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莫言麦穗的七宗罪：请将投向母亲的“匕首”抬高一厘米

近期，网络上铺天盖地掀起了对诺奖获得者莫言的批评和围攻，起因是莫言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里谈及的一则小时候捡麦穗的往事，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个发表在九年前的演讲，时隔多年后才被指认，可见并非是动了谁的奶酪、踩了什么人的尾骨所致。许多人急于表态站队，似乎，在当下的语义环境里，不批莫言成了政治上的不正确，不凑这个热闹无法表达自己对时事的关心。

一时间，从网络新人到论坛大咖，从贩夫走卒到大学教授，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到已过知天命的莫言同龄人，三教九流、诸色人等，聚而讦之、围而攻之。有上纲上线者，有道德绑架者，有无中生有者，有颠倒黑白者，有含沙射影者，有指桑骂槐者，有断章取义者，有胡搅蛮缠者，有趁人之危者，有落井下石者，有无脑而喷者，有蹭流量热度者。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捶，世情凉薄，人心叵测，于此得一大观。一件陈年往事之所以会受到如此关注，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应引起读者们的注意：

1.背后推手的别有用心，选择郦波诗战之后吃瓜群众对文化大师心生抵触的时机，选择道德绑架这种卫道士、道德婊最喜欢跟投的方式。

2.怕吃亏的心理，别人都围攻、挤兑一个人的时候，不趁机唾几口、踩几脚岂不是吃亏。

3.虚拟世界的监督成本高，网络谩骂的机会成本低，谩骂对了证明自己的高明，即使错了也没什么损失。

4.印证了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的那段话：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

而反观许多人的观点，根本不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道明白，而是为了把水搅浑，将手中批评、指责的权利用尽。以至于让笔者感到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能掀起如斯滔天巨浪、轩然大波。而究其根本，竟是捡麦穗这件事。为确保权威，笔者自中国作家网找到原文，现摘录如下：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为避免有人断章取义，我们从讲稿的整体立意来把握文字脉络，莫言获奖感言的标题是《讲故事的人》，如果通读，会发现除了讲述作品，莫言在演讲中直接提及到祖国、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比如：

1.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这里，莫言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将荣誉归功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归功于伟大的祖国。很多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攻击莫言不爱国的同时，却选择忽视对这一条。

2.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在这里，也通过自己的作品举隅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创新，将自己的作品回归于当代文学这个范畴，将自己回归于当代文学家这一群体。

3.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在这里，莫言对自己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摇摆做了交代，既有反思，也有克制。对于文学家而言，没有脱离人性的文学，也没有脱离政治的人性，在特殊年代反思人性以及由许多人性构成的社会思潮，是文学的使命和责任。

从整篇文章来看，莫言花了很大篇幅讲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是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善良、宽容、诚实、勤劳这些普天下母亲都具备的良好品质，而举隅母亲捡麦穗这件往事只是为了映衬母亲的宽容。在幼年莫言的认知里，捡麦穗固然有错，但打人肯定不对，好比一个司机闯红灯了，交警过去打司机一耳光。当年有人打了母亲，现在自己长大了，找他理论也是人之常情。在母亲眼中，自己捡麦穗，是生活所迫，别人没收麦穗，是职责所在，即便打人，也是那个年代自身所造就的。所以宽容，就在换位思考中诞生了。母亲让年幼的莫言看到并反思，不论对错，宽容和人格的力量是伟大的。

而很多人，根本在没有看清楚的情况下即开始了自以为是、颠黑倒白的讨伐和围攻。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这七宗罪：

1.最狡辩。刻意将偷麦穗说成拣麦穗。私自拣麦穗是违规的。

2.最无稽。莫言母亲不可能是小脚，那个时代没有小脚，这么说是丑化指污。母亲被打有可能是莫言杜撰，用以抹黑。推测莫言母亲是因为出口骂人被打耳光。耳光打在脸上，嘴角流血，不合逻辑。

