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啸 | “破体”：一条神奇的书法发展之路
张公者先生发起的书法“合体”现象的讨论，颇有些意义。
公者先生所谓的“合体”，前人称为“破体”。“破体”一词最早分别出现于两位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书论之中。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王献之变右军行书，号曰破体书。” 徐浩在他的《论书》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钟（繇）善真书，张（芝）称草圣，右军（王羲之）行法，小令（王献之）破体，皆一时之妙。”并认为：“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意思是说突破书体之间的界线，将不同书体杂糅，才能闯出一条可以通向未来的道路。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破体”现象最为盛行的，是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时间跨度长达约1000年。“破体”盛行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文字的不断革命，即从结构和书写双重繁复的篆书革新到结构和书写双重简便的隶书、草书和楷书。而推动这场革命的首要动力是实用性——即提高书写效率，同时亦可减少因结字的繁复而产生的识读上的混淆。在这个过程中，每当一种新的实用需要生发出来，便会开始突破固有的书体形态。比如，我们观察战国和两汉简牍墨迹，无论是篆书还是隶书，常常会发现它们在起笔、收笔甚至转折处有“提按”。
“提按”本不是篆书、隶书的基本特征，而恰恰是后世草书、行书、楷书的基本用笔。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改变，正是因提高书写速度所致。当然，我们称它是“合体”也可能不太合适。因为，书体的演化是一个不断向下的过程，就像一条顺流而下的河流，它的未来是未知和不确定的。除了那个业已成形的母体之外，事先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与旧书体结合、杂糅的书体。所以古人称它为“破体”无疑是合适的——它只是在“破”，因“破”而产生新的笔法和字形。
这种笔法和形态并非是两种或多种业已存在的书体结合或杂糅的产物。而将它称作“合体”或杂糅书体，是因为你（作为后人）看到了“破”的结果，于是便用那个结果去推导或推测原因。
除了实用这种动力外，战国至南北朝“破体”盛行的另一个动力是审美——严格地来说，“破体”是实用与审美的双重产物。
中国古代大多数的书法作品，其产生的直接原因也并非是为了审美。然而，就是那些非常“实用”的东西，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就有“审美”的参与，只不过这种“审美”常常隐藏在某种“工艺”或“装饰”之中。比如，远在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就时常能见到某个笔画或结构书写（或铸刻）得特别肥大、粗壮，甚至故意将笔锋偏向一侧的现象。这样的装饰效果，直接诱发了后代书体（如隶书、草书等）中“点”和“捺”的产生；又比如，战国、秦和西汉早年金文中因工艺和装饰的需要，将原本圆转的结构变成方折的结构。这种结构又直接导致了隶书的产生。后世将汉字称为“方块字”大约也是这个原因；再比如，在汉代简牍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一笔被拉得特别长、或被特别加粗并大幅度偏向一侧的弧形用笔，这是后世草书特别是大草产生的前奏。这种现象甚至在某些汉代碑刻规范隶书中也偶有出现。很显然，上述各种现象的出现，是装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