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i Hirsch | 风险与麻烦：亚当·斯密的利润观与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文献来源：
Roni Hirsch."Risk and Trouble: Adam Smith on Profit and the Protagonists of Capitalism,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5, No. 1(January 2021), pp. 166–179.
作者简介：
Roni Hirsch，哈佛大学Edmond J. Safra族群中心访问研究员。
摘要
为了更好的说明全球性不平等的加剧，政治理论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利润？然而，当涉及到政治经济学问题时，理论家们往往以私有财产的概念为起点开始思考。我认为，这模糊了利润作为十八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类别（organizing category）的核心地位。基于生产和积累过程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利润取代了拥有财产的公民（proprietary citizen）和自然权利的主题，并产生了新社会急先锋，这些人主张的是愈加不公平回报。由此，本文认为应当注意将利润视为具有内在无限属性的危险当代敏感性认知。作为一种可行且稳健的替代方案，本文提出亚当斯密的利润观：将利润视为固定、统一的费率，它可以对商业活动施加生产性约束，形塑其特征，并通过广泛的分配其成本来抵御风险。
利润既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成功的标识，又是衡量其不平等的尺度。高额的企业利润与日益缩小的受益者群体一道，处于日益增长的全球不平等和对劳工、消费者和环境剥削等问题批评的中心。于是，本文认为我们没有对“利润”一词的明确认知。利润在技术层面的简单性是不言而喻的，即超过成本的回报，利润处于经济解释和规范反思的交集。我认为，为了理解利润，应当去探求“超额”的回报最一开始是怎么形成的，同时这些回报将由谁获得。
经济理论史中利润的定义长久以来是多样且不稳定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警示道，在所有经济学传统分支中，关于利润的理论一直在实现“一门合格的科学（safe path of a science）”上存在困难。因此，利润这一概念已被证明非常适合夹带和隐藏价值判断的因素（ideological stakes）。如韦伯认为的利润与（资本主义）美德和节俭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利润与对劳工的剥削有关，以及熊彼特那里的利润与企业家精神有关…这些分歧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然而，关于利润的普遍敏感性已在专家和公众中扎根。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和熊彼特等人的理论认为，利润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回报，是生产过程的纯粹“剩余”。利润被少数人获得，这是因其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或仅仅由于其所有者或股东身份而获得了回报。在这种观点看来，应使利润最大化，而不应有任何限制他们的内在原则。批评家充其量只能争论政治共同体可以施加的外部限制，而回避了在关于合法使用国家权力的辩论中考虑利润合法性的问题。
作为一种对当今体制极具打击性的反例，本文提出亚当斯密的利润理论：一种将利润纳入对资本主义剩余生产的系统性解释的早期但极具影响力的努力。斯密将利润定义为一种跨越不同业界的统一费率，它是所有商品之“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的一种组成部分—或是社会赋权的成本（socially mandated cost）。此外，为了适应经济进步以及更多普遍意义的“改进”，利润必须保持一定低位，它扮演着一种对商业决策的固定约束和一种塑造（商业）特征的重要因素。斯密还补充了两个常被忽视的利润下限：它们必须足够高以激励积极的资本使用并作为企业家投资的保证。因此，与将个人的风险投资与其获得利润的无限性的当代定义形成鲜明对的是，史密斯不仅将利润视为有限的收入分成（bounded income-share），而且将其视为一种社会风险分配机制（social risk-redistributive mechanism）。
斯密关于利润的解释揭示了所有利润理论中政治的、分配的和伦理的因素。我认为，利润的本质，作为一种合作收益的不均分配，促使人们反思才能（merit）、不平等以及价值的来源（source of value）。斯密的解释中对当代争论中最具价值的是其关于寻租（rent-seeking）的批评，与此相对的是他对基于才能的赢利（merited profit-making），以及他建构的关于社会和分配正义的框架。
首先，斯密的解释被发展为对私有财产，尤其是对古老的（贵族）头衔的批判，是对权威、财富和经济基础的解释。于是，找回斯密可以帮助纠正当代政治理论关于私有财产权的狭隘关注。正如我接下来将讨论的，应当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的长期合作过程作特征为重点关注对象。
