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文】周敏法 | 上海建镇年代考证辨
上海建镇年代考证辨
周敏法
上海建镇年代是《中国文化史500疑案》之一。史学界通常采信“宋末说”，也有“宋时说”“咸淳说”“绍兴中说”“熙宁七年说”几种不同说法。最近发现的《平阳曹氏族谱》，为“熙宁七年说”提供了有力佐证，对上海史研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与意义。
关于上海建镇年代，应该是上海方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没有定论，故《上海通志》的“大事记”及“建置沿革”对此都只字未提，不是疏忽，而是无奈。《上海通志》“总述”采用的说法是：“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青龙镇市舶分司移驻上海镇，专管航海贸易，'上海镇’名称始见于文献。”“南宋景定末年至咸淳初建上海镇”。1999年版《上海通史》采用的说法是“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上海市舶提举司设立，上海镇逐渐繁荣。” 1993年版《上海县志》“大事记”也不提上海建镇，“建置”则说“至南宋景定、咸淳年间，上海港船舶辐辏，番商云集，成'华亭东西一巨镇’，地处'海之上洋’，滨上海浦，遂称上海镇。” 这几本当下关于上海历史研究的权威之作，都没明确上海建镇究竟在何年？关键是找不到史志界同仁所公认的权威史料，故无法定论，因此被列入《中国文化史500疑案》，成为历史悬案。浦东高行新发现的《平阳曹氏族谱》则明确记载“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 为解决历史悬案提供了有力佐证。
关于上海建镇年代的学术史回顾
关于上海建镇年代，虽然明清上海方志都有记载，但其年代不同，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宋时说”。明《弘治上海志》主此说：“上海县。称上洋、海上。旧名华亭海。当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物在焉。”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然：上海县“宋时海舶辐辏，乃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物，为上海镇。” 二是“宋末说”。明《嘉靖上海县志》主此说。谓“上海为松江属县……迨宋末……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 《乾隆续修上海县志》等同此说。三是“熙宁七年说”。乾隆褚华《沪城备考》主此说。谓：“宋神宗熙宁七年立镇” 。清《嘉庆上海县志》、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光绪青浦县志》等均持此说。四是“绍兴中说”。清《大清一统志》主此说。谓“宋绍兴中于此地置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曰上海镇。” 以上诸说，只有“熙宁七年说”有确切年代，其余均属模糊年代。
嘉庆《上海县志》
20世纪60年代，关于上海建镇年代在上海史学界有过一次广泛的大讨论，诸多史学前辈参与其中。1962年，《文汇报》连续发表4篇文章，讨论此事。一是黄苇的《上海得名、设镇、建县年代辨异》，主张“咸淳说”。他主要依据弘治《上海志》卷四《庙貌》“文昌庙，宋咸淳中邑士唐时措立”，和下引元人屠性所撰《文昌祠记略》“上海始为镇时，东有文昌祠”这两条记载，说是上海设镇在宋咸淳年间或咸淳年间以后，决不会在咸淳年间以前，“因为上海开始设镇时，其东面已有文昌祠，而文昌祠又是邑士唐时措在宋咸淳中建立的”，并从而得出了上海设镇于咸淳元年或二年的结论。
二是洪铭声的《关于上海建县年代问题 熙宁七年建镇比较可靠》，主张“熙宁七年说”。他的主要依据是嘉庆《上海县志》，认为其对上海建镇有确切年代记载，此说比较可靠。
三是丘祖铭的《宋时上海并未正式建镇》，主张“宋代并未建镇说”。其理由是唐承隋制，设置镇将，宋收镇将之权归于县，旧镇多所废罢，以不建镇为原则。咸淳中南宋小朝廷正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状态之中，更不可能违背祖宗的前规，忽而把上海设立为镇。
四是谭其骧先生的《上海得名与建镇的年代问题》，主张“宋末说”。首先，他否定了古代方志几种学说。认为“旧籍所载上海建镇年代，除极笼统'宋时’说外，共有三说：即《嘉靖上海县志》等的宋末说，《沪城备考》《嘉庆上海县志》等的熙宁七年说和《大清一统志》的绍兴中说。熙宁、绍兴二说尽管明确指出了年号甚或某年，却决不可信，证据是：一、成书于熙宁之后元丰年间的《元丰九域志》，县下例载属镇，而秀州华亭县下只载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确未设镇。二、成书于绍兴之后绍熙年间的《云间志》，卷上专立镇戍一目，所载还是只有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仍未设镇。”
