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不加教养，人类中的兽性可比兽类更可怕
人性中亦兼有兽性，人性、兽性同出于“天”，同本于“自然”，兽性也不全是坏。譬如开矿，有的在上层，有的在下层。人性中浮在上面粗处的便是兽性，深处乃见人性。此须人自己好好来开发。可能在人性中兽性占了十分之七、八，人性只占十分之一、二。荀子讲人性恶，他只把那七、八分的兽性看重了，却把一、二分的人性看忽了。如放一堆糖，看小孩们抢不抢，他们当然抢。反不如撒一把米在地上，让鸡跑来吃，各吃各的，抢得不如人剧烈。这因人的心智复杂，不加教养，人类中的兽性可比兽类更可怕。
中国人讲“慈”讲“孝”，其实还不都是讲的一个“仁”字
文/钱穆
中国古人把此种关系分作“五伦”，即是说人在社会上大要有五种配搭，或说五种搭档。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称五伦。任何人一离娘胎，生下地，来到这世界，就得与父母作搭档。而且在人未投进此世界以前，这一搭档早已配搭上。上帝不会在荒野无人之地凭空掉下一人来。我们的生命也不是自主自由，由我自己生。生命本身并不独立。而且也不是我要生在这家就生在这家，我要生在这国就生在这国的，因此人生也根本不自由。
在新文化运动时，有人提出“非孝”的理论来，反对中国传统所讲的孝道。因为父母也不是自由自主要生一个我，要生男生女都不知，究竟能不能生一个子女也不知，而偶然地生下一个我来，我和父母之间便可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这话究竟讲得通，还是讲不通？你且莫问父母究竟是否有意要生一个你，你且问你究竟从哪里来的，你的生命由谁给了你。这且不管，你生下以后，还是不能独立的，还需要父母的养育和照顾。就你一分良心，要报答父母养育，就该有孝道。
中国人讲“慈”讲“孝”，其实还不都是讲的一个“仁”字。这仁字，也可说是我们人类的“心”，同时亦是“性”。其他禽兽同具生命，而或者未具此心与性，相差只在此几希间。中国人很重“报本”，亦即是“报恩”。父母对我有恩，我该报。不仅在父母生前，死后还有祭，这是表示我自己一番情意。父母已死，我的祭，究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不管。我只自尽我心。祭父母、祭祖宗，乃至祭天地，皆是我这一番报本报恩之心而已。禽兽无此心，人性与禽兽性不同，因此人道也与禽道兽道不同。
由于慈孝而推广到人与人相处的一番“亲爱”之情。人群中必需有此一番“亲爱”，始能相处得好。此一番亲爱的心需要培植，最好从家庭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情意上培植起。子女对父母能孝，才会对其他人有亲情爱意。从人道上讲，孝不尽是为孝，不专是为自己的父母，这乃是人道之根本所在，这是中国人观念。西方观念有些不同。
近代西方社会里，做父母的一开始就教子女独立，经济分开，子女有子女的一份。长大以后，要他单独自立，有一个职业。我曾游美京华盛顿，看到美国很多议员的子女都在街上奔波作派报童。他们家应有钱，不必赖子女送报为生，其目的就要教他们懂得要独立，这是对的。如果子女始终只懂得依赖父母，父母老是抚养他子女，这决不是办法。但天下事不能单从一头讲，遇到双方相异处，该有个比较，知得其间有得有失。人与人之间多有一番亲情爱意；此与各人生活能独立能自由，把人与人的关系分开得远一些，当他是一小孩时，便让他知道要独立要自由，一方偏向在理智上，一方偏向在情感上，那是不同的。但不能一方全对，一方全不对。
中国文化重仁亦重爱。分别此一番心情又可有等级。最先第一级是“爱”，如爱动物，爱花草树木，西方人教导小孩也很重这些。爱的进一步始是“仁”。仁是对人与人而言，此一种心地则较高。更进一级是“亲”，亲比仁更进，人可以有爱而不仁，也可以能仁而不亲。所以说：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这三个字在中国人用来分量不同。若只说“博爱”，却用不到父母身上去。人对父母须懂得一“亲”字，连仁字都不够。这些分别，须从各人自己心情上去体贴，空讲无用。中国人看重“父子”一伦，讲孝道，其主要用意在教人懂有“亲”。能亲自能仁，能仁自能爱。这里可以奠定人们做人的基础，养成他一种良好而高贵的心情，然后推而至于对家庭，对朋友师长，对社会国家，对于全人类，到达一个理想的“为人之道”。
“君臣”一伦，现在是民主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了。其实君臣关系仍然是有的。没有了皇帝，有大总统，一样是君臣。除了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之外，学校有校长，在学校当教师、当职员，他们和校长之间也是一种君臣关系。公司里有总经理，军队里有总司令，工程团体有总工程师，社会上各种行业组织都有上司下属，亦即是君臣关系。就使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理想中的社会，仍然有君臣关系的。君臣一伦，不是教我们服从，而该是讲一个“义”。中国古书上说：
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
