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不知疲倦的书籍猎人

书籍，还会有未来吗？

当亚马逊电子书第一次出现时，很多人感到困惑，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但当网络综艺、抖音、Vlog等更多新鲜娱乐深入年轻人的生活时，我们似乎一下陷入了沉默。

“我活在书里，为书而活，以书为生，与书共存。借由书籍，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之外还存有其他世界，第一次想象成为另一个人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第一次经历作家的声音进入读者脑海时所产生的紧密关系。”

“书痴”朱利安·巴恩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生于上世纪中叶，成长在一个教师家庭，从抚摸父母的书架开始，他拥有了完整的阅读生涯。

阅读书籍，收藏书籍，能带给人怎样与众不同的幸福感？我们从巴恩斯的坦诚回忆中，一起慢慢寻觅，体会生活的微妙、悖论、欢乐、痛苦和真理。

我的书痴人生

朱利安·巴恩斯 / 文

baiya / 译

我活在书里，为书而活，以书为生，与书共存。

近些年，我有幸能够靠书糊口。借由书籍，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之外还存有其他世界，第一次想象成为另一个人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第一次经历作家的声音进入读者脑海时所产生的紧密关系。也许，我是幸运的，在我生命的头十年里，尚不存在来自电视的竞争；而当家里终于有了一台，它也受到我父母的严格控管。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因而敬惜书本及其内蕴的东西。我们不去教堂，而是去图书馆。

巴恩斯与译林版作品

我的外祖父母也是教师。外祖父有套邮购的狄更斯，还有部约三十卷的红皮小开本《纳尔逊百科全书》（Nelson's Cyclopaedia）。我父母有更为上乘和更多样化的书籍，而且，在晚年，他们成了弗里欧书社（Folio Society）的会员。在成长过程中，我猜想所有家屋都置了书籍，我以为那再正常不过。而这也很正常：书籍可用于学校学习，可传递和核验信息，也可在节假日期间娱心乐智，它们因自身的有用性而受到重视。我父亲收藏了“《泰晤士报》第四社论”（Times Fourth Leaders）；母亲可能喜欢一位叫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的作家。他们书架上还存有父亲1921—1925年在伊尔克斯顿郡学校获“综合精熟奖”或“综合卓越奖”而得的奖品，那是些皮革装订的书：《英国散文萃编》（The Pageant of English Prose），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诗集》（Poetical Works），凯瑞（Cary）的《但丁》（Dante），利顿（Lytton）的《最后一位男爵》（Last of the Barons），查尔斯·雷德（Charles Reade）的《修院与炉边》（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

但这些著作都没能激发起孩童时我的兴趣。在性意识萌生的年纪，我第一次着手探索父母的（以及外祖父母和哥哥的）书架。外祖父的书房不难捉摸，除了约翰·马斯特斯（John Masters）《宝华尼车站》（Bhowani Junction）的一两个场景；我父母有威廉·奥尔彭（William Orpen）的带若干重要黑白插图的《艺术史》（History of Art）；而我哥哥拥有一本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的《萨蒂利孔》（Satyricon），这本书是那会儿家庭书架上最抢手的。罗马人肯定过着一种比我在米德尔塞克斯郡诺思伍德地区所目睹过的生活还要放纵的生活。宴会、女奴、狂欢，诸如此类。我好奇哥哥是否注意到他的《萨蒂利孔》没过多久就有些脱页了。愚蠢的是，我以为他所有的古代典籍都有类似的情色内容。在乏味地读了很久赫西俄德（Hesiod）之后，我才断定情况并非如此。

本地商业街上有家我们称之为“书店”的商铺。实际上，它是个饰品店加文具店，带个楼下房间，大约一半用于陈列图书。其中一些书颇受人敬惜，包括“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以及企鹅、潘（Pan）旗下的虚构作品。某种程度上，我那时以为这些就是世间全部的书了。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公共图书馆里还有不同的书，而学校里也有书，它们又是不同的；但就更为宽泛的书籍世界而言，我以为，这个小小的样本具有某种代表性。间或，在别的市郊或市镇，我们会去一家“真正的”书店，通常都是WH Smith的分店。

