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出土瓷器 / 开普饭

墓葬是北京地区会代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量的积累上已达到一定程度，其中既有高等级的皇陵、品官墓，还有一般性的平民墓，类型较为全面，面貌较为清晰。

北京金代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器物颇为丰富，瓷器是当中常见且最为熏要的一类，墓葬中发现的瓷器主要有罐、碗、杯、盘、碟、瓶、执壶等。

吕嗣延墓出土的八棱双系瓶

北京金代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器物颇为丰富，瓷器是当中常见且最为熏要的一类，墓葬中发现的定窑瓷器主要有罐、碗、杯、盘、碟、瓶、执壶等。

北京金墓中出土的瓷器大多数是由中原和南方地区窑场输入的产品，而本地区的产品随着以龙泉务窑为代表的窑场的衰落而逐渐减少。金墓中“输入型”瓷器在种类和数量等方面，均已远远超过了北京辽墓中的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陵王迁都后，北京在北方政权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

其次，北京金墓中发现的瓷器大多数生产于金朝疆域之中，这与当时北方地区的几大瓷窑体系，如定窑、耀州窑、钧窑、磁州窑等已纳入女真贵族统治范围之内，在金朝境内的销售和流通更为顺畅、普遍、活跃等原因密切相关。

比较之下，南方窑场的产品，如景德镇诸窑生产的青白瓷，在辽朝晚期已经进入了北京地区，但是直到金代发现的数量仍旧很少，这与整个金朝境内墓葬中随葬瓷器的状况相一致，表明在宋金战争以及政权间相对和平时期，南方窑场的产品在北京地区（甚至北方地区）的流通量和竞争力非常有限。

再次，在各窑场的产品之中，以定窑瓷器的数量最多、器类最为丰富。这些定瓷以制作较为精致的白釉为主，罐、瓶、执壶、盒等器物多为素面，而盘、碗、碟等器物则常见刻花、印花等装饰。关注：老窑，听张兰生讲收藏。金墓中随葬定窑瓷器，沿袭了辽代晚期墓葬的丧葬传统，也证明了金代定窑繁盛局面的形成是在北宋晚期基础上的继续发展。

北京金墓中出土耀州窑、磁州窑等窑场产品的数量不多，但是绝大多数在制作、釉色等方面均属上乘。以耀州窑产品为例，耀瓷早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就已流播至北京地区，当时仅有青釉器物，且在辽代晚期有所中断。

北京金墓中的耀瓷不仅有青釉，还发现了创烧于北宋晚期的月白釉，反映了耀州窑在划入金朝版图公众号老窑后生产的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北京金墓中出土的临汝窑、钧窑瓷器从工艺特征来看为北宋晚期的产品，随葬于金代墓葬之中，应与女真人多次侵宋、大肆掠夺中原财物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有关。

金代耀州窑月白釉鋬耳洗

耀州窑博物馆藏，1988年耀县柳林窖藏出土，口径15.4、底径4、高6厘米。圆唇，直口微敛，圆腹外鼓，坦底，卧足。口沿一侧有一月牙形鋬沿，下贴一环形立耳。施满釉，底足与环耳外侧露胎，月白釉，呈青白色，釉厚均匀，温润如玉。胎色灰白，胎质细腻。内底心饰一道下凹弦纹。整体精巧无比，为金代耀州窑月白釉瓷中的佳器。此器之造型关注公众号：老窑可追溯至九、十世纪由中亚地区传入我国的金银器单柄杯。南宋、金时期在南北方窑场，如耀州窑、定窑以及景德镇、龙泉窑等均可见此类造型的瓷器。其中有纪年的时代多在12世纪后半叶及其以后。金代有确切纪年，即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的两件耀州窑青瓷鋬耳洗均出土于北京。

月白釉瓷，是金代耀州窑成功创烧的一大特色产品。其瓷器釉色呈微青中显白的月白色调。此釉粘稠度大，玻化程度低，釉层肥厚，质感如蜡似玉。这件月白釉执壶就是金代耀州窑的代表。

金代耀州窑月白釉执壶

耀州窑博物馆藏，耀县出土，口径1.5、底径5.1、高11.6厘米。小口，溜肩，弧腹下部圆垂，圈足。下腹部一侧为一弧形圆柱状流，与之对应的另一侧，粘一扁圆形把手。月白釉，釉色青中泛白，白中透青，釉质纯净，釉层厚，具有较强玉质感。而浑圆素面的造型则将简约之美推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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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在凤翔青渠下窑村拍摄的金代刻诗词梅瓶残件

文集遗址共发现各类遗迹1470多个．计有大型建筑基址7处、房基50多座、灰坑1100多个、窖藏坑10多个、灰沟20多条、道路3条、地灶80多个、火池100多个、砖池60多个、水井14眼、地道1处、墓葬4座。其中最为重要的遗迹是5座保存较好的较大型房基、4个存留瓷器数量较多的窖藏坑和1个埋藏有一大缸铜钱币的窖藏坑。绝大多数遗迹都位于金代至元代初年的文化层之间。

