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正在支配人类思维，威胁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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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革命”让特朗普当上了总统，影响了英国脱欧，让政治成为了空中楼阁。
所谓的社交媒体革命，并不像它被吹捧的那样美好。推特和脸书等社交网站激化了愤怒和恐惧等情绪，且无益于民主的繁荣。
大约在十年前，尤其是2009年到2011年间，评论家们都争相吹捧“脸书革命”、“推特革命”或是“社交媒体革命”这件事情。但通常他们都不大清楚这个革命到底是什么。不过，不管此革命应当如何，它都与社交媒体有关，且无处不在，或者说至少在西方以外的任何地方：伊朗、摩尔多瓦、突尼斯和埃及，一场“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让整个中东地区迎来了网络改革热潮。（有趣的是，尽管据报道政府封锁了许多社交媒体网站和信息软件，现在的伊朗抗议之声渐起，也没有了2009年那样耀武扬威式的技术评论。）
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这个故事似乎已成为过去，君主专制帝国倾塌，民主成为世界主宰。社交媒体的交流理应转化为一场政治革命，即使我们未必会对正能量的变革应当如何达成一致。显而易见，这个过程是相当情绪化的：得益于社交媒体的神奇魔力，愤怒的情绪直接表达成了“反抗”，继而形成了民主治理。
但是社交媒体并没有助力这些革命演变成持久的民主。社交媒体总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我们大脑中最为被动反应、最少深思熟虑的部分直接对话，即使我们心中较为镇定的那一面拒绝如此。这也就难怪社交媒体总是在加剧仇恨、白人至上主义和公开羞辱行为上更加高效了。
社交媒体对传播者来说威力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可以运用心理学定位技术，把脸书等平台收集的海量信息转化为武器。
社交媒体太容易绕过人类思维中理智或者说至少是合理的部分，而那也恰恰是支配民主公共思维的所在。它直接与我们大脑中情绪化、被动反应且速效应对的部分对话，那些因影像和点击带来的愉悦感而满足的部分，那些供养我们自尊心并使我们自认为是英雄的部分。
2011年2月11日，“阿拉伯之春”迎来了高潮，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ek）下台，谷歌前市场主管和积极分子韦尔·戈尼姆（Wael Ghonim）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很多革命都发于脸书。如果你想解放一个社会，那就给他们互联网。如果你想拥有一个自由的社会，请给他们互联网。”
到了2016年2月，喧嚣声渐息，戈尼姆表达了保留最初主张的倾向，虽然他建立的Parlio最终走向了被Quora收购的命运。现在，他依旧坚信“社交媒体正在重新分配政治力量，”尽管与此同时，他也担心“这个在短期内形成网络、组织活动和促进大规模信息交流的力量”会“给市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正面与负面皆具。”
他认为他们是分开独立，我却觉得戈尼姆所说的社交媒体“永无止境的人气竞赛”在很大程度上与让“阿拉伯之春”政治抱负付之东流的现象极为相似。
举例来说，不管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选举，还是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都应被叫做社交媒体革命。他们精确简洁地捕捉到了某些人认为社交媒体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影响：社交媒体代替其他电视、报纸和广播等传统媒体。
2016的选举集结了情绪化、被动反应和“自我优先”政治思维，却忽视了民主治理的核心：理智和深思熟虑。几乎每一天的新闻都是在更加详细的讲述媒体平台是如何在宣传和操纵2016年的特朗普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
社交媒体对传播者来说威力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可以运用心理学定位技术，把脸书等平台收集的海量信息转化为武器。数据分析师可以依据某些看起来无甚争议的信息，比如说“点赞”某个化妆品品牌，而轻微的推动某个人的行动方向。
特朗普同意，如果“没有社交媒体”，他很有可能不会赢得选举，很多学者也深以为然。
杰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主演的BBC纪录片《硅谷的秘密》（Secrets of Silicon Valley）简要提及的诺贝尔奖（Nobel）得主、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普利策（Pulitzer Prize）获奖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许多技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曾在2007-2008举行了两次会议，论及了社交媒体经常利用人类最简单的情绪。
