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敦煌》（一）王道士冤不冤 / 梁剑随笔（第1817期）
被 误 读 的 敦 煌
偶然一个机会，我应邀为一个活动临时救场，做个关于敦煌的主题宣讲。对于敦煌，我一直心向往之，遗憾的是从没有去过。对于敦煌学，我也略有涉猎，那也仅限皮毛而已。受人之命，遂临时恶补，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加手边一些资料完成初稿。然心中还是没谱，逐备美酒佳肴，虚心请教于身边一位高人学者，三杯下肚，一番高论，获益良多，然诸多观点与以前认识和手边的资料多有出入。
仓促的因陋就简完成了活动，现场宣讲效果还不错，遂对敦煌及敦煌学兴趣大涨，数月内遍览可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才知敦煌学之博大精深，仅入门敦煌的一些普通知识，就多有被世人所误者,甚至包括一些文化大家、学术专刊。近日闲暇无事，遂心怀惴惴，在各位方家面前，允末学与诸君一一辨来。
一、王道士冤不冤
几乎每个讲到敦煌的人，首先第一个提到的名字大都是王道士。王道士本名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出生于陕西，因家贫为了生计游走四方，光绪年间在甘肃巡防营做了兵勇，后离开军营受戒成为道士，道号法真。就是这个法真道长，原本大概率会是一个在历史上寂寂无闻的人，可是由于他无意间发现了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藏经洞”而名动学界。然而王道士近些年被更多的普通大众所知晓，则是源于当代知名散文大家、学者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道士塔》。
余秋雨可以称之为地道的敦煌迷，在他的名著《文化苦旅》中收录有数篇关于敦煌的散文，在其中的一篇《道士塔》中他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并就此感到伤痛，他信誓旦旦的写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随着于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大卖，王道士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名头似乎就更被大众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余秋雨是当代颇具争议的一个文人，且不论他是读史不清、或是别有所图的给王道士扣上了“敦煌石窟罪人” 的帽子，也无需去细究史料，只要读一读道士塔那通碑文，就不难发现，王道士于敦煌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碑文的上方赫然书写着“功垂百世”四个大字应该就是后人对他的盖棺定论。读完碑文更可以了解到，王道士对莫高窟至少有三功：一、募集资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来，使莫高窟得以重见天日；二、发现了藏经洞，使得数万卷珍贵的敦煌遗书得以重现天日，方有了后来的显学“敦煌学”，弥补了无数多的历史缺憾；三、在他守护期间对洞窟进行了修复，“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
再参读相关的文献史料，王道士的这几点功劳就更是显而易见的。
王道士是如何成为当时荒芜莫高窟的守护者不得而知，但当他无意间和帮他抄写经书的杨姓书生发现了文化宝库“藏经洞”后，他就自觉的担当起了守护者的角色，即使他是个文盲，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宝库。请看清楚了，这时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也是中国人最忌讳的庚子之年。那一年世界上最大事件的就发生在中国：宣扬“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达到顶峰，掌国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依此豪横地向西方十一个列强国家宣战，宣称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最终导致八国联军侵华，清朝几代帝王的心血、藏宝无数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毁于一旦，延绵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割地赔款，进入风雨飘摇的末年。也许是上天垂怜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不忍视圆明园中无数的宝藏被焚毁、掠夺，在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大事就是王道士无意间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一个执掌世界最大帝国几十年的政治家尚且如此愚昧，你能要求一个远在西部荒漠修行的道士、文盲王圆箓达到什么样的认知高度和文化层次？
而且真实的情况是，王道士自从发现藏经洞起，就开始了他这个文盲的“文化苦旅”。他徒步50里，赶往敦煌县城找到县令严泽，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可惜的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期望引起这位官老爷重视的目的落空了。两年后，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王道士又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进士出身的汪宗瀚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何况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弹劾一下，弄不好乌纱帽也没了。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自己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朝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小事，一道旨意应付下来，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一拔拉小算盘，朝廷让我自行处理，那运费岂不是要从本县出，我到哪儿去筹这笔钱？还不是向百姓摊派，要逼出点民变什么的，朝廷怪罪下来，我吃不了还得兜着走？于是汪知县亲自带了一批人马来到莫高窟察看，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时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封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风餐露宿，单枪匹马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找到也许是他当兵时的老上级，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还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王圆箓几番奔波没有结果，无计可施之时，甚至斗胆给清宫里的慈禧老佛爷写了封秘报信，然而此时大清王朝正值风雨飘摇之际，这封王道士苦心词措的密信也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了。
斯坦因从藏经洞挑出的经卷
可以说，这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且是在那样一个动荡愚昧的年代，单从这点讲，王道士并非愚不可及。可悲的是，几年的努力，这批文物的管理权和处置权仍然落到了王道士手中。和瞻前顾后的清廷官员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批人，就是被我们斥之为“文物骗子”、“强盗”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国考古学者。当他们开始把敦煌文物宣扬于世界之时，朝廷命官们这才看到了洞中之物的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地窃为己有。
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敦煌遗书自发现以后最大的一波劫难，并非许多国人认为的斯坦因、希伯和等西方来客的巧取豪夺。1910年，在敦煌遗书被发现十年后，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当这批一路都在流失的敦煌遗书运到京师后，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再次邀来亲朋好友挑选，将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后来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寥寥八千余卷了。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最早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让他感到愤慨。
敦煌史上另一个更具争议的人物、也是第一个让敦煌文献闪耀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曾说：“他（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值得一提的是，宣统元年（1909），当大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藏经洞敦煌写卷，其中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写本时，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们的呼吁下，才有了后来大批敦煌遗书运达京师、入藏京师图书馆，同时也有了运送途中不停的被盗取、丢失；也有了第一次政府拨款两千两白银用于保护敦煌莫高窟，以及这个拨款信息给王道士带去最后的悲惨命运。
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的人生末期是很凄惨的，一方面他背负了将国家重要文物贩卖给外国人的骂名，同时当地百姓都知道了朝廷给他拨了两千两银子、想要来分一勺羹，奈何王道士也和他们一样对这笔钱从来都是听说过、没见过，在这重重重压之下，王道士疯了，也有人说他是装疯的，总之最后是在穷困潦倒中失望的死去了。
王道士是个心细的人，后人通过清查他的账目发现，从他1892年来到莫高窟到1931年离世，四十年间他为莫高窟筹集了20多万辆白银，全部用于莫高窟的维护与复修，最终自己在一贫如洗中郁郁而终。
王道士是有过失的，且不说经他手让大批的敦煌文物流失海外，仅就他在整理洞窟的过程中，由于本身的局限，客观上对窟内的部分文物造成的损坏，也都是事实。例如他刷白了好几个洞窟内的壁画，要重新绘上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他还毁掉了几尊佛像，换上了道教的天师和灵官。但就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几十年对敦煌的付出，远远是功大于过的，他更不会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一代文化大家余秋雨讲到他在莫高窟的行事时，曾动情而传神的在心底痛苦地对他呼喊呼喊：“住手！”甚至想向他下跪，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一个好有舞台感的画面。
说到这儿，你是否也认为王道士真的是比窦娥还要冤， 以至于后来许多人撰文，认为文化大家余秋雨此生欠了文盲道士王圆箓一个郑重的道歉。（未完待续）
二、张大千的功与过
......
三、陈寅恪不背这个锅
......
四、敦煌学发源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