其次，斯密式利润（Smithian profit）代表着一种介于“价值中立”的司法方法，优先考虑经济法规和一种基于一系列国家认可的理想原则，以及权利和义务三者的中间方法。斯密没有像一些学者暗示的那样提出一种关于不平等的纯粹机械的解决方案，或是在他的正义观中呼吁一种关于人是什么，以及什么是人应得的普遍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他将“机制”与人类互动的基本公平性以及集体繁荣的视野结合了起来。对于斯密来说，尽管有“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正当的获利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可以将个体寻求盈利的行为与普遍福祉之间架起桥梁的机制。此外，斯密的利润理论提供了一种细致的“预分配（pre-distributive）”正义程序—强调了不平等的经济来源，其中包括广泛的分配和分享经济风险。尽管斯密的观点深深根植于其十八世纪投票权极受限制的静态社会，他的分配原则却为当下实现更广阔范围的政治和经济平等铺平了道路。
财产与利润
私有财产在政治理论中长久以来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尤其是战后自由主义理论，在同时思考政治参与与经济正义的问题时。这意味着，特定的经济人（economic person），也就是独立的有产者（the independent proprietor），一直以来公开的或技术上是作为政治人（political person）或公民的原型形象出现的。尽管政治参与的财产要求早已取消（至少名义上），但有产公民（proprietary citizenship）的核心价值：独立，个人自主性和自治仍是霸权和排他性的。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一财产中心的（property-centered）观点在斯密的学术研究中也明显存在，都过于强调了独立（independence）而不是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并且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观点变得狭隘。而本文中详述的利润中心的（profit-centered）观点是对这一更广泛的社会正义议程的纠正和补充。
自洛克、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以来，财产的原则，无论是否明确的与政治权利相连，都大致遵循了以下原则：为了实现充分的自由并拥有有尊严的生活，个人必须保持其自主性和独立性，这要求其最好拥有一份归自己支配的排他性财产。建立在财产私有制之上的体系及其自由交换原则也假定个体之间存在平等的尊严：一种实现自主性和自我管理的平等能力，而不考虑社会中实际存在的财产分配不均。
财产中心论之局限性，在于其将自主性、独立性和理性或完美的自愿主义作为民主的公民身份的“自尊基础”的坚持。这些框架不仅面临给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制造物质和社会障碍的风险（通过将财产或自主性作为其前提之一）。其主要缺陷在于，它们模糊了资本主义合作的内在相互依赖性：它所要求的地位和权威上的不平等，以及所促进的关怀，相互责任和远见的美德。
斯密将盈利者（profit maker）与财产精英（propertied elites）区分，后者中最明显的是被斯密称作食利者（rentier）的地主群体。而盈利者则被斯密以其同工人之间建构的关系而定义和区分。与此同时，在这一框架中尽管财产没有被剔除，但其角色被根本性的改变了。它代表的不再是获得权威（authority）的权利，而是代表与其他生产过程中更必要的贡献者（劳动和企业）竞争，以获得的收入份额的权利。
历史情境
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是西班牙政府为了在美洲进行快速扩张所采用的一种间接统治模式。被赋予监护征赋权的监护人有权力从地方人口中汲取税收，但要提供地方的防务、并促进当地人转新天主教。在西班牙征服的早期，监护征赋制提供了一种将征服者和土著精英吸纳到殖民国家体系中的低成本手段。
但是对间接统治的依赖并不是没有成本的。监护人权力与自主性的膨胀威胁到了西班牙王室在当地的权威。西班牙王室早期集权化改革的尝试也都在地方精英的抵抗下告终。但在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第一个世纪，由于外来疾病对本地土著的袭击，殖民地人口损失了九成。人口的极速下跌使得地方土著反抗的风险大大下降了，而镇压土著叛乱是监护征赋制正当性的重要来源。随着人口的下跌，监护人从人口中榨取的收益也急剧下降了，许多地方监护人转向农业和矿业获取财富。自17世纪起，地方监护人逐渐被王室委任的总督(corregimientos)取代。总督的薪俸直接有王室政府开支，并且可以王室的官僚体系内部进行调动升迁。此时的总督也被称为是政府集权的关键代理人。
然而，墨西哥殖民地向直接统治的转向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在新西班牙（中墨西哥/墨西哥城）和新加利西亚（中北部墨西哥）监护征赋制在16世纪末期就几乎消失了，而在尤卡坦（东南墨西哥和尤卡坦半岛），地方人口并没有遭受剧烈的损失，监护征赋制也维持到了18世纪。
斯密的正义和剩余理论
