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不会说话，却是历史最真实的见证者，引领人们探寻消逝在历史长河里的曾经与过往。兼具中外文化特色的三星堆文物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巴蜀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30多年前的惊叹尚未消失，三星堆又有新的惊喜。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召开，通报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现六个新的器物坑，出土文物500余件，包括目前国内最大的大口尊、国内同时期最大的金面具、国内唯一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圆口方体铜尊、器型独特的顶尊跪坐人像。其中，三、四号坑中3000多年前疑似丝绸痕迹的发现尤为重要，如果经检测确为丝绸，意味着早在西元前1000多年前古蜀人便已开始使用丝绸，可为南方丝绸之路最早开辟于先秦时期提供可靠物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或集中于对巴蜀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历史以及文化特征的考察，或对巴蜀地区考古器物、特定阶段的文化进行研究，或对巴蜀地区的某一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尽管目前已有众多学者认为巴蜀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特点，但多是从三星堆考古发掘与外来文明谈起，而专门探讨古代巴蜀与南亚之间文化交融的研究尚不多。拙著《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2020年1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恰赶在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现公布前夕，不是为了抢热点，实因笔者多年来兴趣所在。我在该书中使用了包括出土考古资料在内的大量文献资料，将古代巴蜀文明置于整个欧亚大陆板块文明体系之中，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明交流过往。试借此机会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二，并就教于方家。学术界通常将古代从四川经云南出域外，至东南亚、缅甸、印度、阿富汗、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巴蜀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史记》所记“蜀身毒道”存在的时间并非停留于正史的文字记载，从考古实物以及逻辑推理可知，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便有这样一条道路连接巴蜀与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域外地区。由于巴蜀地区一直以来没有发现汉代以前的丝绸文物，故学界普遍以《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出使西域见到的蜀物为依据，而对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情况仍持有怀疑，但此次三星堆出土的疑似丝绸的痕迹如果能得到确认，则将为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提供最为可靠的证据。
“支那”（Cīna）语源问题曾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最早记录“支那”名号为印度古文献《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政事论》之“Cīna”，皆指称中国。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翻译，印度文献之“Cīna”进入中、印译经者视域，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研究历史。汉译佛经音译“Cīna”为“支那”，亦有“震旦”“振旦”“真丹”“真旦”“至那”“脂那”“振那”等异译。此外，“Cīna”还有“秦”“汉”“晋”以及“思维发达”等意译。此为中西交通史家探讨之热点，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学者对“支那”的语源分歧令人叹为观止，计有“秦”“汉”“瓷器”“日南”“滇”“羌”“丝国”“荆”“成都”“齐”“姬”“苗语”“傣语”“长安”“晋”等异说，林林总总，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段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通过音韵学的知识，考察文献，认为“支那”（Cīna）的语源为成都。