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老师

对我高中阶段的语文老师汤瑞祥，最初我的感觉并不太好，因为初二时发生的那起与化学老师有关的试卷事件，他对我表现出的不屑态度，也因为他是一个相当机灵、就个性来说与我自己截然相反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因为我发现，他虽然机灵，但不失敦厚。

汤瑞祥是学中文的，可后来也教历史，并且在本地教历史的老师中首屈一指，名声在外；又比如说，他还拉得一手好板胡，手风琴拉得也很不错，因此在学校音乐老师暂缺的时候，他甚至代过我们的音乐课。再比如说，他上的语文课，课堂上常常是笑声连连，在不知不觉中45分钟就过去了——他语言幽默，又很会掉包袱，口才极佳。我以为，他这人，天生就是做教师的料。

我之所以说汤瑞祥老师敦厚，是因为与我们这些他昔日的学生的交道过程中，他总是相当大度与厚道。

1981年，我从通州师专毕业后在一所农村中学任教。这所学校有个戴帽子的高中班，学校让我兼教这个班的历史。尽管说文史不分家，我一个学中文的教历史也不能说不可以，但这个班将来可是要参加高考的，责任自然非比一般；同时，不能不承认的是，在当时，对我来说，无论是我肚子里的货色——有关历史知识的积累，还是课上的手段——历史学科的教学方法等都十分欠缺。我因此便在当时学校的校长，也是汤瑞祥老师大学时的同学顾汝南的建议下，去向已经在地方上教历史教出了名的汤瑞祥老师求教。是他耐心地一五一十地把他教历史的心得说给我听，让从此我多少摸到了一些门道，心里也有了底。

不过后来我意识到，去母校向汤瑞祥老师求教两手空空并不是很合适，至少该表示表示意思。而“送礼”、“走后门”、“老关系”之类，那时也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像我这样“空口说白话”，被求教的一方依然无比认真，真的很少见。

还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地方上准备办一份报纸，面向全社会招聘编辑记者，我也想试试，看有没有通过改行而改变命运的可能。但是，作为教师要参加招聘考试，需要教育局同意才行，但当时教育局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大概是担心在此过程中出现人才流失。为此，我找到了汤瑞祥老师，看能不能通过他解决这一问题——他跟教育局主要负责人曾经是同事，对方担任校长时，他是副校长，并且还住同一单元。因此，我以为或许他们能说上话。这次，我没有空手，带了两条香烟过去。可这两条香烟最终却没有能够送出去：汤瑞祥老师表示，这个忙不违反原则，他可以帮，但香烟绝对不能收。至于为什么不能收，他没有说明，但我想或许是他不愿让纯洁的师生关系因此变得庸俗。

因为汤瑞祥老师没有收下香烟，我妻子一度对汤瑞祥老师会不会帮忙有些狐疑。然而，过了两天，汤瑞祥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是教育局正式出台了政策，允许在职教师参加此次地方报社的招聘考试，让我赶紧去报名。

事实上，汤瑞祥老师不只是对我，而是对所有的昔日的学生都非常大度和厚道，对于这些，我的高中同学可以说有口皆碑。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同学中，居然有一位利用了汤瑞祥老师的这一“弱点”，涮了他一把——借了他几万元钱，但却是“有借”而“无还”。而我以为，即便如此，假如日后有学生求助于汤瑞祥老师，他一定还会这样做——也未必是他不够聪明，或者没有记性，而是一个人的个性使然。

这样的老师，做学生自然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