内外统一性的肢解。

揭示后工业社会变革及其矛盾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阐述现代主义文化走向异化时，认为理性思维和科学主义驱动下的不断“祛魅”是使感性思维的宗教信仰逐渐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了人们普遍的信仰缺失和精神危机。〔12〕为了恢复宗教信仰的社会整合作用，增强受“经济冲动力”挤压的“宗教冲动力”，使人们重获丰富的生命意义，贝尔也提出了建立一种新宗教的构想，并预言后工业社会将迎来宗教信仰的回归。与齐美尔相比，贝尔的这种新宗教设想立足于后现代状况，在强调与传统宗教之间的承继性的同时，又包容现代人的怀疑精神与多样性，是在人们自愿奉行的基础之上，指向精神领域的，从而首要约束经济行为与活动的宗教。

2.社会理性化的理性重整

虽然借助艺术审美、道德责任与宗教信仰的力量从被压制的非理性要素一方去破解社会理性化悖论的方案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积极意义，但这些破解方案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大多为乌托邦式的呐喊，难以为社会理性化悖论的破解起到实质性的助益。社会理性化的理性重整，指的是基于理性主义立场而相信用完善升级后的理性力量自身就可以破解理性化的悖论。它有着这样一个思路：一方面是先对社会理性化实质内容的扩展和重新解读，另一方面是基于前者从理性立场出发进行社会理性化的重整与升级，从而加强社会理性化对于非理性要素的整合与控制。从方案的技术内容与西方理性化的现实势头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则会发现虽然也多少带有些许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似乎理性化的重整方案在破解社会理性化悖论的可能性上更进了一步。

（1）理性控制计划

面对法西斯主义飙狂所引发的非理性危机，曼海姆呼吁实施一种“基于理性的社会计划”，通过人与社会的重建，进而实现真正的自由与民主。在《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一书中，曼海姆从“实质性”与“功能性”两个维度对理性与非理性进行了交叉分类，与韦伯不同，曼海姆所说的实质理性与非理性是就思维活动是否明智而言的，而功能合理性则是组织化的功能角色所要求的理性，并引入“自我理性化”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体为适应功能理性而对情感冲动等非理性的反思与控制。他明确提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失衡是现代社会失调的根源，强调“功能的合理化绝不增加实质的合理性”。〔13〕即功能合理性的增长虽然会导致自我的理性化，但实际上并不会使个体“明智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得到同等比例的进步，反而使个体中的非理性因素得以蓄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功能性合理化并非完整无缺，其本身包容了某些非理性的因素。不仅如此，功能理性化的发展并不会使理性和道德责任在社会阶层或群体中均衡分布，而是形成理性化的精英与理性缺失的大众之间鲜明的对峙局面。

虽然曼海姆也看到了非理性能量的创造性作用，但他担忧的是那些未被社会结构所整合控制住的，具备破坏性的非理性力量。于是，他把现实问题的焦点聚向人类对于非理性控制的能力之上，看到理性在自身得到发展时并未使其对非理性控制的能力得到加强，并认为依靠理性社会计划的规范整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社会理性化的悖论，从而克服未被管束的非理性爆发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因此，曼海姆强调必须进行社会理性化的理性重整，实施理性的社会计划，强化理性对非理性要素的控制能力。他将这一计划的重担寄托于具有理性与道德能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其计划制定与实施以实现对大众的理性输入和非理性整合，另一方面辅以大众传播与教育的方略，输入基于理性的新价值观，从而达成“人的改造”，实现理性的完善与升级。

（2）“交往理性”建构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代表，哈贝马斯虽然批判了社会理性化悖论带来的社会问题，但也明确指出其缺陷可以通过“交往理性”这一新理性的建构得以修正完善。与韦伯等人不同，哈贝马斯反对将理性化视为单向运动的进程，他认为社会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同的理性原则，社会理性化悖论的逻辑并不是工具理性化本身所建构起来的，而是工具理性支撑下的社会系统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殖民”，使得生活世界的独立价值与自主性受到破坏，人们的生活实践随之受到异化而变得扭曲。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本是具有工具性和沟通性两个平行发展的维度，因此，仅仅聚焦于工具理性的批判是远远不够且无益的，还需要把理性的沟通性维度挖掘出来并将其作为社会理性化完善升级的出路。

为了恢复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状态，使得社会各领域依据各自的理性原则和谐共行，哈贝马斯将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视为交往理性化的基本内容，即要求人们以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和可领会性四个原则来规范自己的沟通行动，用交往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来引领生活世界的运行。不仅如此，由于生活世界是一种未分化的“原型”世界，是社会构造的中心，因此，他所建构的交往理性更是一种总体的理性，是分化出其他理性形式的基础，社会系统的理性运行也应该以生活世界为取向，工具理性统一于交往理性之中，并受其约束与指导。总之，哈贝马斯一方面拓展了理性概念的内涵与维度，一方面又以此为前提来进行社会理性化的重整，试图克服理性化自身的缺陷，实现理性化的完善与升级。尽管许多理论家给他的理性重整方案贴上了“乌托邦”的标签，但哈贝马斯拒绝在“乌托邦”与幻想之间画等号，仍然坚信其方案实现的可能性及存在的指引力量，正如他所说：“我不敢肯定我们会成功，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否成功，但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才必须尝试一下。”〔14〕

五、结语

从韦伯对于理性化的经典解读出发，三个隐喻书写以及上述两个取向上的破解方案都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点：片面的理性化及其过度发展导致了理性要素与非理性要素之间，工具理性与其他理性之间的失衡，因此，必须调和这种失衡关系以解决现代性危机。无论是借助非理性力量的崛起来对处于现代性困境中的人施加解救，还是将“手术刀”深入到社会理性化的理性中去，其实质都是尝试克服工具理性过度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危机、非人化问题，实现理性与非理性协调共处，相互增益而互不侵害。但是，这些理论尚未能破解这一悖论，更令人担忧的则是，它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得到了极大的扩散。后现代主义者虽然试图消解这一悖论命题，但其攻击武器本身的缺陷也会令其在跨出一步以后，感觉到了无所适从。或许针对这一悖论，如今除了更多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审视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外，确实需要一个综合式的新阐释，尤其是在一个日益深入的网络化社会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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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德]卡尔·曼海姆著.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M].张旅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9.

[14][德]哈贝马斯,哈勒著:作为未来的过去[M].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2.

总编辑：薛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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