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荐读】三月里的思念.写在父亲辞世18周年、母亲辞世15周年/马誉炜
在部队工作的那些年里，父亲与我的联系主要靠书信。转眼父亲已经故去18年了，他留给我的那些书信也有些泛黄了。如今每当我想他时，总还要从书柜里把这些用繁体字写的书信拿出来，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仿佛又回到了逝去的岁月。
我和四弟与父亲在一起 摄于石家庄
父亲的信，每每读起，都会让我感到眼睛一阵阵发热。从我当兵到成为团职干部，父亲给我写的信，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而当我任师职干部以后，也许是由于家里有了电话，间或父亲也渐渐地老了，他就没有再给我写过信了。
一个阶段是当兵之初那会儿。我到部队接到第一封家信，就是父亲写给我的，他写道：“你那天走后，你娘还是有些不放心，躲在屋里抹眼泪，她多是担心部队生活太苦太累，你是不是会受不了。我就对她说，人家的孩子受得了，咱三儿就没问题。年轻人，有机会参军到部队摔打锻炼，没坏处。更要看到这是很好的成长成才的机会。咱们这个家你们六个兄妹，应该有人去保卫祖国，报答共产党的恩情。这也了却了我久有的一个心愿。要信心百倍，吃苦耐劳，苦练本领，干出个样儿来。千万不要稀里糊涂、晃荡两年就回来。”父亲的信里都是鼓励的话，使我感到关心与温暖，也感受到动力和压力。
五弟兄和妹妹一家与父母在一起
参军第一年的七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我随部队上了抗震救灾一线，到了灾区，通讯中断，好长时间无法与家里通信。后来，连队转来父亲寄往清风店营房的信，信里说：“估计你是去唐山救灾了。国家有难时，子弟兵应该挺身而出。家里都挺好，甭挂着。全力以赴完成好任务，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又过了些日子，父亲突然从老家辗转来到唐山，找到了我们连队的临时驻地，他是带领老家水利局组织的工程师和民工，支援唐山丰南恢复水利设施来了。为了看我，他提前两天来到唐山，四处打听38军救灾部队，费尽周折找到了我。那天白天，连长指导员和排长班长都给父亲说了我到部队后特别是抗震救灾的表现。晚上，父亲就睡在帐篷里我的铺上。临别时，他对我说了许多的话，主要是当兵后干得不错，不要骄傲，保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干好工作。
父亲从唐山回到老家后，很快给我来了信，说把我在部队的情况跟娘说了，都挺高兴，为自己的儿子关键时刻能为国家出力感到自豪。嘱咐我一定要善始善终，出色完成好各项任务。我回信时也把自己在唐山抗震救灾火线入党、并荣立三等功的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能想象到远在家乡的父母接到我来信时那种激动和高兴。
与父母团聚时，我和大哥二哥高歌一曲。
父亲写信多的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奉命随38集团军侦察大队赴老山前线执行防御作战任务。那一次，父亲挂念的程度肯定要比唐山救灾时更烈。从他写往前线的一封封信中可以读出父亲始终处在矛盾中：有想让我冲锋陷阵，在战场上多为祖国和人民立新功的期盼，也有战时枪子不长眼睛生怕儿子有闪失的担心；有相信我关键时刻不会打退堂鼓的自信，也有怕我因牵挂大家小家产生畏难犹豫情绪的忧虑。在写往老山前线第一封信中，父亲写道：“这次你去前线，对个人刚刚建立的小家庭是不利的。这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当兵就得准备打仗，枪一响就会有伤亡。害怕担心也没有用。对你来说，更要看到是一次严峻考验。这是接受锻炼的良好时机。应轻松愉快，信心百倍，提高勇气，挺身而出”。父亲的信，不亚于参战的再动员。此后，我在前线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父亲的来信。那信一般写得都不长，除了询问我的工作、安全情况，就是给我念叨家里的事情。从他和母亲的身体情况，到哥哥工作状况和弟妹的学习情况，就连邻居家生孩子、家里养的牛有犊儿了，父亲都一一相告。