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华：做校长还是当校长
导读：与一般的机构很不一样，大学通常都有较长的历史传承和独特的精神文化，这使在大学工作的所有人都背负了天然的责任，希望能够为学校的辉煌尽我们这一代的力量。校长更是如此。校长不是太平官，是事业和责任。当走上校长这条路的时候，就背负起了 学校发展和青年人成长的重任。这篇短文是林建华校长刚刚担任重庆大学校长时，为《光明日报》写的稿子，代表了当时的心境。
作者|林建华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
“做校长”是一个事业
南加州大学的前校长史蒂文·桑普尔是一位很伟大的校长，曾经带领两所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法布罗分校和南加州大学走向辉煌。多年前我去南加州大学访问时，曾拜会过他，他的一位同事后来转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卓越领导的思维方式》。这是一本必读的好书，深邃的哲理和思想被他用平实流畅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展现出来。
书中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当他还是年轻教师的时候，他申请参加了专门培养未来大学领导的实习计划，因这个实习涉及未来大学发展道路的选择，同事们都很关注。和一位资深同事的谈话让他受益匪浅。这位同事认为，大学校长是一个很荣耀的职位，一些成功的学者希望成为大学校长是很正常的想法，但人们往往会忽略校长实际上责任重大、专业性很强。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视之为一项事业，真正去“做校长”，而不是“当校长”。
在中文语境中，“做校长”和“当校长”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英文语境中“做校长”和“当校长”的含义是明显不同的。“做校长”意味着要把校长作为一项事业和一份担当，而不是一个职位。
在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为维护北大办学理念而数次请辞；竺可桢以确保学术独立为前提接受任命，后又为浙大的生存发展在西迁路上呕心沥血，这些都是“做校长”的典范。当然，做好校长不能仅凭满腔热血，还要有独到的办学思想，以及在复杂环境下实现这些思想和理念的艺术和能力。如果按这样的标准，真正做到“做校长”还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的挑战比以往更加严峻：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世界变化也很快，而大学的管理体系和教育模式显然还很不适应。因此，中国大学校长不仅要使大学正常运行，还要去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第二，中国大学当前所处社会背景也异常复杂，各种利益和冲突相互纠结，社会价值体制尚在建设、优化和发展的进程中。
很遗憾，现在还没有专门培养大学校长的学校，即使有这样的学校，也未必真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大学校长。记得一位资深党委书记讲的一句话 :“大学党委书记要有省委书记的政策水平、支部书记的工作态度。”美国一位校长也讲过类似话，他认为大学校长是除市长外，最困难的职位了。大学校长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职位，既要有大局观，处理的问题又很具体。国家要求大学校长要成为政治家、教育家，但可能还不够，还得是好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演说家。
大学校长任重而道远
大学校长最主要的责任是引领学校的发展方向。社会发展和变化一直在不断地挑战大学，今天的现实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但千校一面和应试教育正在扼杀学生们的创造欲望和判断能力；大学精神和价值的迷失，正导致教师队伍浮躁风气的盛行和人格扭曲，不仅使学生丧失了独立精神和批评的勇气，也使大学的公信力受到伤害。
作为大学校长，需要融合个人价值观、办学理念、学校资源，启迪广大师生员工勇敢地拥抱变化，使大学真正回归人才培养的教育本位。大学要首先担负起为社会输送诚信公民的职责，才能真正做好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大学校长是个管理职务，必须通过建立科学管理体系，提高高校的运行质量和效率。精神文化与管理制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精神文化和大学制度是看似不同的两个范畴，但却联系密切，目的是为了营造良好的育人、学术和文化氛围。
大学精神文化是制度的灵魂，也是制度建设的目的，而大学制度规定了是非底线，是维系大学精神文化的保障。
当然，在一定条件下，大学的精神文化的确可以超越制度和管理而独立存在，但若没有制度的保障和维系，大学精神文化也是可以蜕变的。目前，很多大学都存在精神文化与制度间的冲突和不协调。例如，我们提倡追求真理和不怕失败的科学精神，但却在评价制度中充斥着急功近利；我们希望能够启迪学生智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却在教学管理制度中设置了很多扼杀学生主动性的限制。这种状况不改变，大学将难以担当社会重任。
大学管理构架也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责任权利界定含混，致使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严重。大学战略需要建立在有效组织的架构基础上。我们的大学体系和制度还不完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根本解决。
校长们需要带领团队，深入分析大学内部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要根据学校的特点、国家和地方需求、学科发展趋势，制定好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过程中要摈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和浮躁的情绪，根据学校的使命和愿景，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踏踏实实地做好学科调整、学术队伍建设、大学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学校未来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今天在大学的青年人终将成为国家和社会未来的中坚，他们的创造力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他们的修养和品德决定了民族的未来。如果将来各领域的中坚和领导主要在中国大学接受教育，虽然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但至少是合格的。反之，如果他们中多数人都是在国外大学接受的教育，那我们的教育是可悲的。
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固然是校长思维的基础和动力，但学校任何一个大的改革和决策所带来的成效都要很多年后才能显现。这也在考验着我们，如何在远见卓识与短期效应之间抉择，如何在勇于开拓与稳定祥和之间平衡。今天的中国大学校长，需要更努力地“做校长”，要有强的意志力，对得住良心，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扛得住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