“支那”（Cīna）本是梵文语词，最早记载于西元前4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大臣Kautīlya的《政事论》。目前多数学者认同梵文“Cīna”之词根“Cī”与“丝”为同源，因此“Cīna”即是产丝之地。如果能证明古蜀蚕桑业历史甚早，且蜀丝在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政事论》成书时代即已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印度，那么“支那”为成都一说则更加可靠。古蜀蚕桑养殖业历史悠久，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民俗神话，亦或是考古文物，皆将其历史推及先秦乃至更早时期。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古蜀国先王名“蚕丛”，而任乃强《蚕丛考》认为“蚕丛”即“蚕簇”。“蚕簇”即聚蚕饲养之法，是原始人类的一大发明。《说文》即谓“蜀，葵中蚕也”，“蜀”之本意即为“蚕”。野蚕性不群聚，故“蜀”亦引申为“独”（獨）。后世人工改良蚕种，则新造“蚕”字以相区别。故早在蚕丛氏之甚古年代，即已发明了蚕桑技术，改良独居之野蚕，使之丛聚而生，故曰“蚕丛氏”。岷江河谷地带至今犹多野蚕，此其证也。另，养蚕为古蜀先民所创，《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历史学家大多认同“西陵”在蜀西之境，嫘祖即蚕桑之祖。罗泌《路史》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儽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认为此“西陵”为陇西川甘岷山一带，正与蚕丛氏所居之地吻合，桑蚕养殖业发源于岷江流域于史有征。此外，五代前蜀冯鉴《续事始·蜀蚕市》条引《仙传拾遗》曰：“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每年春置蚕市也。”古蜀之先民追根溯祖，认发明了家蚕养殖的蚕丛氏为氏族部落之先，即以蚕丛氏为古蜀文化始祖，这个氏族靠饲养家蚕而声名远播，闻名于世。蜀地一直存在与蚕桑有关的神话传说，《蜀图经》记有蜀女化蚕为蚕之始，是为蚕女马头娘，蜀地至今仍有奉祀。蜀地蚕农至今犹祀青衣神，此神即为教民养蚕之蚕丛氏。此外，四川大凉山地区有一支“布良米”藏族，“布良米”意为吃蚕虫的人，吃蛹之外，他们亦抽丝织绸；甘洛藏族有称“耳苏”者，同样以吃蛹为主，另外亦打线织绸，此一地区之藏族与“蚕丛氏”皆为氐羌别支，此当为远古“蚕丛氏”部落流风之遗存。
三星堆考古出土的金虎形饰，为弯曲的蚕体，兼具虎与蚕之特征，而那件青铜龙虎尊的虎首也兼具虎与蚕的特征，另外，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所展现的华丽衣裳，也足以说明商代蜀地丝绸业的发达。此外，1965年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一件带采桑纹饰的战国铜壶，画面桑株排列有序，15名采桑女分工协作，已是采桑养蚕的真实生活写照。另外，近期三星堆出土的3000多年前疑似丝绸的痕迹若能得到确证的话，那么巴蜀蚕桑养殖业的悠久历史则可以再次得到印证。
考古学家曾于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亚历山大城（约建成于西元前4世纪）时发现许多中国丝绸。有学者即认为亚历山大城出土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平原经滇缅道（南方丝绸之路）运至印巴次大陆，再辗转传至中亚。据《华阳国志》所载，约西元前400年前后，开明九世移都“成都”，中原正为战国时期，与古印度成书于西元前4世纪的《摩诃婆罗多》和西元前3世纪的《政事论》所记“Cīna”时代也正契合。那么彼时的“成都”极可能因盛产蚕丝而声名远播，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至印度而凝固为印度古文献所记之“Cīna”。在这条先秦便已畅通的南方丝绸之路上，蜀地丝绸一路南销至南亚、乃至中亚地区的历史印迹即清晰可见。地域间交流互动的愿景是无可阻挡的，蜀地丝绸的外传，表明古蜀人不仅具有与域外文明互融互通的愿望，而且有付诸实际行动的方法和路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还出土大量海贝、象牙制品，学界普遍认为这些遗物并非土产，而是来自南亚地区。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在古老的“滇越”之地，繁盛的象群催生着象牙产业的繁荣，象牙及其制品沿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山水桥梁经过商贩的肩膀和马匹一路辗转向西北贩运至富庶的成都平原，作为珍贵祭品瘗埋于泥土之下。