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辨层次比西方人更丰富

随着《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诱变终极哲学》的收尾，我自主建构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已经完成了预期的终极自圆其说目标，因为受制于自下而上瓦解旧哲学的写作思路和写作模式束缚，所以读者一时难以高屋建瓴地迅速把握该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路。

基于与哲学常识化转向相关的哲学写作伦理，从文责自负和更快启动哲学常识化转向的角度考虑，自上而下梳理整个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核心内容，可以让读者更迅速地宏观掌握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颠覆旧哲学的全部理论基础，从而让读者迅速发现，通过自学哲学，每个人其实可以很容易彻底摆脱不可知论的束缚。

具体而言，哲学常识化转向在形而下学方面的真正意义在于，用经过标准化解读的新哲学理论体系，让任何人都能通过标准化的逻辑训练，直接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这意味着，终极哲学将以常识化普及的标准化模式显现于世。

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和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冲突的必然需求角度，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把旧哲学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直接原因归结为——构成哲学专业语境的词语间缺乏终极因果一致性这一共同联系纽带。

相对于西方专业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中国传统道文化和佛学文化作为不同分支文明的不同核心哲学思想体系，都实现了理论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核心概念——道和梵。

相对于西方哲学的自圆其说不能，道文化和梵文化在理论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基础是，道和梵都是（被强名为）相关文化的本体，相应的对道概念和梵概念的系统阐述，自然是相应文化体系自身的终极本体论。

之所以要强调道文化和梵文化都只实现了在自身理论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当然是为了强调它们和西方哲学一样，无法实现本专业以外的社会实践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其标准就是，不能常识化普及。

以常识化普及的层次而言，道文化和梵文化，因为有明确的本体概念和专业内的终极本体论，所以得以实现专业内的终极自圆其说，却不能普及于专业之外；西方哲学，因为既没有明确的和公认的本体概念，又没有一致性的和公认的本体论，所以虽然同样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于常识化普及，却因为专业水平更高，所以比较之后可以发现，西方哲学虽然不能终极自圆其说，却可以把哲学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通过中西方哲学之间的常识化互译，西方哲学能把哲学问题在本体论问题以外研究得更高明的原因，恰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认知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之间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基础上，西方哲学的逻辑认知相对更精准，而中国传统理认知则相对很粗放。

所谓理和逻辑之间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就是理和逻辑分别代表各自语言文字现象背后的本质——因为语言文字的本质具有一致性，所以用文字强名的文字的本质也必须具有一致性。

这样一来，从理和逻辑分别是中西方文明进行分析的不同工具角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曾经是传统中国人进行思辨的唯一内在工具媒介，而哲学传入之后，中国人的思辨有了理和逻辑两个优势互补的思辨工具，而西方人则因为选择性排斥理而盲从逻辑，所以导致西方人的思维层次没有中国人丰富。

说中国人的思维层次比西方人丰富，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而言，这显然是在哲学标准化主题思考之下的新发现。如此一来，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阐述逻辑的产生本质，将变得更为清晰透彻，因为在哲学标准化之前，中国人会不自觉地对同一命题进行兼及理的粗放和逻辑的精细两种思辨模式。

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问题，不论是不是哲学，中国人的思辨，因为过程上的思考方法层次更丰富，所以可能会在结果处变得更丰满起来，于是中国人的思维就可能有了某种先天思辨优势，而西方人的固步自封则就不言自明地得以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