流行观念认为斯密是放任资本主义的预言家，尤其体现在其“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中。然而，历史学家和理论家长久以来更强调斯密对全体大众的福利和启示。近些年来涌现了许多研究，致力于将斯密视为对商人和股份公司强有力的批判者，贫穷劳工的捍卫者，以及税收和管制的倡导者。我认为，斯密重新定义并反复强调的利润，将这些他关于正义的思考连接了起来。具体言之，利润使斯密将生产剩余的技术性定律与不同伦理和政治目标结合了起来：“进步”，一种去政治化的经济范畴，以及一种脱离了盈利者影响的政府。
本文同古今的斯密研究者一道，拒绝了将斯密经济学简化为一种“机制正义（justice by mechanism）”的形式，认为应当超越这样一种简单的结论，即斯密倡导一种纯粹的技术官僚式的途径，来处理由陡增的不平等造成的根本性道德问题—一种有“纯粹经济前提”的社会正义工程。我认为，斯密并没有将他对商业系统的全部支持都放在经常被（不准确地）称为“增长”经济学的东西上。他给改革开的处方也不能与他对精英人物，社会冲突和人类野心，尤其是对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渴望的分析分开。
尽管如此，利润是一种技术性结构（technical construct），是斯密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扮演三种主要角色。第一个是分配性角色：利润使得斯密从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之技术性问题转向经济不平等、权力不对称和风险的责任的政治和道德问题。第二个是诊断性角色：利润率反映了经济的基本健康，并负责再生产一个健康经济体引发的一系列集体性商品（collective goods），即富裕、和平和幸福。通过对合适利润率的关注，斯密阐述了他对繁荣的联邦（commenwealth）的构想，认为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摆脱市场支配和“俘获”的国家。第三个是构成性角色：它塑造了个人性格，以服务或阻碍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在整个社会传播理想和行为。尽管斯密的读者将慈善和独立作为主要的商业美德，但本文理解的重点是生产力的美德：前瞻性，计算性和节俭性。
斯密的主要创新在于他认为劳动力，尤其是被分化的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直接和唯一真实来源，而利润则是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和分配的主要途径。此外，斯密提出了一种“商品剩余”而不是重商主义者们聚敛的钱币。在他看来，国民经济有一个核心任务：增加可用于即时消费的商品。这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不只是“储备人们的衣食住行”，还包括为其提供“便利和娱乐”。最后，除了储备之外，社会还必须增加其资本：可再生产剩余（surplus）的商品。因此，斯密拒绝由盈利者塑造的重商主义教条，试图将利润恢复为资本主义机器的合法组成部分。
此外，在斯密看来，在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的概念下，剩余和利润是捆绑在一起的。剩余价值被至少三类不同的社会阶层生产和分享：劳工，盈利者和土地所有者（landowners）。每个阶层的报酬构成了商品自然价格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租金，土地成本，工资，劳动，以及成本和利润—而这是我将要说明的那样，正是属于雇主的“风险与困难”。供求原则在决定价格中是居于次位的：它有助于使市场价格接近自然价格。
自然价格反映了商品的真正价值。尽管对于斯密来说，劳工是所有价值的来源和衡量标准，但它不仅是价值的唯一组成部分。在有着被分化劳动力和私有财产的复杂经济体中，利润和租金同样是必要的。因此，斯密关于自然价格的想法表明，利润并不是这样一种利用特权地位以高于其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的主要市场现象。相反，利润是商品真实成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由社会维持和支付。
斯密理论工程的核心，不仅是一种分析式干预（analytical intervention）还是一种政治改革的蓝图，是旨在（实现）盈利者阶级的利益与政策和法律之间的分离。这是一种利润自身的重大转型：从功能强大的支配工具和租金提取工具到对商业决策的生产性约束。
利润和薪资
在斯密那里有很多盈利者的名称：商人、地主、农民，但最普遍且重要的是雇主。盈利者同时驱使劳工和资本，新的雇佣劳动关系使斯密主义的利润从其传统的语义环境（金钱的流动和所有身份的特权）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直接与生产和资本生产率联系在一起。
对于斯密来说，利润和工资既是收入的新形式，又都是价格的构成部分，但它们的区别至关重要。他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拒绝人们（甚至至今）普遍认为的利润是“监督工资”来区分利润与劳动工资。工资是根据所花费的劳动力确定的，因此是技能，时间和努力的一种功能（表现）。在斯密看来，尽管最低工资由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所决定，但工人往往获得了比此更高的收入。他对劳动报酬的详细解释刻画了劳动者的鲜明形象：（薪水）补偿了劳动者多年的技能获取，工作间歇期的不安，在社区中获得的信任和信任，或仅仅是工作的不愉快之处。