此外，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区域，近年考古遗址多有海贝出土，一枚轻灵的海贝足以洞隐烛微，牵动考古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无限遐想和各种猜测。拭去千年封存的尘埃，经过打磨雕琢的精致海贝依然熠熠生辉，闪耀着那段神秘的过往。一枚海贝或许可以打破地域的阻隔，将中国西南与遥远的印度洋联结成一地域整体。沉睡在三星堆遗址坑和四川其他地区遗址和墓葬中的海贝与云南地区以及印度哈拉帕文化遗迹中出土的海贝材质相同、形制一致，这些海贝主要是用于贸易结算的货币，无疑是古籍所载之贝币。这些贝币不是巴蜀以及云南地区的土产，深海白色海贝，通过古“蜀身毒道”，从印度洋北部地区特别是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沿海地区引入而来。成都平原考古遗址中的贝币正是印度洋地区南亚诸国与巴蜀对外经贸交流的国际流通货币实证。历史再一次证明古代巴蜀再也不是想象的封闭内文化圈，一个开放的、积极与外界交流的古国形象已展现于世。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既包括“形而下”的物质文化，又包括“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巴蜀的丝绸、邛杖、茶叶、井盐等本土物产向南传播到南亚地区，而南亚的茉莉、象牙、海贝、琥珀等也以别样的魅力传入巴蜀地区，两地在你来我往的物产贸易中加强联系，促进彼此物质文化的丰富和提升。早期佛教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积极主动传播至巴蜀，影响巴蜀先民的价值理念和内心信仰，产生于巴蜀的道教广泛吸收佛教的理论和教规教仪，逐渐凝炼成特色鲜明的本土宗教，成熟的道教又向南传播回流，融合凝固为印度密宗，一来一往，见证文化传播超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古代巴蜀与南亚在语言文学艺术上亦有隐秘渊源，巴山蜀水孕育出的诗人李白的诗作中常出现与佛教有关的意象，而巴蜀地区古老彝文似也与印度婆罗米文字有一定渊源。
物质贸易向来被认为是古代不同地域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主要载体，在正史记载中，邛竹杖是古代巴蜀乃至古代中国与域外物质交流的最早载体。《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早在张骞之前，蜀布与邛竹杖即成为巴蜀文化沟通域外的重要历史信物。张骞的报告虽然简略，但却见证了人类早期不同区域之间物质贸易交流的真实历史场景，因而成为上古巴蜀与外界交流互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通过对大量文献材料的梳理，我们推断邛竹杖原产地为川西邛崃山脉，而此一地区至今尚多邛竹杖工艺产业。邛竹杖是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蜀地特产，在张骞以前的遥远时代即通过横断山脉的千沟万壑，搭载着商旅的货物源源不断地流向印缅地区，越过印度河和恒河，到达大夏国，融入中亚人的生活，成为蜀地与南亚、中亚物质交流的重要历史凭证。
茉莉自西汉初年进入中国典籍，旋即受宠于文人学士和普通民众，成为香花魁首，其倩姿靓影常在文人歌赋中飘然而过。茉莉初入中土，文献典籍有“末利”“抹厉”“抹利”“没利”“末丽”等同音异形不同记写，此正是外来语词初译时期汉字记音之特性。此外，文献尚有“素馨”“耶悉茗”等记载。翻检中外文献，域外“耶悉茗”为种属意义之总称，五代南汉以后华化意译“耶悉茗”为“素馨”，后“素馨”与茉莉名称所指，各有所职，花尖瓣细瘦者为“素馨”，花圆瓣者为茉莉。茉莉原产印度，经过数千年的传播，茉莉已移植于东南亚诸国及中国广大区域，越南、柬埔寨地区的茉莉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辗转传入巴蜀。巴蜀地区气候温润、夏季炎热多雨，其地理环境适宜茉莉生长繁殖。茉莉在巴山蜀水的沃土间扎根繁衍，以其独特的花香与茶不经意间相遇，一经融合，并留存于巴蜀茶客的味蕾深处，成为再也挥之不去的幽幽茶香记忆。一朵纯色不染纤尘的茉莉翻越千山万水，跨峡谷，穿平原，最后根植于巴蜀土壤，开出洁白芬芳的花朵，茉莉花以其素雅与芬芳邂逅巴蜀绿茶，成为巴蜀地区花茶之冠，留香唇齿，最为饮茶者钟情。同时，巴蜀地区的茶饮风俗亦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边境贸易的展开而向南传播，经过滇缅，到达印度。巴蜀茶叶南传，既带动沿线地区茶叶的种植与贸易，又促使当地产生与茶有关的种种文化和风俗。在缅甸，当地有将生茶腌制成酸味制品，并加入辅料以佐餐的吃茶习俗，此一古风，正与张辑《广雅》所载巴蜀食茶古俗相合。今日巴蜀已很难再见这种食茶之俗，但这种古老风俗一经传播，即与当地民俗相融合，保存在居民的饮食习惯之中。在印度，其东北阿萨姆地区早前借鉴了来自中国的茶叶种植技艺，培育出名噪一时的印度红茶，当地居民亦产生了浓厚的茶饮习惯。