许多学者认为互联网诞生后，世界变得更不民主了。开始考虑这些事情之间互相关联的可能性，已然至关重要。
2007年和2008年，卡尼曼给来自谷歌、推特、脸书、维基百科、微软和亚马逊的高管上了名为“Thinking, About Thinking”的课（并于2011年在谷歌讨论了《思考，快与慢》这一主题）。卡尼曼以其能提高公众认知的两个思维系统（系统1和系统2）而广为人知。系统2有些传统实际，思考“缓慢”，“需要努力，不太常见，依靠逻辑，需要计算，要求自觉”。系统2是一种我们一直设想自己正在进行的理智思考。系统1反应“迅速”，比如战斗还是逃跑，是一种“自动常见、情绪化、刻板且潜意识”的反应。
脸书和推特建立在系统1之上，绝大部分社交媒体也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技术高管都来聆听这些课程。他们也学到了如何缔造一个绕过系统2，直击系统1的媒体。你无需多费力气寻找，介绍自己的产品只与系统1对话的数字技术研发者比比皆是。
社交媒体会“指导”我们——让我们用系统1思考本该由系统2负责的问题。扎克伯格在成立脸书的前身Facemash，哈佛版本的“hot or not”（译注：一家交友网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运用系统1思维，脸书的“动态消息”（News Feed）也应用了同样的原理。
脸书的首任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曾在接受美国媒体公司 Axios迈克·艾伦（Mike Allen）的采访时明确说道：“我们最初思考构建这些程序的时候，就是在想‘如何让人们尽可能多的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脸书里？’”
帕克说：“这是个社交验证反馈套路······只有我这样的黑客才能想到，因为你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就在同一个月，脸书的前副总裁查玛斯·帕里哈皮迪亚（Chamath Palihapitiya）在斯坦福大学一项讨论中声称社交媒体公司“创造的工具正在破坏社会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
谷歌前广告经理詹姆斯·威廉写道：社交媒体和数字科技就是旨在“利用人类的心理弱点，让我们朝着可能符合、也可能异于本身目标的方向前进。”
发表这些言论的并非只是帕克和帕里哈皮迪亚二人。风险资本家、谷歌和脸书的早期投资人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最近在一篇评论中指出：这些公司“有意识地将宣传者的说服技巧与赌博业相结合，而这终将会威胁公共健康和民主。”在CNN的一则评论文章中，两个刑事司法专家称“社交媒体让一些本该被搁置的阴谋论被吹捧成了传统智慧”，“对于曾经匿名的极端主义者，可量化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吸引力·····不可等闲视之。”
2016年年末，由剑桥大学支持成立的Nine Dots Prize开始为其首届比赛征集文章。评审们想找到“数字媒体正在把政治变成空中楼阁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谷歌前任广告经理詹姆斯·威廉赢得了这个奖项，他写道：社交媒体和数字科技就是旨在“利用人类的心理弱点，让我们朝着可能符合、也可能异于本身目标的方向前进。”最近接受《卫报》采访时他做了更加深入的说明：“注意力经济正在直接破坏民主所依赖的论证。”詹姆斯·威廉现在身处一个由硅谷旧员工组成的小团体，这些人曾经参与过研发某些技术，他们称其目的就是“掌控人类思维”。
Knight-Mozilla的研究员索尼娅·宋总结了2008年以来的学术研究，在2013年写下了“人们要不断地在快速思考和慢速思考之间转换······但是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大都处于快速思考模式”这样的话。2013年娜塔莎·道·舒尔（Natasha Dow-Schüll）出版的《成瘾设计:拉斯维加斯的赌博机》和2017年亚当·奥特（Adam Alter）的《不可抗拒:成瘾科技的兴起和让我们欲罢不能的生意》都详细说明了社交媒体行业在故意使用思维支配技巧。儿科医师罗伯特·拉斯蒂格（Robert Lustig）在他2017年发表的《入侵美国人大脑：企业掌控人类身体和大脑背后的科学》一书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些技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我们之中，有太多人对技术之善深信不疑。但是，这种想法几乎没有理论依据。许多学者认为互联网诞生后，世界变得更不民主了。无比重要的是，至少开始考虑这些事情之间互相关联的可能性：互联网承诺的民主，并不是它所说的那样。
我们使用的小工具、接触的社交媒体都在绕过我们大脑中较为深思熟虑的部分，强行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什么当历史证明系统1思考，至少在它未被补充修饰时，会招致独裁主义和暴力的时候，我们却认为回避理智能让社会更加民主呢？
那些鼓吹脸书革命、推特革命的人，宣扬的是反应和激情政治对（相较来说）冷静思考的替代。系统1思维对系统2思维的支配才是真实的社交媒体“革命”。现在仍存在的问题是民主政体们是否有意愿和方法让慎重思考重回政治，或者说，数字媒体是否让政治成为了一场镜花水月。
编译丨路会会
选自丨Mother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