那年春节前夕，父亲写信告诉我说：“乡里召开前线家属会了，共五户。逐户问到生产、生活等方面情况，有何困难？要求各户家属都往前线去封信，以免牵挂。最后每户给了一袋‘辽河尿素’化肥，价值30多元，有力地支援了生产。我参加的会，并没有提什么困难问题，也不要求经济照顾，乡的意见就这一户军官，与其他军属一样吧！”信的末尾，父亲写道：“在前线肯定是任务艰巨、复杂，但你正是年富力强，应清除一切私心杂念，勇敢应对挑战，做出优异成绩凯旋。这是父母在家中时时挂怀的想法。父自豪地认为虽然现在五子实难比拟，而难比的出现可能还在后头哩！”父亲的信，犹如一面催征的战鼓，一直在后方起劲儿地擂着，让我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前线也丝毫不敢懈怠。
我在老山前线凯旋探家时父亲写下的条幅。
父亲写信多的还有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团政治处主任调任军区干部部调配处长以后。信里总是叮嘱我谨小慎微，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与领导处理好关系，公平公正地办事。与以往不同的是，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父亲写信时，末尾总是要盖上他的红手章。后来我探家时问起他，父亲说，你现在位不高但权重，有许多人都辗转找到家里来，什么调动啦、考学啦、提职啦，我怕有人打着我的旗号给你写信，所以不见到我的章子，都不要轻信。高处不胜寒。办一件事儿，应三思而后行。不要让人指脊梁骨，要想到有人秋后算账。啥时候也不要翘尾巴。
从一个普通士兵到团职军官的那些年，经历的坎坎坷坷可谓不少。但父亲这些接连不断的书信，好像我前进道路上的拐杖和依靠，又像航程中的航标灯，一直指引、照耀着我前行的路，给了我无限的情与爱。后来，尽管父亲不再写信了，再后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再也收不到他的书信了，但我始终觉得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激励、鞭策着我，清晰而又真实地感受到伟大的父爱。
父亲写的那些家信，每每读来，都让我感到一阵阵眼睛发热。
母亲属牛，生于1925年农历2月27日。倘若在世，今年96岁，正是本命年。
属牛的母亲，多像一辈子忍辱负重拉车的牛呵——
母亲3岁上没有了娘，10岁上失去了爹，到13岁时她身边唯一的亲人爷爷也突患疟疾去世了。母亲跟着她的堂叔叔生活了几年后，草草嫁到外乡一个在外当兵的人家里。一直守着空房，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长得什么样。听母亲说，她是按照老家的习俗，由婆家村里一个大闺女陪着，抱着一把扫帚入的洞房。也不知这是意味着随时准备被扫地出门，还是象征着要不停地劳作。
家乡解放那年，区里的妇救会主任了解到这个情况，帮助母亲解除了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从此苦海里泡大的母亲脸上有了笑容，积极跟随区里的工作队员投身土改，很快就入了党，并与同是穷苦出身、年已25岁的我的父亲结婚成家。
刚成家那会儿，母亲经常要去参加党的会议和活动，开始父亲有些不理解，母亲就对他说，咱家的日子要过，公家的事儿也不能耽搁，没有大家的好，小家也好不起来。渐渐地父亲理解了母亲，积极支持她的工作。父亲上过四年私塾，在那个年代就属于文化人了。而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几个字。母亲外出开会听懂了的那些道理，回家后经常给有文化的父亲念叨；而她带回来的那些书籍，也是靠父亲读给她听。时间长了，父亲的思想开化了，村子里土改运动中丈量和分配土地、村民自发组织演出河北梆子剧目《血泪仇》，父亲都是主角。和母亲结婚的第三个年头上，父亲也入了党，并被区委正式选调为宣传干事，定为行政24级干部。随着我家大哥的问世，母亲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并一直担任小村子的妇联主任，直到她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离开小村去省城居住。