其次，谭先生对60年代的三种学说也做了否定。1、他认为，黄苇的咸淳说，“误解了《文昌祠记略》的文义。《记略》在'东有文昌祠’下接着说，'镇既升县，遂改为学宫’，它的原义只是说：上海在从前作为镇的时候，镇署的东面有一个文昌祠，等到镇既升县，就把文昌祠改作县的学宫。这句话只说明了县学的前身就是上海镇时代的文昌祠，并没有明确交代先建镇还是先有文昌祠，因而我们也就不能据此便断定设镇时东面已有文昌祠，并由于文昌祠建立于咸淳中，便认为建镇不可能在咸淳以前。”2、关于洪铭声的“熙宁七年说”，他认为《宋会要辑稿·酒曲杂录》中只提到熙宁十年以前秀州十七酒务中有上海一务而已，并没有说其时上海已经建镇。认为《嘉庆上海县志》明确而肯定地说熙宁七年建镇，很有可能是把上海设酒务与上海建镇混为一谈了。3、对于丘祖铭的上海宋代并未正式建镇说，他认为与史实不符。“事实上有宋一代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处增置的镇很多，单是见于《宋会要辑稿》的《方域》《市镇》篇中不完全的记载，即数以百计。”
《宋会要辑稿》
随后，谭先生提出了“宋末说”：“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只能笼统地说上海建镇于宋末。”“宋末说虽嫌笼统，倒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弘治上海志》在卷五《儒学下》，提到咸淳中期已有'监镇’董楷，已称作为'诸生肄习所’的古修堂为'镇学’，又在卷七《惠政》下称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镇’，可见宋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已建镇。”
总之，关于上海建镇年代众说纷纭，谭先生都给予否定，其主张“宋末说”。
《平阳曹氏族谱》为“熙宁七年说”提供力证
2010年，因负责筹办“高行历史民俗陈列馆”，得见高行《平阳曹氏族谱》。根据《平阳曹氏族谱》记载，曹家是名门望族，历史上曾经出过两个开国功臣。始祖为西汉开国功臣曹参(?-公元前190年)，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赐爵平阳侯。汉惠帝时官至丞相，他继续执行前任萧何的规章制度，成语'萧规曹随'即由此而来。北宋有赵匡胤的开国功臣曹彬(931年-999年)，在北宋统一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以功升枢密使，负责国家军政。南宋初，礼部尚书曹辅宸随宋室南渡，曹大明等十八支后裔移居上海镇西，为上海曹氏始迁祖，上海曹家渡因此而得名。明永乐，曹孟庄从浦西曹家渡迁移到浦东，是浦东曹氏的始迁祖。他是永乐十二年(1414年)举人，开始在老护塘经营盐业，创立集市，富甲一方，现曹路镇和曹家浜也因此得名。发迹后，在高行北镇陆续建了面积很大的家族建筑群。还有曹氏总祠堂、家庙和牌坊。曹氏后代还收藏有北宋皇帝颁赐曹彬的丹书铁券（俗称免死牌，为上海地区首见），北宋状元王十朋写给曹彬的像赞诗。
《平阳曹氏族谱》卷首有《范溪旧序》。关于“范溪”，明代上海大学者陆深撰《俨山集》《曹母顾孺人墓志铭》有：“友人曹君弘济，……弘济长深十有四年。……其先嘉定人。有讳叔臧者，孺人之父也，始来占籍海邑。……于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奉窆(读音biǎn，埋葬)于范溪祖茔之侧。”说陆深朋友曹弘济的母亲过世，弘治年埋葬于“范溪”祖坟旁边。此“范溪”是否为“范家浜”待考。
《范溪旧序》落款为“咸淳八年（1272年）岁次壬申秋七月既望郡人谢国光拜手书。（详见下图）”谢国光何许人也？《上海通志》第45卷专记《土著居民姓氏溯源》记载，这“谢国光”是南宋初上海谢姓的始迁祖。南宋《云间志》也有:“咸淳乡贡进士……谢国光（字观夫）”。
《范溪旧序》
《范溪旧序》曰：“沪渎曹氏……因宋室多故，而迁居跸临安，族从而徙者，凡十有余人，遵而家于上海镇（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者，则济阳之裔也。” 说上海曹氏是宋室南渡时落户上海镇的。《上海通志》第45卷专记《土著居民姓氏溯源》有“曹姓……南宋初，多支南渡入沪，分居锦溪、青龙镇等，其中宋初名将曹彬后人分迁广富林（今松江辰山）、嘉定、上海范家浜西等。”说明《范溪旧序》与《上海通志》记载略同，足见《范溪旧序》的历史真实性与价值性。