WH Smith 网店

只有获得了学校奖励（我曾在伦敦市念书，之后，又在紧邻黑衣修士桥的维多利亚堤岸就读），你的书源才可能变丰富。获奖者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书，当然通常都要受父母监督。然而，从某种角度看，这又是一次窄化而非宽化的演练。你只能在南岸办公大楼一个陈列室（这地方有点神秘，但功能齐备）可供选择的书里进行挑选。我后来才发现它是WH Smith的另一部分。这里的书有分量、有价值，是那种被推崇而非永不会被阅读的类型。学校给你的奖励具有特别的价值，你选了本达到奖励额度的书，然后它从你视线里消失，再次出现是在市长大人出席的颁奖日，盛装打扮的伦敦市长亲手将它交给你。这时，书的前衬页上粘了张描述你成就的贴页，而布封上压印了烫金的校徽。我几乎记不得在父母指导下我都乖乖挑选了什么。但1963年我赢得了莫蒂默英语奖，那年我十七岁，我一定独自去了那个一本正经的贮藏所，在那儿我找到了（这是谁的疏忽?）一部《尤利西斯》（Ulysses）。我仍旧记得，市长大人戴着防护手套把这部臭名昭著的肮脏小说递给我时，他不悦的脸。

“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尤利西斯》

曾因部分情节在美国和英国遭禁

至此，我开始认识到，书超越于功利、信源、教诲、愉悦或娱乐。首先是拥有的兴奋和意义。拥有某本你自己选的书就是界定你自己。而这种自我界定必须在物理层面得到保护。所以我会用透明的法布伦（Fablon）包我特别喜欢的书（必定是买得起的平装本）。不过，首先，我会以新近习得的斜体书法在内封边上写下我的名字，用蓝色墨水书写，再用红色墨水加下划线。然后，裁切法布伦，将其封套，这样一来还可保护标示所有权的签名。其中一些书，比如大卫·马加沙克（David Magarshack）的企鹅版俄罗斯经典译本，至今仍搁在我书架上。

自我界定是一种魔力。接着，我被慢慢引向另一种类型的书：旧的、二手的、非新书那类。我记得奥登（Auden）的一行诗，其初版保存在一位邻居的玻璃书柜里。此人是位男性，而且，他其实几十年前就结识了奥登，甚至还跟奥登一起玩过板球。这些事实在我看来令人惊讶。我从未见过作家，也不认识任何结识作家的人。我可能在电台里听说过一两位，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两位，也就是在那档叫“面对面”（Face to Face）的采访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的节目中。但我们家与文学最接近的联系却是这样子的：我父亲曾在诺丁汉大学读现代语言，教授是欧内斯特·威克利（Ernest Weekley），他妻子跟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跑了。哦，我母亲曾在伯明翰车站的月台上见过奥利维亚·曼宁（Olivia Manning）的丈夫R. D. 史密斯（R. D. Smith）。然而，有人曾结识这个国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还拥有诗人作品的初版。此外，这些书还以其诞生之初的形态含纳了奥登无声的回响。我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魔力，而且也想拥有一些。所以，我从学生时代起，就不只是书籍使用者，还是书籍收藏者，而且我发现书店并非都归WH Smith所有。

接下来的十年左右（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我成了一个不知疲倦的书籍猎人，驾驶我的莫里斯旅行者（Morris Traveller）去英格兰的集镇和大教堂城市，载回以远超阅读速度的速度购买的书。那时候，大多数具相当规模的市镇至少有一家大型而悠久的二手书店，常常可在大教堂或城市教堂的阴影中寻见。就像我记得的那样，通常你可以就在外面停车，想停多久就停多久。无一例外，这些店铺都是独立经营的（有时店前会选放一些新书），在其间，我立时感受到家的氛围。打一开始，这气氛就如此不同。这里的书看起来很受重视，并成为延续性文化的一部分。

至此，相较于新书，我可能更中意二手书。在美国，二手书被轻描淡写地称为“先前拥有的”（previously owned）。但所有权的这种延续恰是其魅力的一部分。一本书向一个又一个人、一代又一代人解释这个世界；不同的手举起过同一本书，从中汲取的智慧，有时相同，有时不同。旧书显露了自己的年纪，它们有狐斑，就像老年人有肝斑。它们也很好闻，即使在散发出卷烟和（偶尔）雪茄的臭气时。许多旧书里可能会冒出些气味刺鼻的过了时效期的东西，比如旧时出版商的公告，以及旧书签。