过去的那些年，一个女人拉扯着五六个孩子，上面还有年迈多病的婆婆需要伺候，在小村里生活着实不易。缺少劳动力下地干活，全靠母亲一个人挣点工分，分的粮食尽管解决不了温饱，但麦收秋后一算账，缺粮款那叫一个愁煞人。在我的记忆里，早上起来能喝上纯玉米面粥、每天能吃上纯玉米面窝头，就是上等的好饭食了。一般都是“粮食不够瓜菜代”。那些年，红薯、北瓜及玉米轴、榆树皮、红薯秧蔓、豆腐渣……都是我们经常要用来充饥的主食。母亲为了全家人的吃饭问题，也是绞尽了脑汁，在粗粮细作、瓜菜精做上下了不少功夫。到现在，我还记起用红薯面轧成的“河捞”，用一层玉米面、一层高粱面、一层红薯面卷成的“卷子”，当时吃起来倒也是蛮好吃的呢！
吃不容易，穿也是大问题。我从小到大，直到上了高中，母亲才舍得花了4块钱，给我用从供销社买来的蓝布做过一件上衣褂子。其它年代穿的都是母亲自己织的粗布。农忙时节，母亲一直在地里干活，收工回来就给一大家子人做饭，还要喂猪喂养喂鸡。到了农闲时节，天天就是忙着纺线织布、做衣裳。包括家里铺的盖的五颜六色的被子、褥子，我们兄妹六个身上穿的方格的、花条的衣衫，都是靠母亲一双手织成的。由于染线时节一般都是在寒冷的冬季，母亲天天做饭、干活本来就已冻裂的手，经过染线的染料儿一浸泡，她那双粗糙的手常年都是彩色的，成为我青少年记忆里一道抹不去的记忆。多少个夜晚，昏暗的煤油灯下，是母亲纺线、纳鞋底儿、缝补衣裳的身影。不知她在什么时间躺下休息后，还要被我们不断起来小解的几个兄妹喊醒，帮助点燃豆大的煤油灯火。天蒙蒙亮时，又要拉起风箱，为一个个要去上学的孩子熬粥做饭。那些年母亲每天晚上能睡多长时间的觉呢。
烧柴也是大问题。那年月买不起煤炭，只有从那块土地上想办法。秋收完毕，生产队将庄稼的茬子分到各家各户，人们各自去地里刨下、晒干，留作烧柴。常常是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几个，顶着烈日，弯腰去刨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茬子。母亲脸上的汗水和着泥土，留下一道道灰蒙蒙的印痕。光靠茬子还是不够烧，母亲就带我们去穿杨树叶子、打草棵子。反正一年到头，总是为吃、为穿、为烧而忙碌着。那时候在农村，最怕阴天下雨天，那烧柴都受了潮湿，很难点得着，点着了也是冒起呛人的烟尘，熏得母亲眼睛流泪，一个劲儿地咳嗽。
我画的《母亲的背影》
那个年代生活虽然困难，但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始终是乐观向上的。从没有见过她唉声叹气，总是笑吟吟地忙碌着。再苦再累，母亲都支持我们完成学业，能学到哪一步就供到哪一步。对村子里的事情，都是积极参与，善待邻里，扶危济困，调解纠纷，和乡亲们处得人缘好。
生活上的这种困难状况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有了很大转变，渐渐地人们再也不为吃穿烧犯难了。家乡一代到上世纪80年代末也用上了电，各种各样的煤油灯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兄妹都长大成人，相继进入工厂、机关、军营和高校的校园。工作了一辈子的父亲也到了退休的年纪，又回到小村子下地劳动，母亲天天忙着为大哥一家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大哥的两个孩子先后考学离家后，父母也就随着儿女们搬进了省城。
那些年里，每次探家，与母亲睡在一个屋子里，总能听到她不断用手捶腿、捶腰的声音。我知道，那是劳累了一辈子的母亲以这样的方式解除身体的不适。有时我也帮着母亲捶捶背、按按肩、揉揉腿，多想让父母健健康康地，多跟着我们兄妹享些清福啊！可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几年的光景，一晃父母就都是八旬耄耋老人了，相继离我们而去。母亲走得很是突然，心脏病突发，连在病床前孝敬侍候的机会也没有留给我们。
牛年春节到了。我的耳畔响起崔京浩那首《父亲》：“那是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是的。父母都是拉家庭这辆车的牛。
牛年到了，想念属牛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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