利润则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斯密提示他的读者，资本的使用缺乏这类“溢价”。运用资本没有独特的技巧，资本的持续或间歇性投资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也没有显著的信任作用。利润不为技能提供回报，而仅是给定资本投入的固定部分—投入越高产出的利润越高。斯密解释道，相较于更少的投资，劳动力和股本的雇佣者不会对更多的资本投入感兴趣，除非其利润能保持与其投资同等的比率。
更引人注意的是，斯密认为这种利润的比率在不同业界中是一致的，如果某些行业利润率显著的高于其他行业，那么人们会蜂拥而入从而使其行业利润率趋向于所有行业的均值回归。因而，各业界间的利润趋向于相同，而薪资却仍变化多样。
薪资的更大不平等凸显了斯密理论中劳动生产率的中心地位。除了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的社会学之外，统一的“普通”利润率乍一看似乎是泛善可陈的。但是，我认为斯密的利润观在此与当代存在明显不同：当代观念将获利视为不稳定，不可预测且高度个体化的—是个体的特权。相反，史密斯强调了利润的社会根源（和效用）。按照固定的统一费率，利润的成本在整个社会中广泛分布。
利润率决定并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健康状况，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以及支配经济政策的原则。因此，重要的是什么是正确的（利润）比率，以及实现该比率的体制手段。史密斯在这个问题上很明确：利润必须很低才能促进经济健康和稳步发展。斯密的逻辑从表面观之是技术性的：为了增加国民经济储备，国家必须增加其雇佣的劳动力。这便要求更高的薪资水平来实现劳动力的提升和再生产，而这是“任何国家繁荣最具决定性的标志”。他还认为，在一个自由交换的体系下，进步自身可以迫使工资上涨，从而使得利润保持较低水平。先进社会创造了一种对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通过迫使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来提升薪水，并提供再投资的途径。随着利润的下降，需要更多的初始资金来保持相似的收入水平，再次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并加强累进循环。
读者抓住利润政治和社会影响是正确的方向。首先，利润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和政治权力分配联系起来。工资和利润的零和博弈意味着收入部分是由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实际力量平衡决定的。此外，史密斯还警示了雇主的固有优势，他们可以更轻松地与同僚组织，隐瞒工作，靠积累的财富为生，并使用国家的工具来扼杀其反对者。因此，如果不加限制，它们可以牺牲工资来增加利润，并以指数方式提高商品价格（提高工资只会“按算术比例”提高价格）。相反，当进步和法律以劳动力为平衡时，增加的工资促进了总体繁荣，缓解了阶级紧张局势，并防止了这种情况。
此外，斯密的进步循环（progressive circle）理论将劳工阶级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等同起来，并将盈利者的利益与大众福祉相对立。对过高利润的担忧构成了斯密著名的对被盈利者“俘获”的政府之批判，以及其形象塑造的学说—重商主义，其规定了垄断和对自由贸易的限制。高利润是重商主义议程的一部分，而低工资被视为工人勤劳的关键。斯密进一步指出，高利润不仅损害经济利益，而且还会破坏良好的政府。这在股份制公司经营的殖民地中最为明显，那里的利润动机不受控制，再加上主权国家的统治，意味着对人民和自然的破坏。
只有在一个低利润的政权下，才可能实现“公共的幸福”。从这一层面说，利润率变得具有诊断性：对经济体健康（程度）的反映以及其改革的标尺。对于斯密来说，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比单纯的商品财富的增加或市场的扩张意涵更加广泛。除了增长之外（包括人口增长），低利润导致“改进”：个体状态的改进，土地的深耕与技术发展，和人际关系以及思想习惯的转变。在改善的所有好处中，没有什么比政治改善，保证个人的“自由和安全”的“秩序和善政”更为重要，而以前几乎一直处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并存在上下级人身依附的情况。
最后，利润作为统一比率调节阶级关系和集体福利的思想，有助于澄清史密斯对商人，股份公司和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性质。即它是对商业政治和市场力量不对称的批评，而不是对利益驱动的系统的批评。如果按照斯蒂蒙森（Stimson）的观点，在研究从自我利益到集体福利的机制时，“无形的手”应被视为一种隐喻，是一种想象的工具，我认为低利润率是这些隐藏的机制之一。它不是自发的和不受指导的，它要求对劳动力市场和国际贸易公司进行积极的监管，同时要求广泛地国内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化。
尽管利润将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它并不能被完全消除。引起读者较少关注的一个事实是，史密斯还提出了利润的最低限度。他的体系依靠利润的持续存在，促使他反思利润的合法性及其带来的分配结果，从不平等到新的统治形式。
利润和风险的再分配