最重要的是其所注“熙宁七年置上海镇于华亭”，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载明上海建镇确切年代的宋代史料，为“熙宁七年说”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论证“熙宁七年说”的合理性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上海旧方志的流传情况。今存上海地区最早的方志是南宋绍熙四年（1194年）《云间志》。里面虽然没有上海建镇的记载，但我们不能凭此就认为上海在此以前没有建镇。因为在它之前，上海地区还有不少方志。《上海通志》“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华亭知县唐珣所作《华亭十咏》小引，得华亭旧《图经》，'所记土地、人物、神祠、坟垄，所言甚详’。又据宋绍熙《云间志》载'景祐间，侍读唐公珣为邑，尝按旧经为十咏，今《祥符图经》反不及焉。’可知该《华亭图经》至迟编纂于1008-1016年（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以前，为今可考的上海地区最早志书。之后，又有宋祥符年间所纂的《华亭图经》，以及1174年（南宋淳熙元年）《嘉禾志》中所引《华亭旧志》《华亭新志》和《云间志》所引《华亭图牒》等志书。” 虽然它们年久早佚，难考其详，但这些方志中，一定有“熙宁七年置上海镇”的记载，故《范溪旧序》才有此说。造成上海建镇记载混乱的根本原因，是上海古代方志的失传。除了《云间志》之前的五部方志失传之外，现在存世最早的弘治《上海志》也失传了约三百年，直到1934年（民国23年），上海通志馆在国内外公私图书馆各方征询，才在宁波“天一阁”找到这部存世“孤本”。嘉靖《上海县志》也是失传了几百年，直到晚清重现、民国影印方得传世。方志存世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修志，都未见到弘治、嘉靖两志。这就是历代方志对上海建镇年代不能“一脉相承”、说法不一的根本原因。
《范溪旧序》“熙宁七年说”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撰写年代相近，“咸淳八年” 为1272年，属南宋末年。距离熙宁七年198年。二是《范溪旧序》的“熙宁七年说”，如前所述不会无中生有，应该来自已经失传的旧方志。
《平阳曹氏族谱》
三是关于谭先生所说《云间志》只记载青龙镇，而没载上海镇。无独有偶，实际漏载的还有乌泥泾镇。樊树志《乌泥泾与黄道婆——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年》：“据《上海县竹枝词》作者、清末上海县贡生秦荣光说:'宣和初,复设乌泥泾监官’。所谓监官,即监镇官,据北宋的规定,在各镇设置监官,建隆三年(962年)的诏书宣布:'诸镇监官,掌警逻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酪’。北宋宣和初年(1119年)已在乌泥泾设置监官,可以推论,乌泥泾镇的建置当不迟于这一年。” 可见《云间志》不仅没有记载上海镇，也没有记载早已设置的乌泥泾镇。至于原因，笔者分析有二：首先，因为宋代的镇，不是县下面必配的一级政府机构，“通常设于人口稠密、交通重要、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方。” 职能是巡逻、防火、收税之类，所以没必要全部写入志书；其次，或者是抄袭上海建镇之前的某旧方志造成的。编纂新志时抄袭旧志，不仅成为惯例，也是修志的必由之路。故不能以《云间志》没有记载因此断定此前上海没有建镇。
四最关键的是《范溪旧序》的“熙宁七年说”不是孤证。经查，崇祯、康熙、嘉庆三部《松江府志》的“沿革表”都有“熙宁七年”“上海镇置市舶提举司”的记载。嘉庆《上海县志》“古上海镇隶华亭境图”的方框“宋上海镇市舶提举司”下面明确标注“宋熙宁七年立镇”。“沿革”还有详细叙述：华亭县（在上海建县前，其辖境相当整个松江府）“於宋隶两浙路。熙宁七年，改秀州为平江军，缘通海，海艘辐辏，即於华亭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原注：上海之名始此）。” 此志不仅图文一致明确 “熙宁七年”设置上海镇，而且说 “上海之名始此”，斩钉截铁，毋容置疑。如果编纂者没有看到权威底本，哪敢如此大胆放言？可惜编纂者没有注明出处，留下谜团。再如《光绪川沙厅志》《疆域志》曰：“熙宁七年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是为上海镇”。明郑若曾著《江南经略》也有:“上海县境考：……宋神宗时海舶辐辏，即其地立市舶提举司及魀货塲，为上海镇。” “宋神宗”年号为“熙宁”。可理解为“北宋神宗熙宁时上海建镇”。乾隆年间褚华撰《沪城备考》，也谓“宋神宗熙宁七年立镇。” 另，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光绪青浦县志》均持此说。如此近十种古籍观点一致、言之凿凿，应该可信。美中不足的是原来都属明清史料，缺乏历史久远的史料作支撑，如今发现的宋代《范溪旧序》正好弥补此缺陷。