3.最活该。莫言母亲挨打活该。看守是在制止违法行。劣迹的女人，拾麦穗被打也就是正常的了。

4.最腹诽。青年莫言一直怀恨在心。获奖感言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

5.最阴暗。莫言笔下永远都是黑暗痛苦。不懂感恩人的文字，是阴暗的。莫言的故事指向民族本恶和制度非良。

6.最无德。莫言心胸狭窄，格局不大。莫言是侮辱国家的小人。莫言就是一个仇视社会的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专挑社会的丑恶现象。

7.最谄媚。莫言靠取媚西方势力获得诺奖。莫言是慕拜西洋的头，为了拿诺贝尔奖光屁股上台。

可以看出，这些观点从莫言讲话的真实性、逻辑性、目的性一路批驳，甚至上升到了莫言的作品取向、人品三观以及获诺奖的阴谋论，杀人诛心、挫骨扬灰，不过如此。对此，我个人的疑问如下：

1.关于事实的定性，拣麦穗在当时是不对，但有其时代背景，说成偷，是故意拿人格说事，违规违法就更是上纲上线了。是不是偷，要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由当时的组织程序去评判，而非由某个人去指认、定论。我们在批判莫言的时候是否要反思，莫言母亲，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女性，即便做错了事，她的人格就要接受网络的踩踏和质疑吗？

2.关于“莫言母亲不可能是小脚，被打有可能是杜撰，莫言母亲是因为出口骂人被打耳光”的指认，这一节实在是太能体现人性之恶，就算批评好歹讲究实事求是吧，臆断、猜度、推测、归缪，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莫言母亲是不是小脚，同时代有没有小脚，这都是可以查证的？用自己推测的事实去批判、指责他人，这个真的不是脑洞太大，而是人格分裂。

3.对莫言这段话的质疑，最初是因为替看守人打抱不平。然而，这也是这段文字最具争议的部分，有几个疑问：拣麦穗确实错了，但怎么处理是生产队的事。一个看管的人有什么权利打人，犯错了就要被打吗？在有些人的智商里，打犯错误的人就是履职尽责吗？看守既然如你们所说那么尽责，为什么没追其他逃跑的人？未经组织程序就对犯错的人进行处罚和警察未经审判就对嫌疑人开枪有什么区别，算不算擅用私刑？

4.对莫言作品及人格的指责、谩骂，是否是客观公正的。从莫言整篇发言稿看，并无任何不妥之处，而揪住其中一个细节处，无限放大，并进行道德绑架，上升到人格、三观，甚至诋毁作品取媚西方，这样实事求是吗，是不是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网络行为监管就为所欲为，这样的欲加之罪，是否是网络权利的滥用？

说到这里，让我突然联想到了《苏东坡突围》中讲述的种种攻讦，看到了余秋雨曾经愤懑的事实：

1.对于一个大师来说，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

2.一个倒了霉的大学者、大诗人，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照出了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有那么多丑恶的灵魂显影，反倒衬托出被诽谤者的高风亮节。

3.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前些年流行的法理故事。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一个柏林墙的东德守卫，将试图偷偷攀爬柏林墙逃向自由的另一位年轻人射杀。在柏林墙被推倒后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法庭判决的理由是：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在莫言被围攻来看，一个女性，之所以去世后还要接受网络的诋毁、质疑，仅仅因为她是莫言的母亲。然而，为了孩子生存面临两难境地的母亲何止万千，为了诋毁儿子而去无端地踩踏、污蔑一个已故老人的人格和尊严，杀人诛心，挫骨扬灰，不过如此。

母爱是无私的，宽恕是伟大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对于任何一个母亲的指认、攻击，一定要秉持良心而为。无论如何，请将投向母亲的“匕首”抬高那么一厘米。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怎么对待别人的老人孩子，别人也会同样对待你的老人和孩子。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一个社会，一个时代，让大师蒙羞之日，也必是人性蒙尘之时，让母亲蒙尘之日，也必是民族蒙羞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