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座塔里买过书
上次写会乐里（点蓝字可知详情），讲到它西面的泥城浜是整整100年前，也就是1921年填没的。
其实福州路上还有一样风物，那就是原来在山东路口的那座塔，也是整整100年前，也就是1921年建造的。
建造这座塔的人叫狄葆贤。1904年他就在上海创办了《时报》。
后来时报的房子不够用了，他就在福州路山东路转弯角子上造了这座有七层宝塔的时报馆。
狄葆贤名气响得很，《时报》的名气也响得很。
当年，《神州日报》于右任、《申报》史量才、《时报》狄葆贤和《苏报》章士钊，人称上海报界四大金刚。而《申报》、《新闻报》、《时报》和《神州日报》又被称为上海报纸的四大金刚。
福州路上的四大金刚特别多。浙江路以东文化街一头，还有王韬、吴研人、包天笑和周瘦鹃的文章，被称为文章四大金刚，而浙江路以西风化街一头，也有林黛玉、金小宝、陆兰芬和张书玉的花界四大金刚。
比起南京路的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百货四大金刚，以及外滩的“中中交农”（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的银行四大金刚来，也一点不推扳。
一百年以后，四大金刚只有吃早点心的大饼、油条、糍饭、豆腐浆了，而且据说还是1990年代人为生造出来的。
一代滑稽泰斗刘春山是上海宝山人，她女儿刘敏（《老娘舅》里演过富贵嫂）就对我讲过，啥个早点四大金刚，阿拉屋里几代人住在上海，从来没听歇过，完全是瞎污搞。
言归正传。
其实《时报》在这座漂亮的塔楼里只呆了八年，1929年就搬到浙江路小花园去了。大东书局入驻。
1950年以后，里面专门卖些外文报刊，弄得神神秘秘，一般人还进不去。
1998年，原地造起了一幢百腾大厦，塔楼就这样没了。那几年，在上海主政的是黄菊。
与最近的金陵路以及老南市一样，当年拆塔楼的风声也是很早就传出来了。
大家都惋惜不已，议论纷纷，希望有人出头拦一拦。不过，时代的挖掘机滚滚而来，谁也挡不牢。
1990年代的山东路
那几年，我还保持着每个礼拜到福州路去买一趟书的习惯。每次经过山东路口，我都会站在它斜对过的上街沿，看着它，吃根香烟。
眼睁睁地看着脚手架搭起来，塔从上面拆下来，直至夷为平地。心头涌起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不为啥，为只为我在那座塔楼里买过书。
话要从1972年讲起。那年春上，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过上海。
其实那次他在上海前前后后只呆了二十几个钟头，签了一份《上海公报》。不过，不经意间，为阿拉上海人留下了两份福利。
一份是，因为伊来而恢复的西菜馆不会再关忒。上海人得以再次吃到西餐。
另一份是，“英语热”陡然而起，我就是那时开始自学的。因为书店里开始有英语教材卖。
当然了，一般的新华书店里，只有许国璋的《英语》还不错，剩下的都是那种第一课一定是“longlive”的初级教材。封面上还必须印一句：“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ofclass struggle”（外语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没啥好笑。前一阵大家拼命称赞美女翻译时，我又一次看到了它的幽魂在游荡呢。
不过，就像当年有地下手抄本《少女的心》一样，英文教材也有地下的，英语爱好者都到处在觅。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最流行的无非两种，一种是《灵格风》（Linguaphone），还有一种是《英语900句》。
于是，就有人讲，山东路转角塔楼的楼上有卖的。不过我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因为塔楼门口一直站着两个戴红袖章的工纠队员，虽然伊拉26个英文字母也识不齐，不过，他们有权鉴定啥人可以进去买内部出版的外文报刊。
鉴定的方法是，必须出示上海市的工作证。学生证也不行，外地工作证也不行，更不要说我们那种“大新”的知青证了。
我也曾经想过问别人借，冒充着进去。不过，万一“刮三”，工作证被收忒，亲眷朋友在单位也要吃不小的轧头。
我只有另辟蹊径。
反正我最后混进去过两趟。
第一趟，反正老虎也有打瞌冲的辰光，那一次，我真的是守得云开日出。
两个红袖章，一个跑开了，要么拆水去了；另外一个被别人叫住借火点香烟。我趁伊认真地一记又一记帮别人家划自来火（那时打火机是奢侈品）的辰光，就一个箭步贼进去了。
第二趟，是个礼拜天。进进出出的人实在太多了，两家头根本看不牢。
我就贴牢前头人的后背，嘴巴里喊着，“一道嗰”，“一道嗰”就轧进去了。
轧进去一看，里面布置极其简单。二层楼连书架也没有。几条长板凳架几块铺板，书就摊在上面，与文庙的摊头无二。
不过，老实讲一声，那时我的英文水平也有限得狠，无非比门口的工纠队员多认得26个字母而已。
我只好假痴假敱东翻翻西翻翻，虽然认得《灵格风》和《900句》的封面，也根本找不到一本。