君臣一伦，主要在讲“义”，讲应该不应该。所以说：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社会上一切事，总该有一个出令的，叫别人去做，这样就成了组织，发生了君臣关系。这种关系该建立在义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都是义。在此君臣关系之内尽可有自由。你在这个公司做事不满意，可以退出。在这个学校做事不适合，可以走。在这个政府做事不称心，可以辞。不做官可以去做生意，不做生意可以去教书，任你便。所谓：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又说：
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古尚如此，今更当然。此与父子一伦不同。大家也许听过这样的话，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骂定此两语是中国人从前的封建思想，所以“孔家店”就该打倒。其实此语既非孔子所讲，也非孟子所讲，又不是孔孟门徒儒家所讲，而系出自《战国策》齐人王斶所言。其实此言亦非不合理。社会上历史上，自有忠臣，自有烈女，只要合情合义，忠烈只该有歌颂，不该受诽笑。
古人又说：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
此所说男女有别，并不是指男女授受不亲言，乃指男女结为夫妇才是有分别。这是说，这一对夫妇要和其他别的夫妇有分别。中国古人又说：
人伦之道，始乎夫妇。
因有了夫妇，始有父子，人与人有了相亲之意，才能讲到义。近代西方也一样，也认为夫妇该有别，离了婚才可以再结婚。禽兽也有雌雄，但无婚姻，无夫妇，即是无别。
西方人亦讲夫妇有别，但没有中国人讲的严格。一个家庭可以有五六个孩子是两三个父亲所生，或者是两三个母亲所生，这就不如中国家庭的单纯。但中国家庭似乎偏于看重了“夫”的一面，乃受今人訾议。如中国古代有“七出”之法，可以作离婚的理由。丈夫可以在七个条件中离婚，“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四妒，五有恶疾，六多言，七窃盗。”第一条当然最重要。南宋诗人陆放翁夫妇情感很好，可是放翁母亲不喜欢她的媳妇，放翁就只好跟她离婚了。可是陆放翁一直还怀念着她，所填《钗头凤》一词，流露了他的感情。此因中国人把五伦会通作一个道理看，主要在不以此伦害彼伦，贵乎能以此伦通彼伦。所以说“孝衰于妻子”，是以此伦害了彼伦，便不好。又说“事亲孝，可移于事君忠”。同样是一种性情流露，便是以此伦通彼伦了。其他六个出妻的理由，都为着顾全家庭。多言有害家庭和睦，所以被出。但亦有三个条件不得出妻，“一是有所取，无所归。二是与更三年丧。三是前贫贱，后富贵。”当你娶她时，她有家，你和她离婚，她仍可回娘家，仍可再嫁，那不要紧。若她没有了娘家，无可归了，便不该离。你娶了她，如你父母丧亡，她和你同守三年之丧，你不该在你父母丧后再和她离。第三个理由，当初你娶她时，你还是个贫贱人，现在你富贵了，便不该离。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她陪你同吃过糟糠，你有良心便不该和她离婚。以上三条件，皆是人的“良心”问题。良心不许可，不待再讲法律。单从男的一面讲，有可离的条件，也有不可离的条件，这也不算得太过不平等。若说为何“七去三不去”只从男的一方讲，没有从女的一方讲，那是古今社会不同，却不是故意太看不起了女的。
第四伦是讲的“长幼”。长幼该有序，如进食堂，后到的让先到的先吃。上车让女人、让老弱先上。社会该有个秩序。教人守秩序，最好从小孩时在家庭中教起。从前中国旧礼教，小孩吃一块糖，总是告诉他们，小的让大的先，从他幼小纯洁的心灵里就培养这种长幼有序的观念。现代教育不同了，说要发展个性。小孩在家中最纵恣，一盘糖，可以抢，可以打架。大的应该让小的，这也是一新秩序。但从心理上讲来，从小养成他纵恣习惯，占便宜，大了要变却是难，小的吃些亏，后来逐年长大，却感到舒服。要大的吃亏，愈大愈吃亏，却有些不自然。有人说，美国社会是“年轻人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照中国人想法，人到老年，快近坟墓，他已经奋斗过一场，该让他较舒服些。人生有一好收场，这也是人人内心所要求。中国人总是讲要尊敬老年人，老年人舒服些，也不见得小孩会进地狱。小孩没有教育，尽在天堂，他从来不知“弟恭”之道，长大了也不一定能“兄友”。中国人的“兄弟”一伦，也有它理由的。
“朋友”一伦重在“信”。我信你，你信我，互信才能互助，相亲相爱。
一个人进入社会，有此五般搭挡，但也不尽然。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父母做搭挡，或许待我该做父母了，未必有子女。所以中国人多讲了子孝，少讲了父慈，此亦是一理由。而且禽兽也能慈，孝则禽兽所不能，“人”“禽”之辨在此。所以中国古人更重讲“孝”，胜过了讲慈。
人性中亦兼有兽性，人性、兽性同出于“天”，同本于“自然”，兽性也不全是坏。譬如开矿，有的在上层，有的在下层。人性中浮在上面粗处的便是兽性，深处乃见人性。此须人自己好好来开发。可能在人性中兽性占了十分之七、八，人性只占十分之一、二。荀子讲人性恶，他只把那七、八分的兽性看重了，却把一、二分的人性看忽了。如放一堆糖，看小孩们抢不抢，他们当然抢。反不如撒一把米在地上，让鸡跑来吃，各吃各的，抢得不如人剧烈。这因人的心智复杂，不加教养，人类中的兽性可比兽类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