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论》马瑞映：碎片化写不好新文化史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否定和解构宏大叙事，以文化因素考量人类社会一切，漠视政治及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这样的研究既有悖于历史的整体性，也使文化研究飘无所依；这样的文化史“新”则新矣，却不值得借鉴。

20世纪最后20年，是新文化史迅速兴起、“扩张”的时期，其刮起的“文化转向”引领了欧美历史学研究的新潮，成为西方史学一次具有标志性的转折，也成为后现代学术在史学界的有力表达。而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术会议则具有标志性意义，参会学者提交的代表性论文后来以《新文化史》之名结集出版，为当时诸多历史学者关注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规范了学术名称，建立了统一的“阵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逐渐兴起的新文化史，衍生于新社会史的研究潮流。新社会史通过对社会底层进行微观的研究，旨在发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解释社会现象，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前进动力；新文化史进一步将文化现象作为研究重点，它舍弃分析历史的因果关系，转而借助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以文化因素考量事物表象背后的意义。新文化史与年鉴学派的演化也有密切关系。如果说第三代年鉴学派代表勒华拉杜里所著的《蒙塔尤》以几百年为考察时段，与布罗代尔还有一定传承，那勒华拉杜里随后提倡的“心态史”则使其成员的研究兴趣、研究内容快速转向微观史领域，从“社会结构”退缩到象征性文化，脱离了前两代年鉴史家总体史、长时段的初衷，成为新文化史兴起的渊源之一。在美国，新文化史得到进一步发展，文化概念的外延更加广泛，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类符号、仪式，渗透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分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是新文化史的最早尝试，她倡导以文化为主体的叙事结构；林·亨特被誉为新文化史的“旗手”，她对文化心理分析推崇备至，以人类心智探讨法国大革命，舍弃了以往政治史传统。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认为：“到现在，新文化史已经成为文化史实践的主要形式，甚至把它说成是历史学实践的主要形式也不过分。”随着新文化史研究规模的不断扩大、论著的不断增多，它日渐取代新社会史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新兴史学流派之一。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新文化史研究具有几个显著的特征。新文化史的核心是文化。他们不再注重伟大人物和社会精英，而是转移到日常生活和普通群众，极力探索从未被人重视的领域，将物质、身体和性等作为一种符号与象征以考察它们的历史及文化意义。新文化史研究范畴的多样化使广大非专业学者涌入历史学领域，它所强调的叙事性使诸多新文化史著作具有了通俗性读物的特征。此外，受后现代思潮中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新文化史家将历史看作是语言学的，认为文化往往通过语言来表现，而语言具有内在的结构，因此，“文化转向”也是一种“语言学转向”。跨学科研究是现当代西方史学的特征之一，也是新文化史的特征，但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传统社会史研究与社会学、经济学的联系，新文化史是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以语言学、符号学作为分析工具，与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后现代主义相一致，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

新文化史的兴起开拓了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但纵观其40多年的发展，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从西方史学发展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对史学传统的离弃。新文化史研究者将他们的文化史源流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认为文化史研究在历史学创立之初就是重要分支。但是，旧、新文化史之间具有本质性差别。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旧文化史更多是以文化因素解释时代的变迁，如《历史》关注的内容不止于希腊世界，也囊括广阔的古代社会，并以统一性和连贯性联系起历史事实；伏尔泰的《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虽皆以文化为动向或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但他都是以人类历史整体性为前提，以某一个时代为研究阶段，考察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而新文化史显然格局更小，描述的仅是微小的孤立性事件，且往往无法分析历史间的因果联系。

新文化史以“新”著称，研究对象偏爱微观课题，他们主要以日常生活、边缘性群体为关注对象。随着研究的日益泛化，文化的意义被赋予到各种形式、符号之上，比如，在物质研究中包括盐、香料、鳕鱼、内衣、鞋和时装的历史，以及镜子、煤与垃圾的历史；在身体和性文化研究中，涉及大脑、乳房等各类器官的历史性解释，眼泪、沐浴、调情和色情史等不曾登大雅之堂、也不被专业历史学者所记载的内容皆成为新文化史学者研究的对象。他们以诸多微观化的符号、形象为载体，试图阐释它们对某种世界观的重要塑造性作用。尽管涌现出多样化的成果，但良莠不齐、杂而不精，且将长期以来形成的规范化历史学研究归化为通俗化、大众化的逸闻轶事，缺少了历史学的严谨性。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内容的大量增加与支离破碎，使历史学陷入碎片化、片面化和静止化的研究困境，缺乏整体性和统一性，日益成为一种非体系化的历史学，也使文化研究飘无所依，逐渐失去自我。

新文化史冲击和解构着近代以来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和整体史观等书写方式、研究目的。古往今来，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研究的总趋势就在于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寻求规律不仅引导着历史探索者的实践，而且激发着诸多研究者的历史认知。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开始，甚至早在中世纪神学史观表达下，历史的宏大叙事与演进规律始终是历史研究者的追求之一，是他们的重要任务和职责。而新文化史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将历史看作一种文本间的、语言学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主体性，而采用叙述性和描绘的手段，也有悖于对历史整体性的把握。以文化意义赋予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上，用文化考量一切，漠视了人类社会主流的政治及经济基础的重要作用，背离了历史的整体性。宏大叙事是理解整体性世界历史的基本前提，是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要方法，宏大叙事应该得到重视和回归。

在当前中国史学界，我们不应该以仰慕的姿态助长新文化史的研究趋势，更不能用新文化史来解构历史概念和历史的真实性。王晴佳在《新文化史兴起反映史学转向》一文中指出：“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兴盛，有其学术文化的特殊背景，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影响的衰落、史家重拾过去、躲避现实的一个现象。”到21世纪初期，新文化史的旗手也宣称其研究即将终结，开始审视和反思“文化转向”。因此，西方新文化史强调的“新”不一定值得中国借鉴，而传统史学则不一定要被摒弃。只有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的要求，着力于提炼具有标识性的历史概念和理论，如世界史纵横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历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核心任务，才能避免历史学陷入碎片化危机以及被边缘化的风险。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焦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