就文集遗址的整体布局来看，它是以一条从唐代后期开始使用的，自西向东横贯遗址中部的东西向道路为中轴，所有其他遗迹分别沿街道的南北两侧依次排列，然后再向南北方向纵深展开的。这条道路在发掘区的中部呈慢弧形折转向东北方向，并且在转弯处向南分出一个叉道。由于此遗址位于汝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所以这个叉道很有可能是通向河边码头的通道。此叉道向南约30米是河边的断崖。

所有房屋基址大都是沿着街道两旁而建。由于年代的差异其建筑形式也大不相同，从早到晚大致可分为单间式、简易草棚式、连间排房式和庭院式。最早的单间式建筑物属于唐代至五代时期，现仅发现2座。稍早的草棚式建筑物属于金代初期，位于道路的两侧，甚至是在道路上．残留的遗迹大多是一些柱洞。稍晚的房屋属于金代早中期，是一种砖砌的连间排房式建筑，或三四间或七八间相连在一起。大都用青砖埋在墙基槽沟作基础，墙体或用青砖与土坯砌成，或在墙基槽内竖立多根木柱，后用夯土填实基槽，即所谓木骨墙。最晚的一组房屋基址属于金代末期至元代初期，是一种庭院式建筑，用大型河卵石作为墙基与柱础，柱础坑为圆形或方形，口部直径或边长均约1米。其北面为主房，东西各有厢房，院落后面另有一些附属性小型房屋。其东西总长22．15米，南北宽约20米。这一院落气势宏大，地基范围宽广，用石很多，平整细致，深厚结实，决非以一般平民之力所能建造。从周边灰坑出土大量的砖瓦残片可以看出，这些房屋除大量的茅草房外，至少有一部分为瓦顶房。

窖藏坑位于房屋基址之内或其附近，大多是口小底大的竖穴圆形坑，并有少数为方形坑，还有一种带有地道式洞室。在众多的窖藏坑中，有4个坑出土瓷器达90余件，连同铁器、陶器在内计有100多件。有一个铜钱窖藏坑内出土满满一大缸铜钱，估计有800多公斤，绝大多数是北宋铜钱，也有南宋与金代铜钱。其他的一些窖藏坑或多或少地出土一些瓷器、铜钱币或铁锄、铁鏊、铁桶箍等器物。在这批窖藏坑所出瓷器中，尤其以3件套保存完好的配有盏托、盏碗与盏盖的茶盏更为引入注目。这批窖藏坑的年代大都属于金代，最晚可能迟至元代初期。

水井有土壁井和砖壁井，井内大都有较多的瓷器残片，不少尚可复原。地灶或用土坯砌成，或就地挖坑修整而成，灶门朝向各不相同，房屋内外的陶水缸或陶盆，为固定其位置大都深陷于居住面以下的那个为其量身定制的凹坑里边。遗址内发现不少储钱陶罐，有的被埋在居住面下的一个小坑里。居住区内有很多呈六边形或正方形的砖砌小池与圆窝形小池，有的里面还盛有褐色或灰白色草木灰迹，它们可能是用来放置锅或其他器物的案子或座坑，有时或用来作为保持锅内饭食温度的火膛。

出土遗物单就现阶段复原情况看，已发现完整或较完整的器物2300余件。以其质地的不同，可分为陶、瓷、三彩、铁、铜、银、玉和石。其中瓷器数量最多，大都是生活用器皿。以釉色的不同，可分为白、黑、青、钧、酱色五种，其中白瓷占绝大多数，黑瓷、酱釉色瓷次之，青瓷与钧瓷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瓷器的器型计有碗、盘、钵、盏、盂、瓶、灯、执壶、尊、盆、缸等器皿类物。此外还有瓷俑、绞胎球、玩具等。就其装饰技法来看，计有模印、刻划和绘花，装饰花纹的种类计有三彩、白地黑花、红绿彩和青花。比较典型的瓷器品种有白釉瓜棱盂、葵口碗、菊瓣纹碗、斗笠碗、黑釉凸黄线执壶、三彩枕与灯、白地黑花碗与盆等。在几个金代的大灰坑里，有不少白瓷碗的圈足内墨书有姓氏或人名，推测可能是使用者的姓或名，此外，在一件碗内底部还发现有“都务”、“都”等字样的墨书题款。这些记载可能与本遗址在某一时期的用途密切相关。

从遗址出土的瓦当与大型吻兽类房屋构件、大量的民用瓷器与少量较为高档的瓷器，较为集中的大型地灶与火池，相对集中的铜钱币与瓷器窖藏坑，以及较多的围棋子、骰子等与娱乐活动相关的玩具来看，这里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落遗址。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古人员认为文集遗址应是自唐代延续至元代的、在金代发展为较大规模的民间商品流通、交易场所----集镇一类的遗存。遗址中较为清晰而明确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遗物，为研究这一地区唐代至明代的历史文化面貌，尤其是金、元时期民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料。

下列所选器物，按考古报告，全部定为金代器物。

001.青釉碗

口径22.4cm

底径6.9cm

高10.9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