自二十世纪以来，利润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企业家的个人冒险而具备正当性。关于利润和风险的关系早于斯密的时代，但这同当下的理解的区别是明显的。斯密认为，风险对于一种社会“秩序”来说，并不是独特的。风险的分配贯穿社会，其中最大的消耗寓于获得工薪者和消费者而不是盈利者。然而，风险定义了利润的第二个社会功能及其最低限度：利润不能低于其可以弥补雇主“一般损失（ordinary losses）”的值。换言之，是社会在肩负经济不确定性的巨大负担，而不是商人个体。因而，利润的另一个“分配性”角色是广泛的分配风险。
财富统治着斯密的（理论）世界，它不仅推动着经济发展，而且促使宗教和政治方案“减少不确定性并产生合理的期望，以确保自由和繁荣”。艾米莉·奈蔻（Emily Nacol）发现了斯密关于风险方案的二元性。一方面，个体化的冒险者对经济发现、拓展和交换至关重要。成功的冒险者们培育了一种警惕风险、计算审慎和广泛的信任和信誉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股份制公司还是在各种政治阴谋中捆绑在一起，冒险机构（risk-taking bodies）都倾向于以个人获利为名，扩大负面影响和纯粹的经济风险范围。她总结道，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风险使得斯密的方案只能诉诸于各种个体化冒险的美德。相比之下，集体冒险是一种社会弊端，被恶性的利润寻求动机所充斥。
然而在我看来，斯密描述的低而稳定的利润是另一种集体形式的风险管理，包括利息和工资。在斯密的核心定义中，利润的一部分充当了“雨天基金”，用以补偿雇主“每次使用资本都会造成的偶尔损失”。换句话说，所谓利润实际上是两倍，有时是三倍的（投资）回报，其中包含经营保险，纯盈余，有时还包括“巨灾”保险。因此，“一般利润率”是企业的集体保险，可促进稳定和可靠的个体（投资）期待。另外，利润组织了借贷方和雇主之间的风险分配。最后，整个价值和交换系统中存在风险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松地被探测并测量或隔离。斯密认为人们往往倾向于高估自己的（投资）才能而低估可能损失的风险，因而带有内置安全网的基于利润的系统将会是他对风险问题的社会（解决）方案。
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对于斯密来说，利润的第三种角色是“形成性”的，塑造了经济精英以及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精英塑造社会的规范、价值和机构。与斯密呼吁拆散盈利者的政治影响和市场权力类似，他的“资本主义”道德削弱了封建地主的“自然优越性（natural superiority）”。因此，尽管他对商人有着广泛的批评，斯密的道德称赞从低利润环境中萌发的商业美德，比如“秩序、可靠、精准以及对细节的勤勉关注”。
低利润塑造了对自由贸易系统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急先锋。斯密是封建统治和依附关系尖锐的批判者。然而他并没有倡导一种广泛的公民身份或社会流动，尽管他强调独立的心智习惯的重要性，“尤其要摆脱迷信和偏见”。斯密经济学也没有假定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互相依赖，或我将要展现的，工人通过其他方式继续服从雇主的权威。因而我在本节关注的资本主义美德不是“独立”而是生产率（productivity）。
斯密的系统的利润率塑造了这样一些角色。相较于“固定”，“流动“资本的优势，其形式不断变化但保持低利润率，这要求“以利润为生”的人们的高度关心和关注。斯密列出了四大类盈利者：农民，制造商，商人（或批发商）和零售商。包括商人在内的所有四个类别都具有相似的美德。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并普遍缺乏公众意识，这些人负责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这是一个国家的商品财富。
长期的低利率会产生有远见，节俭和有计划的（商业）性格。正是这种微薄的利润率，而不是土地的私有制或等价物之间的自主的市场交换，发展维系了斯密的商业体系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美德。因此，并不是传统的共和主义者理想中的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对私有财产进行自我管理，才使该国成为最大的经济希望之地。正是城市的精神，即有才华的商人的“吝啬”，“入侵”了这个国家，才使得其丰富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斯密澄清道：“以利润改善土地，就像所有其他商业项目一样，需要精确的关注小额储蓄和小额收益”。
利润塑造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与封建精英和自由贸易体系中残余的食利主义者截然相反。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美德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方式反映出，（新精英阶层）是具有广泛特权和权威的精英。在他的经济学以及他的伦理学方面，斯密非常强调对目标和人的钦佩在塑造人类理想和行为方面的作用。
当人为地（过度）增加利润时，商业精英会表现出旧贵族的特征，即铺张的支出和对奢侈与奉承的嗜好。但当利润很低时，人们可以想象到以利润为生的经济精英不仅可以充当更好的榜样。而且对于斯密而言，它是一种专制性更低的权力，至少部分地植根于“个人资格的优越性”，特别是那些基于“审慎，公正，坚韧和适度的思想”的人。
