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放什么风筝？
开学伊始，老师给孩子们留了“找春天”的作业，大概是怕小家伙们胡寻一气，特意说明看看花开了没有，草绿了没有，风筝飞起来没有，还恰逢其时地教他们背诵“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一番苦心，却多半是“儿童散学归来早，掉头直奔补习班”……
叙旧京者，每忆早春，一定会提及东风纸鸢，可见其在老北京的印象中是多么的深刻。民初著名京派作家穆儒丐在《北京梦华录》中说：“专论玩物的风筝，则余所见者，无能超越北京者，而北京之风筝，又以琉璃厂所制者居第一……此世传之风筝专家，吾与之望衡而居者五六年，乃未一询其姓名”。
老北京风筝行有句俗话叫“北城黑锅底，南城大沙燕。”黑锅底说的是宫式风筝的传人金福忠，他在地安门火神庙外摆摊卖风筝，用黑烟子作画，飞在天上像一块黑锅底；而大沙燕就是穆儒丐所赞第一的“琉璃厂所制者”——风筝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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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燕”一瘦惊天下
“风筝哈”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世传之风筝专家”。创始人哈国良，据史料记载，乃是生活在清末南城的一个瓦匠，寒冬腊月找不到活儿干，只好挑着两只灯箱，里面搁些自己制作的沙燕、蝴蝶、小人儿之类的风筝去厂甸赶庙会，挣点儿零用钱。他做风筝的手艺本来不高，但非常聪明，看见其他小孩举着别人的风筝，就借过来琢磨。风筝虽为玩具，看似简单，“然而科学与美术，莫不俱备，尤以科学居重要地位”。因此对材料的选择、尺寸的比例、图案的彩绘，要求均极为苛刻。当时自制的风筝虽然多种多样，但借风高飞且能任风力者并不算多，最常见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美轮美奂，蜻蜓蜈蚣龙睛鱼，眼睛翅膀都能在风中颤抖不止，连线桄子都是红木或乌木的，偏偏就是飞不高，白生了一副好皮囊；一种是用报纸糊的屁帘儿，劈柴上缠些棉线做线桄子，跟“美”字八杆子不着边，穷孩子居然也能放得老高。至于“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风筝，真不算多。
在哈国良的不懈力下，终于“研发”出别具一格的“瘦沙燕”——当时京城沙燕风筝皆肥，而哈氏风筝独瘦。盖风筝之高升，全在两翅，过肥则受风多，力又不任，非倒撞而下，即断线飞去，瘦则受风少，两脚细长，自下托之，故易于高升，“矧其重轻得宜，无左右倾倚之虞”。而在瘦沙燕的材料上，哈国良也精挑细选，风筝骨用坚实之整竹，然后张以绘有花纹的高丽纸，这种风筝价格亲民，且保证高升，一出来就轰动京城，据说哈国良光靠卖风筝，“一春之营业，足资一年之需也”。
哈国良已是堪称精工巧匠的奇才，不意其子哈长英竟青出于蓝，他整日流连于山水园林，观赏雕梁画栋，花草鱼虫，别人以为他胸无大志，嗜玩好乐，哪知他是借此收集素材，创作出了二百多种造型各异的风筝画稿，更于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凭借蝴蝶、蜻蜓、凤凰、仙鹤四样风筝震惊了那些从未见过此种精美工艺品的评委，夺得银奖，给中国人大长了一番志气。据说京剧四大名旦梅、程、尚、荀都放过哈氏风筝。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先农坛附近的城南游艺园举办过一次风筝赛会，由梅兰芳任会长，轰动全京。四面八方的风筝爱好者像参加擂台比武一样纷纷赶来，不仅较量风筝的精美，更比赛放风筝的技巧，最后的冠军被尚小云夺得，实在是值得后人怀念的一时之盛。
只可惜，中国自古宁可对腐儒们的陈词滥调俯首膜拜，也不愿意给能工巧匠们以基本的尊重，导致感动世界的哈氏风筝在国人眼中只是个不起眼的玩物，哈长英之子哈魁明先生晚年回忆起往事，不无伤感地说：“过去没人瞧得起我们，管我们叫'摊乞’，我见了谁都得点头哈腰：'老爷，您里边请，瞧瞧这些新鲜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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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风筝”好威风
就像乒乓球一样，真正能让一项体育运动被誉为“国球”乃至天下无敌的，不是光出一两个著名的球星就行的，而是成为一种“全民运动”，拥有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放风筝也是一样。单说风筝制作的名家，旧京可不是只有哈氏一家，除了前面提到的金福忠的宫式风筝，还有马晋的国画风筝，冷世祥能做出指甲大小的微型沙燕，用蚕丝做成的提线细到肉眼看不见，放到天上照样飞，孔令民做的仿生蝴蝶风筝，翅膀能在空中高高翘起，造型无比优美。至于其他的“花活”就更多了，比如在风筝背上装个“太平锣鼓”或“风琴”，到空中去演奏一番，还有的在风筝下面装个小机关，里面装有彩色纸屑，飞到高处突然来个天女散花，至于现在我们在夜晚看到的彩灯风筝，旧京也早已有之……正是这些能工巧匠们的奇思妙想，使得新春古城风高处，莫非嗡然风筝弦。
