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与陌生——读唐伟民的画

文/ 彭锋

唐伟民的画，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人们很容易将唐伟民的画归入藏族题材。不少油画家在藏族题材上获得成功，让这类题材在中国当代油画创作中并不陌生，尽管无论是画家还是观众，真正熟悉藏民生活的为数甚少。换句话说，大量藏族题材的油画作品，让人们对陌生的藏民生活变得熟悉了。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看上去再现了原汁原味的藏民生活，有些画家多次深入西藏写生，或者佯装与藏民打成一片。但是，唐伟民从来从不掩饰作品的虚构性。在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与其说像饱经风霜的藏女，不如说像久处深宫的女官。即使唐伟民画的是现实中的藏女，她的反复出场也消解了观众对藏女的陌生感。既然观众对藏人生活并不熟悉，唐伟民就可以放开手来玩味这熟悉与陌生的游戏，让他的作品可以自如地从现实生活中跳进跳出，让观者的心理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起伏，获得一种视觉和心理愉悦。

《节日》

布面油画

60×60cm 2020

《三月》

布面油画

30×20cm 2020

《花儿》

布面油画

30×40cm 2020

事实上，自从照相机普及之后，绘画是否真实地记录现实已经不再重要。没有那么疯狂的人，拿着绘画到法庭上指证某人正在做某事，不管画得如何逼真。但是，一幅不那么清晰的照片，却可以在法庭上作证。绘画与摄影的差别由此可见一斑。因为没有人将绘画当真。真要较真的话，画家多半也难胜其职。因此，对于唐伟民来说，人物是谁并不重要，她身上那身服饰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东西搭配在一起能否传达出他想要的感觉，比如一种高贵感，庄重感，神秘感。

《远山》

布面油画

130×90cm 2019

《侗族姑娘》

布面油画

30×30cm 2019

在这种意义上，尽管唐伟民的作品初看上去像现实主义，而实际上却存在着浪漫主义或者表现主义的影射。或者说，唐伟民在用绘画追求音乐的效果，他表面上画的是具象人物，实际上在追求音乐中的抽象调子。正是因为感觉或者调子的不同，让唐伟民藏族题材的作品能够在众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就像同样是《小夜曲》，莫扎特就不同于贝多芬。唐伟民是如此坚定地画着大家熟悉的题材，原因正在于他坚信自己表达的内容与众不同，自己的情感调子独具特色，即使是同样的题材，也不用有雷同的担心。

《秋华》

布面油画

30×30cm 2019

《三月》

布面油画

30×40cm 2019

唐伟民作品的陌生感，正在于它们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和情感调子。这种精神气质和情感调子，既是作品的也是作者的。尤其是在熟悉的题材中，不同的精神气质和情感调子就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同以藏族女孩为题材的油画，唐伟民的庄重就不同于艾轩的感伤。对于唐伟民来说，画面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这种情感调子的传达。这种情感调子正是一个艺术家的天生素质，如同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王维的空灵那样，不是单纯通过学习获得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艺如其人也不无道理。艺术并不会因为题材的穷尽而走向终结，原因就在于不同艺术家的不同气质。只要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气质，就会创造出熟悉而又陌生的作品。这样来看，绘画如同演奏一样，同样的曲目，会因为演奏家的不同气质而成为不同的作品。唐伟民在经过艰苦的探索之后，终于在藏女题材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因此，与其说他所画的形象是现实中某位藏族女子，不如说他塑造了一位他心中的女神，用她来承载自己的精神寄托。

《飘落的夜》

布面油画

160×120cm 2019

唐伟民之所以用藏女作为创作题材，也许是为了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像当年画家喜欢去边疆写生，以少数民族为题材创作作品一样。不过，当年的艺术家看重的是少数民族与政治的距离，唐伟民看重的是藏女与世俗的距离。唐伟民借助藏女来表达自己的精神高地，就像席勒当年借助古希腊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诉求。独特的精神诉求和情感特质的融入，让唐伟民笔下的人物显得陌生，但是朴实的写实技法，又让唐伟民笔下的人物似曾相识。唐伟民没有因为表达个人情感的需要而走向变形的表现主义，也没有因为写实的需要而成为现实的奴隶，他在限制之中表达自由，在熟悉之中追求陌生，我想这正是唐伟民的绘画让人着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