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哲学为什么会迷失于清晰的方法论

许多人，不学哲学还好，学了哲学，反而会在日渐清晰的方法论中走向迷惘，因为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说的是哲学同时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同时领会清楚，才算真懂哲学，偏取其一，就是知行不一。

如果世界观是知，方法论是行，那么哲学就是严格知行合一的，是为知行合一性。

因为知易行难，所以哲学从来难学，就是因为知的目的服务于行，所以爱哲学就是爱生活，所以理想的哲学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最准确反映，所以理想的人生注定离不开最正确的哲学指导。

反之，非理想的哲学就成为实质的伪哲学——因错位于世界观，尚处在进行时当中的一切哲学都很容易堕落成局部有效的方法论——这样一来，人即便真爱那些伪哲学，也很难活出真正精彩的理想人生，于是演绎了众多战斗人生的悲喜剧。

因为世界观缺乏明显的终极性，所以一切旧哲学都因方法论的便宜而助长了人的功利心，所以旧哲学一直不能自圆其说于伪善的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横行的尴尬，只能被动等待被常识化的哲学来颠覆之。

实际上，哲学化于学习世界观，其行为本身也是行，而方法论本身也是知的一种，所以从一贯提倡知行合一的角度，中国传统文化才是真正高明于周全的哲学思想。反之，因为缺乏抛弃上帝的主动性，所以西方哲学在潜意识里陷入了不可知论的陷阱。

中国传统哲学虽然也有“道可道非常道”的不可知论嫌疑，但道之于中国人，与西方的上帝具有同样的本体色彩，只是中国人普遍将道内化于生活，无须像膜拜上帝一样对待道，从主体性角度，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色彩更浓，发掘得好，就可能是主导哲学自身走向完成时的新的文明比较优势。

既然哲学的知与行没有本质上的对立，为什么学起来却那么难以统一呢？那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类文明的主观性决定的——人的主观社会性本质决定，人在潜意识里一直过的是延续自兽的集体生活，也就是用集体生活维持每个人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最大化显然靠全体人齐心合力才能维持，可惜因为没有天敌的威胁，同时资源又极度匮乏，加之分配机制的扭曲，于是人的意识开始普遍违背了自己的初心——潜意识的集体性——于是人开始了注定生而分裂的人生旅程。

人基于自私心理的内在思想分裂，可以从无私的社会性动物群体生活中比对发现，这说明，从人之初的自我意识诞生开始，就决定了人的意识人生必然分裂这一结果，而列宁说“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就有自主调和这种内在分裂的要求在里面——人的主观能动性一体两面于人生，一边让人分裂，一边又开启了主动弥合分裂的过程。

人心分裂却要用改变世界来调和，这是哲学认知的难点所在，因为人心分裂使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对立开来，但人类文明却从来都包容于自然文明，就像人从来活在道之内，而不是之外，这就叫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对立中统一，在统一中对立，正确的哲学认知必须以认清其中的同步性为基础，这当然也是“分是为了更好地合”的认识论基础。

人生既然是一个主动认知的过程，人不成熟的主观社会属性决定，人的生活本应该以理性的精神人生为主，但由于资源匮乏和分配机制的扭曲，没有了天敌的人纷纷热衷于追求感性的物质人生，于是本末倒置的人类生活只能靠漫长的哲学史来渐进纠正。

人本末倒置的是什么？表面上是理性的精神人生和感性的物质人生，实际是人性因分裂生出的善与恶两个极端心理——人之初之前，人的祖先是兽，没有善恶观，但人会主观地定义其为集体而活的行为为善。

正因为如此，所以老子才极力推崇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的境界，然后在洞见这两种境界中预言天人合一的美好人生。现在看，天地不仁是世界观的最高标准，圣人不仁是人生观的最高标准，所以中华文明因注重修身而在整体文明程度上一直占据人类文明的高位。

哲学史一直按照逻辑的内在规定性在演绎，不成熟的哲学也一直指导人类文明艰难地取得进步，从来少有人会在公开场合主张自私的天然合理性，这就是道德在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对人的普遍约束。

人之初以后，开启的是有意识的道德人生，这时人的集体生活外有天敌，内有生存资源的窘迫，所以人的道德人生表现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层面双重的善——原始共产主义的和谐。

这种双重的善止步于物质的相对过剩，因为这种进步一方面启动了人性贪婪的主观之恶，一方面又使规避天敌的客观生存环境得以大为改观，这反过来也同步助长了人的自私与贪婪，所以人彻底抛弃了延续自兽的至善境界——人类的集体内部和谐被破坏，因为人的自私与贪婪的主观意识的压抑，人的社会性意识弱化，更多变成了潜意识。

旧哲学的最大无奈在于，至今无法让人足够正确认清自己的潜意识——有认识，但不足够——所以许多伪哲学会以普遍的自私为名，定义人性本恶。

更可悲的是，这等基于无知而导致的本末倒置式认知，不但至今未得正本清源，反而以主要的立法原则日益占据人类文明主流，这说明人类社会越来越扭曲。

不过我倒不纠结这种扭曲的严重，因为我深信物极必反的道理——人类这种集体性扭曲得越严重，说明距离人类集体终极反思的时刻也不远了——因为这种集体性扭曲占据文明主流始于近代，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现代科技的暴发式发展，而诱发科技暴发的原因恰与西方文明极端迷信上帝相关。

这其中，我们要看到的是，因为极端迷信上帝，所以错失哲学整体性的西方哲学物极必反地触发了现代科技。反之，中华文明却因过早感知哲学的整体性而固步自封于保守。

不要忘了，人类因哲学进步而代表的文明进步只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所以在由现代科技暴发诱发的新一轮文明进步高潮中，同样因为哲学整体性感知能力差别，曾经进步的西方文明开始保守了，曾经保守的中华文明开始重新发力于对哲学整体性的重新认知了——这种进步与保守的换位悄然发生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最终实证于中华新文明对世界发展格局话语权的拥有（哲学不是不能实证，只不过周期太长而已）。

经过这样的分析，相信人会在清晰的方法论中迷失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希望从此说我是在自相矛盾中胡说八道的人会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