通过关注精英的特征和高额利润的不利影响，斯密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这是一门将伦理学，政治学和自然法则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利润作为个人修养的工具，也是斯密对私有财产和聚敛金钱的财富观念的最后一击。相反，斯密体系前景中的新主角主要是赢利者和劳动者，他们通过雇主与雇员身份被绑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中（尽管相距甚远）。
结论
鉴于当代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警告，斯密为赢利的辩护似乎过时了，但其实它与此紧密相连。斯密必须捍卫他所处时代的利润驱动型体系，一是针对其批评的捍卫，二是对自身的捍卫，因为利润被一个政治上精明，社会上有实力的盈利阶层所滥用，其利益推动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殖民化。斯密提出的解决方案，既保留了利润，又从根本上进行转化，这虽然相对保守，但它是全面的而且符合他的政治渐进主义。在他对企业家的激进主义观念看来，利润是重要的激励因素。它促进了投资，使人们和企业得以开展工作，创造了大量的消费品库存。它不仅通过实现个人收益，而且通过提供安全并广泛分配商业风险来做到这一点。
但是，斯密式利润和采用它的古典和新古典传统的显着特征是它的纪律调节能力，它既起到激励作用，又起到约束作用。一方面，利润有其规律性及有限的范围，另一方面，它又是重要的经济杠杆。利润保持在低水平，利润促进了更高的资本积累以及更高的（实际）工资。他们维持的“进步状态”是物质和道德改善的关键，最终导致了更好的政府和更合法的权威。它还塑造了一种节俭、前瞻且大胆的资本家，以及斯密认为的类似的灵巧工人，这预示着韦伯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故事。尽管低利润是“自然的”，但必须通过正确的政策来保护它们，这些政策应将自由市场和对商人的政治约束相结合。与奈特（Knight），熊彼特（Schumpeter）或弗里德曼（Friedman）的20世纪观点不同，斯密清楚地概述了对合法利润的限制。
自斯密以来的经济理论对持续（过度）使用利润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工业化，公司合并和金融化已使利润成为加深不平等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杠杆和纪律调节力量。然而，同样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商业世界中无处不在的利润意味着它必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经济辩论的主要阶段。当这样做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它与致力于社会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经济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换言之，尽管我们可能希望完全取消利润，如马克思等所要求的，但保留利润作为重要反思和结构转型的场所仍然有重要的原因。
利润与所有权的特权不同，它是生产性约束，这一思想应该在许多领域引起当代辩论。首先，从利得税到商业道德，是一个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理想利润的想法，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激励结构，特别是在涉及股东至上的概念时。其次，较低但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利润可以用作反托拉斯法的替代基准，取代诸如消费者福利之类的模糊标准，并保护较小的企业免受破坏性竞争的侵害。第三，将利润理解为剩余问题的一部分，可以改变我们衡量不平等的方式：通过系统地比较收入，静态财富和GDP增长（如Piketty等人所做的那样）。更重要的是，将负责盈利的劳动力市场确定为营利组织可以通过“预分配正义”（pre-distributive justice）来改变我们纠正不平等的方式。最后，通过争取更稳定的回报，利润可以再次成为风险管理的工具，而不是激励人们的无节制冒险，这一问题在不断发展的金融部门尤为严重。
经典经济学专门研究进步，改进以及剩余的再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它们从完全社会角度来构想利润。因此，除了改变利润的任何政策含义外，利润首先是思考物质，社会和政治不平等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斯密容忍了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但是，他关于与劳工联系在一起的利润观念，以及对提高市场支配力的要求，应该在彻底民主的背景下为我们关于极端不平等的讨论提供参考。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斯密来解释封建制度的缺陷和自由交换的优点。斯密有助于说明当资本主义失去对不平等的主要动力-利润的控制时，资本主义会如何重新建立封建主义的主要统治形式。
编译：卢乃杰 审校：赵德昊 编辑：张天一
你在看政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