秦灭巴蜀后，西元前311年，蜀守张若主持修筑成都城，营建宫舍，设置盐官并负责盐税，盐铁业遂在成都地区广泛开展且为中央政权所专控。由盐铁业而来的食盐生产开发在巴蜀亦甚为久远，有文献记载的确信历史即可上溯至战国时期。成都双流地区开凿的广都盐井，不但是巴蜀地区井盐生产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记录，也是中国井盐生产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序篇。
巴蜀盐业自古迄今从未衰歇，富顺历来即为盐业重镇，因盐置治，富顺盐场生产的上乘井盐，一路向南，经宜宾，抵川滇边镇盐津、盐源，经西昌向南经盐道、盐源、盐津、盐塘、盐边、盐兴、盐丰等驿站，过昭通，再南下昆明，穿越山水，流通至南亚、西亚。盐商怀揣“富顺县”官方流通货币银锭，一路辗转销卖，将巴蜀井盐实物以及产盐先进技术带到域外。巴蜀滇黔利用先天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盐卤矿藏资源，广开井盐之业，从而形成一条人类生活必需品——食盐产业贸易通道，这条通道又促进南方丝绸之路上其他商品贸易的往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和贯通，与巴蜀川滇地区与缅甸、印度等地的食盐贸易密切相关。中国将“琥珀”纳入珍玩视野或要晚于欧洲，但也为时甚早。先秦文献鲜见“琥珀”，秦汉以后多有记载，中古时期琥珀制品作为奇珍异物为达官显贵所追捧，因而汉晋墓葬常有琥珀出土。西汉初年陆贾《新语》最早以译音记载“琥珀”。受汉代谶纬之学及方士方术思想之影响，成书于两汉之际的《神农本草经》遂以意化可解“虎魄”代替“琥珀”，由是附会出“虎死，精魄入地化为石”等各种本土民间文化期许。由译音无义“琥珀”而译意特称“虎魄”，尚有“虎珀”中间语言变体的长期存在。随魏晋六朝引入域外“琥珀”特别是“虫珀”风尚日炽，加之其时道教学者对“琥珀”成因、品种的深入研究，人们对“琥珀”的认识不断修正，并凝固为《隋书》泛称“兽魄”。此外，揆诸文献，“育沛”“遗玉”“顿牟”“江珠”原本皆非“琥珀”别称。“琥珀”一词的书写流变，反映出中华民族吸收融合外来文化所发生的文化互动直至本土化的变异历程。综合考察川、渝、滇、黔地区汉魏六朝以前墓葬出土的琥珀制品，其形制多具域外风格，种种证据表明，此一时期西南地区出土的琥珀制品，除部分制作于本土外，绝大部分从周边地区或域外引入，传入的路线即是当时西南地区与周边及外域商贸往来的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线，而缅、印琥珀产地即为西南出土琥珀的重要来源。由物质交流而打开的商贸道路，为古代巴蜀与南亚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互融提供途径。源于印度的佛教与产生于巴蜀的道教曾在来往碰撞间产生了宗教信仰的融合。早期佛教经南方丝绸之路传至巴蜀的史实皆清晰可寻，20世纪40年代后，大量早期佛教遗物在巴蜀出土，其数量居全国之首。早期佛教传播至峨眉地区后，峨眉山即成为重要驿站，或此一佛教支系所宣扬者重在法藏比丘阿弥陀佛Amitābha，佛教徒即称此山为“Ami”山。伴随秦汉政权扩张至蜀，除人口、经济的融合外，汉字文化也逐渐在蜀地生根发芽，其一旦传播并浸入蜀地，很多蜀语即以音译形式为汉字所记录。扬雄即是将“Ami”之音以“峨眉”之形记录于《蜀都赋》的第一本土文士。“峨眉”正式融入中华汉字文化系统前，汉字语库的构件仅有“我、眉”，“峨”最早出现于司马相如辞赋即为证明。当“Ami”语音进入汉字系统后，语音所对应义项即会逐渐汉化，使用者随即另造新字与之对应，新造汉字，往往即为形声字。从“我眉”到“峨嵋”，添加义符，从而构成新的形声字。在借用汉字标识音译的初始阶段，汉字记写随意性大，“峨嵋”“峨眉”“我嵋”“峩眉”“涐湄”与“涐眉”皆是其例。一旦音译汉字定型之后，随即便会对其作文化附会阐释，“螓首蛾眉”恰可作为“峨眉”的历史典籍文献支撑，于是便有任豫《益州记》和郦道元《水经注》“两山相对如蛾眉”的文化溯源附会，有此望文生义，“蛾眉”“娥眉”之名随即产生。由历史文献和峨眉周边大量早期佛教考古遗迹的旁引曲证，早期佛教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一路北上，穿越千山万水、沟壑津桥，直入巴蜀大地，与“峨眉”相遇，遂烙下早期佛教流播的隐微痕迹。此外，早期佛教自南方丝绸之路传播至巴蜀腹地，与巴蜀奇山异水相遇，旋即凝固并根植于民众心理，慢慢浸染民众信仰并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本土的精神文化和民俗习惯，十分迅速地将佛教的教仪教规嫁接于自己的意识之中，旋即产生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道教。道教产生于巴蜀的时间甚早甚古，初创早期的道教即传播流动至云南西南地区，继而过巍山，经腾冲，到达印度密支那地区，钩稽考核历史文献，道教流播至印度的路线清晰可察。生根西蜀山水，并流衍壮大于巴蜀大地的道教通过官员任职、官办学校、领土扩展、汉族移民、宗教人士、对外贸易、少数民族以及外国朝贡使团等多种途径沿南方丝绸之路一路南传，途经云贵、广西，再抵南亚、东南亚地区，旋即在中南半岛越南地区和印度阿萨姆地区植根于当地本土文化，与本土风俗文化激荡、融合、嫁接，衍化出新的宗教信仰，印度密宗即其奇花异果。中印历史文献贝连珠贯，环环相扣，无不揭示印度密宗之教义及修持方法深受道教文化影响。