估计本来就少，又被人捷足先登了。
从二楼到三楼，居然还有一道防线，楼梯上也坐一个戴红袖章的工纠队员。
这一次，要单位介绍信才能通行。我本来就是混进来的，吓得快点掉头。
1978年我重新报进上海户口，进了里弄生产组。每日工钿是七角、八角、九角我不问，单问生产组发不发工作证。
居然发的！那好，礼拜天就再去福州路。
照片已被拆东墙补西墙挪作他用了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大家真心想拿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街道里办起了文化补习班，我一口气就报了高中数学与英语两个班。
教我们英语的是上外的一位姓张的教授，他刚刚平反，因为已年过七旬，所以学校一时头上还没返聘，他就被街道里请来为我们上课了。
他上课，当然由他规定教材，他不教《灵格风》，也不教《900句》，他要教《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
《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市面上更难买到，于是又有人讲，山东路塔楼里有。
于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在生产组下了班就踏脚踏车赶过去。一楼没有，二楼也没。硬泡软磨，大演苦情戏份，总算过了楼梯上那位工纠队员的关，上到了三楼。
三楼也是几条板凳，几块铺板，上面一大堆书。
我俩像地道战里的坏人一样，真的是以“挖地三尺”的态度觅书。居然老天不负有心人，被我们觅到了一本第一册，封面和扉页都只剩一半，不过，第一课以及后面都是全的。
我们再也寻不到第二本。于是两人商定，书先归他，上课时我们坐在一起，先佮着看。然后我可以慢慢抄出一本来，顺便也是预习。
顺便说一句，当年那塔楼里的外文报刊书籍基本上都是没有版权的。有的直接翻印，封面简化，只留书名。封底写明“内部资料，恕不外传”。说穿了，就是官方盗版。所以，要查工作证介绍信。
说起来，那一次，我是大意了，也轻敌了。
因为自己从1972年开始就有自学，自以为即便是《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我还是跟得上的。所以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抄书，结果就闹了大笑话。
第一次上课，教《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第一册第一课，叫《Mr Pristerly’sHouse》。
我一看，蛮简单嘛，回去也就没翻书复习。
没想到这位上外的张教授是一位狠狠认真的人。
第二次上课一开始就先提问。而且，他提问，用老法，我们是要站起来回答问题的！
问题貌似狠简单: Say something about Mr Pristerly’sHouse。
我们毕竟是街道业余补习班呀，程度差，而且口语更差。前面两个站起来，都讲不出，只好立壁角。马上第三个就轮到了我。
雄辩如我，那时只有一句：I’m sorry。
张教授一听，哦，侬开英文啊，搿么好嗰呀。Try ur best（试试看）。Just say somgthing（随便讲两句）。Even one or two sentences（就一两句也行）。Or some phrases or words。
断命我听倒还听得懂。不巧，那几天我煞死在谈恋爱，根本没工夫准备功课，加上被一问，慌了，断命一句也讲不出呀。只好也立壁角。
喂，阿拉街道补习班是夜里借的人家小学的教室，断命的课桌椅来得嗰矮，我站着，大半个身体露了外头，难堪之极啊。好歹我读小学中学好像还是学霸呢。
那天晚上，张教授并没有批评我们，毕竟我们是成年人了。不过，他讲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Don’t be sorry next time。
放之四海而皆准啊。随便啥事体，有得到辰光 say sorry，还不如早点自家下些功夫呢。
那次，我是真的下功夫。当天回去，我就抄了一个通宵，一口气抄了前10课课文，包括课后的练习题也一字不漏。
而且，我在下一次上课之前，将第一课和第二课都背了下来。心想，哼，张教授，侬再问喏，我保证不再say sorry。
万万没想到，直到学期结束，他再也没有提问过我一次。我心里难过啊！心想，好极了，老先生侬真会白相，我输把侬。
后来，我慢慢晓得，能一记头让侬培养出学习的好习惯，终身受用，这才是做教师的高妙之处啊。
后来，我就熟门熟路了，经常去山东路的那座塔楼。
我的《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都是在那里买到的。后来学《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了,也去那里买。
一晃40多年过去，我的这点英文也老早还给了张教授了。
啥人要我用英文say something about山东路转弯角子么，我只好再立壁角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