鲜为人知的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北京还兴起过一阵子“飞机风筝”，那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在一战中首次参战的飞艇和飞机都让世人惊叹不已，虽然京城上空除了张勋复辟那阵子用飞机扔过几枚炸弹外，拢共也没飞过几架飞机，但老北京人都有个好热闹赶时新的心气儿，从画报上照着样子制作起风筝来。当时还只有双翼机，驾驶员在中舱露半个身子在外面，上下翼之间用梁柱支撑，而飞机风筝做得几乎一模一样，逼真极了，就连机头的螺旋桨都可以随风旋转，只可惜吃风面不集中，所以很难放起来，可是一旦放起，那真是上下进退，一如真机，耀武扬威，秒杀同类。但二十年代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少有人再放了。
很多人以为北京人之所以喜欢放风筝，是因为空地多，广场大，其实不然，要知道小孩子放风筝一般都是跑风筝，屁帘儿尚可，样式独特的大风筝即便是跑也放不起来，而老北京人放风筝多在自家的院子里，那院子又不是恭王府，顶多了二三十平方米，还得刨去天棚葫芦架在半空遮起的绿荫，所以会放的人不在乎地方大小，看清风向，拉线抖动，让风筝自己兜起风来，跑几步，边跑边抖线，让风筝慢慢稳在空中，缓缓上升，靠的是技巧而不是蛮劲。当然也有些调皮的孩子会爬到房顶，在鱼鳞灰瓦上扬起风筝，假如正好旁边上溜着一群叽叽咕咕的鸽子，被孩子的欢笑声惊起，呼啦啦飞起，蓝天白云之下，掠过正在御风而翔的风筝，那可真是一道绝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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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原来是旧识
当然，群众性的风筝聚会，还得找宽敞的地面儿，尤其放大风筝，且不说风筝线用细麻绳，大线桄子有小孩儿那么高，而且需要多人配合，地方不大根本招呼不开。旧京风筝爱好者最钟情的是虎坊桥以南的南下洼子空地，简称“四面钟”（盖因附近有一座教堂，高耸的钟楼四面全有时钟而得名），北京文化学者胡金兆先生自幼生活在西琉璃厂，与“风筝哈”一家相熟，经常去他们家开的哈记小饭铺品尝京味小吃，曾经跟哈家兄弟一起去四面钟和天坛放过风筝，所以留下了十分难得的回忆：“蜈蚣大风筝放飞前，要几人前后相举，我年小体弱，常充任托尾巴的。一声口令，风筝松手，哈氏兄弟持线往后飞跑，风筝摇摆而起，他们再眯眼细瞧，辨其耍线是否端正，两膀是否匀称，若没毛病，放线，风筝直上云霄，还常以特制的风筝锣鼓，挂于线上送入空中。霎时间，大蜈蚣摇头摆尾，天上锣鼓齐鸣，观者称赞，哈氏昆仲得意而笑。”七十年后的我们重新阅读这段文字，依然能感受到一代风筝大师们的意气风发。
笔者与风筝的“缘分”说来话长。1984年4月，学校组织去中山公园，那是我上小学的第一次春游，所以特别高兴，戴个鸭舌帽，穿着白衬衫，挎着小书包喜滋滋地去了。中山公园里花团锦簇，空场上放风筝的人很多，旁边就是卖风筝的摊位，同学们都买，我却因为身无分文，只有看着他们举着花花绿绿的“蝴蝶”、“蜻蜓”羡慕的份儿。等回到家跟老妈说起，她才从小书包的内兜里掏出五角钱来：“给你塞了钱，忘了告诉你了。”几天后，我去其他地方买了一个沙燕造型的塑料风筝，就在家后面的增光路上试飞，那时增光路上很少有车，空空荡荡的一长溜水泥地，我放长了风筝线，玩儿命地跑，才发现不是“放风筝”而是“拖风筝”——风筝始终那么泄泄塌塌地拖曳在地上，根本没有飘扬起来的意思，这让我兴味索然，后来再也没有放风筝的兴趣了。
接下来的三十年，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腾飞，京城的天空逐渐被鳞次栉比的吊车和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所占据。鸽子少了，风筝没了。在钢筋水泥为主体亦成主题的时代，人们是如此的行色匆匆，没有谁还记得它们曾经的存在，也没有谁还在乎它们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它们就那么消失了。一个早晨，一个午后，抑或一个黄昏，连再见也没有道一声，就隐去了身影……直到两年前的一个傍晚，我拉着四岁女儿的小手，带她在雕塑公园的大广场上散步时，她突然指着天空问我“怎么那么多星星啊”？我才发现广场上有人在放风筝，高高飞起的风筝看不清样貌，但上面悬挂的彩灯在深蓝色的夜空里不停闪烁着，像是一串串无所适从的省略号……
才知道“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所伤感的不仅是断线的风筝，更是放风筝和看风筝的人。（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