甚至在语言文学艺术方面，巴蜀与南亚地区亦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直至19世纪末，彝文才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1930年丁文江将彝文“羊皮书”带出大山，随后彝文研究不断深入。四川西南凉山地区为彝族聚居地，彝族所使用彝文出人意表与相隔遥远的印度发生关联。1873年，“印度河文字”惊现于世，该文字直接孕育产生西元前7世纪广泛使用的“婆罗米文字”，阿育王时期印度—雅利安石刻（前3世纪）为最早的实物证据。梵文曾用多种“婆罗米”字母拼写，理论上凡是属“婆罗米”系列字母的文字皆可称为梵字。“婆罗米文字”后又演化为佉卢文字、笈多字体、悉昙字体、天城体梵文等多种文字。关于“婆罗米文字”的来源，曾引起中外学界持续关注，有学者认为其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阿拉米文字。但是，中外更多学者特别是深谙彝文的学者认为“婆罗米音节文字”与生活在川、滇、黔地区的彝族古老音节文字有诸多内在关联，且彝族先民与巴蜀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更可振奋者，近年，有历史考古学者探索出三星堆文化中亦隐藏有诸多与彝族文化相同的基因密码。此一问题或可为我们再次提供巴蜀文化与南亚地区绵亘久远的文化互动与融合历史，不同于中原语言文字的巴蜀“左言”融合彝族音节文字，辗转与遥远的南亚古老“婆罗米音节文字”发生着令人惊叹的时空源流牵连。
巴蜀文学与域外的关联历来少有人问津。文翁化蜀后，巴蜀文学自汉代正式汇入中原，在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人的创作下，蜀人辞赋俨然成为中国地域文学之一大宗，但是，汉代巴蜀作家还少有自觉以大量域外文化特别是南亚文化来渲染其作的。魏晋六朝中华文化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向江南，巴蜀文学进入几百年式微阶段。
大唐甫一建立，巴蜀文士即展露出类拔萃的才华，陈子昂慷慨任侠的个性使其成为初唐诗文革新举旗抗旌之先驱。与陈子昂生活在同一地域，巴蜀山水毓养出中国诗坛上又一天纵之才李白。有趣的是，李白号“青莲居士”，完全是他崇尚佛教以及熟读《维摩诘经》的自我身份认同。由《维摩诘经》所塑造的“青莲”意象，为六朝隋唐文士所尊奉，特别是唐时王维、李白和白居易，皆对《维摩诘经》推崇备至。李白以《维摩诘经》之“青莲”自号，一为推尊王维，一为尊崇佛典，一为向往“维摩诘”之生活模式。“青莲”之洁净禅静意象正与李白内心鄙弃尘俗、傲视权贵的个性相一致。“青莲居士”以浓重的佛教色彩向我们揭示李白的佛教情结。佛教圣物莲花自天竺传入，跨越千山万水，竟在四川与李白结下不解之缘，不得不令人惊叹文化穿越时空的魔力。细细玩味李白诗歌中大量存在的印度文化意象，或可认为，李白是中印文化在文学上的伟大结晶，他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才诗篇再一次呈现巴蜀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珠联璧合。巴山蜀水毓养的天才诗人，在蜀地佛风炽盛的山水间，蕴涵着佛教纯净清洁的佛理，积淀成李白高蹈尘外的个性精神。在文学领域，巴蜀诗仙再一次与印度发生着时空牵连。
文明在发展的长河中，总是一边永不停歇地向前奔走，一边与其他文明发生碰撞和融汇，唯有如此，才能丰富自身的内涵，永葆生命活力。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明在交流中碰撞，在碰撞中交融，它们各自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来自另一地区的文明形态，在促成自身文明新发展的同时，也为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提供重要启示。文物无言，历史无声，古代巴蜀与南亚之间那段长达几千年的交往历史若能勾起今人穿越历史时空的无限遐想，进而引起更多的关注讨论，亦为本文所乐见。
巴蜀这个地域，过去曾有着“蛮荒”“闭塞”“偏远”的印象，但众多历史古址的发掘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光辉璀璨的文明古国形象，它与域外的交流早在三千多年前便已密切。仅与南亚地区的交往来看，古代巴蜀与南亚不仅在物产上互通有无，在宗教信仰上碰撞融合，甚至在语言文学艺术上也有不可尽说的牵连渊源。两大地域空间不同文化因子间互相激荡、相互借鉴甚至回流影响，共同塑造文化形态的生成与互融。两地既有广泛而深沉的交往历史，放眼未来，两大区域也会吸取经验，加强联系，友好往来，共同促进南方丝绸之路的和谐发展。*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4月14日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