另外，上海建镇诸说中只有“熙宁七年说”有确切年代，其余均属模糊年代，这本身也很说明问题。《范溪旧序》这个宋代确切年代，与崇祯、康熙、嘉庆三部《松江府志》以及《江南经略》《沪城备考》《嘉庆上海县志》《光绪川沙厅志》等大量明清史料记载一致，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它们并非空穴来风，都是有所依据。从而形成几百年延续的完整的“证据链”，把上海建镇的“熙宁七年(1074年)说”坐实了。
光绪《川沙厅志》
综上所述，过去的上海，处于两难境地。就像派出所没有户籍登记：既不能无视这个“活人”的存在；也不能“口说无凭”随便登记。随着宋代“出生证明”的发现，这个悬案终于解决了。从此，上海这个城市有了“生日”，也知道了确切“年龄”——2024年是上海建镇950周年。
《范溪旧序》的发现改写了上海历史：将上海建镇年代由原来含糊的“宋末”，往前推了约200年，明确为“北宋熙宁七年”。上海建镇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意味着“上海”这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诞生了。从而完善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履历表”：1074年（北宋熙宁七年）为上海镇；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为上海县；1927年（民国十六年）上海被定为特别市。
题外话
回想1990年，上海曾经两次召开专家研讨会，主题是《上海建城年代认证》。从专家们的发言不难看出，他们的“本意”是想以宋代“上海建镇”为标志。如周维衍先生说：“观察上海城市的发展史，应以上海设镇为标志。……鉴于目前找不到上海设镇的具体年代，可以考虑以'建县’作为'建城’的标志。”吴云溥先生说：“上海以建县作为建城标志，还是以建镇作为建城标志?现在看来，上海建镇年代难以查考，以建县作为建城年代比较合适。”谭其骧先生的观点更具代表性：“我认为，上海设镇或设市舶分司之时，已经具有城市规模，但这两者具体年代已难查考，影响了它们作为建城的标志。而建县却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若要选取上海城市的纪念年代，不妨以建县年代为标志。”
为什么多数专家赞同将上海建镇作为上海建城的标志呢？因为上海设镇时，“已经具有城市规模”。但因“鉴于目前找不到上海设镇的具体年代”，最终迫于无奈才选择了以元代“上海建县”（1291年）为标志。这就是1991年开展“上海建城700周年”活动的来历。
“上海建城史”原本是“三部曲”：先由上海镇升格为上海县，再由上海县升格为上海市。但由于缺了“上海镇”这部“序曲”，使得“上海建城史”残缺。因有“先天不足”，故“上海建城”庆祝活动没有得到延续。
如今30年过去了，上海建镇的确切年代“熙宁七年”（1074年）也已确定。笔者认为应该回归当年专家本意，重新把“上海建镇”作为“上海建城”的标志，从而把“上海建城”的历史提前217年。笔者建议，在2024年开展“上海建城950周年”系列活动，以弘扬上海灿烂的历史文化，增加上海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提高上海市民的文化自信，切实提升上海国际大都市的软实力。
（此文原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1期。有较大修改，如《题外话》为新加。）
周敏法，1952年生，上海浦东人。曾在部队工作27年，转业后在机关工作至退休。业余喜欢收藏和文史。现为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上海浦东历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浦东文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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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樊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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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赵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