因此，我会开车去索尔兹伯里、彼得斯菲尔德、艾尔斯伯里、绍斯波特、切尔滕纳姆、吉尔福德，进入后面的房间，只要可能，便锁上库房和贮藏室的门。在悉心陈列精美装帧之书的地方，或在非常清楚库存中每本书之价值的地方，我并不怎么自在。我更欣赏一家店的民主性混乱（democratic clutter），其库存大致有序，而且可以讨价还价。那些日子里，即使在出售新书的店内，也不存在现代中央管理部门强制实行的极速库存周转。如今，一本新的精装小说的平均在架期（假定它可以第一时间上架）是四个月。然后，书会被搁置在架上，直到有人买走；或者，它们可能不情不愿地被放到特价销售区；抑或，被送至二手书部门，它们可能会在那里连续待上好几年。那本你买不起的，或者不确定真正想要的书，第二年你再回去看，它往往还在那儿。二手书店也过气作家上了一课。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休·沃尔波尔（Hugh Walpole）、多恩福德·耶茨（Dornford Yates）、利顿勋爵、亨利·伍德夫人（Mrs Henry Wood）——他们的书会在那儿待上很久，等着风尚再次轮转。但转向很少发生。

我饥渴地购书。回头看，我认识到这种饥渴其实是一种匮乏状态（neediness）：好吧，藏书癖（bibliomania）是种已知的病症。购书肯定花掉了我半数以上的可支配收入。我购置了我最敬佩的作家的初版书：沃（Waugh）、格林（Greene）、赫胥黎（Huxley）、达雷尔（Durrell）、贝蒂曼（Betjeman）。我还入手了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们（比如丁尼生[Tennyson]和布朗宁[Browning]）的初版书，但我都未读过，只因它们看起来十分便宜。现在，我在我喜爱的书、我认为自己会喜爱的书、我希望自己会喜爱的书和我不喜爱的书之间进行了区分，但我认为未来时日里自己将难以辨别这条分界线。

目前，书籍收藏完全被互联网改变了。实体书和实体书店所承受的压力巨大。我最新的一部小说，在书店里买要花12.99英镑，如果在网上买，只花大约一半的钱（还包邮），而下载Kindle版仅需4.79英镑。经济问题似乎无可辩驳。但幸运的是，经济问题从来没有完全抑制住阅读或购书。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对纸质书的未来感到悲观：

在那个不可思议的未来，

我已死，那时谁还读书？印刷的书页

只是五百年的短暂奇迹……

我更乐观，无论是关于阅读，还是关于书。未来，正如过去一样，总会存在非读者、坏读者、懒读者。阅读是多数人掌握的技巧、少数人精通的艺术。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缺场的作者和陶醉的、在场的读者之间精确、复杂、微妙的交流。我也不认为电子阅读器会完全取代实体书，即使它的确已如此数字化。你手上每本书感觉起来和看起来都不同，但下载的每本Kindle版电子书感觉起来和看起来都完全一样（虽然，也许电子阅读器有天会含纳一个“嗅觉”功能，点选该功能，可使你的电子版狄更斯小说突然散发纸张受潮、狐斑和尼古丁的臭气）。

书必将存活下去，书店亦然。书必将变得更值得拥有：并非奢侈品，但设计精心，吸引人，使我们想要拿起它们，购买它们，将它们作为礼物，保存它们，考虑重读它们，晚年仍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遇逢其内在的那个版本。

美国作家、业余藏书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曾说过：“有些人认为生活是事物，但我更喜欢阅读。”初次碰到这句话时，我觉得它很诙谐，但现在我发现它——跟许多其他的格言一样——只是个油滑的谎言。生活和阅读并非分离开来的活动。这种区分是错误的（正如叶芝想象在“生活美满和工作完善”之间作出选择一样）。

当你读一本好书时，你不会逃避生活，而是更深入地探索它。表面上可能有逃避之嫌——进入不同的国家、习俗、言语模式 ——但你实质上在做的是进一步理解生活的微妙、悖论、欢乐、痛苦和真理。阅读和生活并不分离，而是共生。对于想象力发现和自我发现这一严肃的任务，世间存有一个象征物，且仍是一个完美的象征物：纸质书。

本文译自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2/jun/29/my-life-as-bibliophile-julian-barnes

有所删节

朱利安·巴恩斯（1946— ）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参与《牛津英语辞典》的编纂工作，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家。

“睿智”是巴恩斯作品的一贯标识。他以突破性之作《福楼拜的鹦鹉》入围布克奖决选，并于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赢得大奖，同年获大卫·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入选美国文学艺术学院，成为外国荣誉成员。2017年荣获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本期编辑：西子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