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书原创)那些已然渐行渐远的亲情——叔公伤逝
叔公伤逝
凌晨两点，莫名的焦躁，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
这是2018元旦后的第四天，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叔公“上山”的时间。所谓“上山”，在我们老家当地，实际上就是入土埋葬的意思。
昨日下午，充分利用了短短的六个小时，接上父母，跑了差不多一百多公里，回了趟已经阔别一年的老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到叔公灵前祭奠，捎带回家取走几本早已尘封的古书、旧物。然后去了外公的老家，祭奠外公的周年，看望多病的舅娘。回城以后，又到医院看望重病中的二婆。半天劳顿，实际上就在我们家族三个老年长辈之间奔忙——两位已然仙逝，一位正在重病。回到家，我一个人瘫坐在沙发上，不想说话。
“叔公”是书面称呼，日常里，我从不这样讲，我叫他“大公”。2012年，我主笔家谱的撰写，才终于明了整个家族的血缘结构。叔公与祖父是堂兄弟，他们的祖父是亲兄弟，也就是说，他们是同一高祖。文英老祖是我们大平山赵氏目前条件下唯一可以考证的老祖，其子为宗应老祖。宗应老祖有二子，长为本先祖，次为世先祖。本先祖之子永权，永权之子德光，即为叔公。世先祖之子永才，永才之长子中周，即为祖父。挖根求源，祖父与叔公属于“同祖隔公”的堂兄弟，属于“第四代”血亲。
叔公大约生于1926年，差不多已经93岁。他们那个年代，取名字比较特殊，是“有名有号”。名字和辈分挂钩，中间必须有显示字辈的字。论字辈排行，叔公与祖父均属于“周”字辈，因而取名知周，而号德光。由于名字一般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才使用，所以绝大多数人不是很清楚叔公本身的“名”了，而熟知其“号”。至于我的祖父，我似乎并未听说他取有“号”。
仔细算来，祖父已然病逝18年。回到老家，站在已经颓败的老屋前，我竟然还能想起已经逐渐模糊的祖父的影子，仿佛他还在门口一边咳嗽一边抽着烟。我又认真看了看老屋不远处藏在荒草中祖父祖母合葬的坟茔，想象又被拉回了现实。祖父病逝后，作为他堂兄弟的叔公，又坚持生活了18年，却在跨过2018年的门槛上，病故了。
曾经记得祖父似乎给我讲过，我们家族的老宅其实不在现在的位置，而在我们屋后山的另一侧“山后头”。他们的祖父完成了搬迁的过程，也就造成了祖父与叔公不在同一地点居住。我们的家在“大平山”山腰，叔公的家则在五百米开外的“抱房头”山嘴，两家遥相呼应。
祖父与叔公年轻时的那个年代，新中国还没有成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读书应该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然而，祖父与叔公似乎都有点文化。我们家保存有一个很有历史年代感的木匣子，木匣子的盖板上，用十分工整的小楷写有家族人员的生辰八字，据说正是处于祖父之手。而我书法的启蒙，也是我的祖父。叔公似乎也读过书，他能够阅读，曾经在我这借有关于川剧的连环画。据说在那个十分动乱的年代，叔公以“地主”身份备受打压，是我祖父将他救了回来，藏在阁楼上。叔公特别高兴，在墙上写下了“高兴回家”四个大字。父亲说，他曾经亲眼见过这几个字，然而我却没有找到过任何踪迹。
叔公是一位非常具有生意头脑的人，年轻时走南闯北，据说做了不少小买卖。在我的记忆中，他算账能力很强，熟人特别多。可能正是因为具有聪明的生意头脑，造成家境相对较为丰裕。可也正因为如此，也为他带来了厄运。
在那个荒唐而神奇的动乱年代，叔公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而备受打压。小时候，我曾经好奇地问祖父：“为什么叔公当过'地主’呢？难道他家有很多土地吗？”祖父似乎对这段历史十分忌讳，给我说：“哪是啥地主，家里一座茅草屋，有几条板凳而已，那时候大家都穷，只是他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就被评为地主了……”我惊异不已，却又不敢多问。后来上了学，在老师那我才得知，“地主”、“贫农”、“下中农”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农民的几个阶级成分。期中，“地主”是一个可能存在生命危险的高风险“成分”，是要被“游街”，是要被“批斗”的。有不少“地主”就在这一过程中悲惨地死去。而叔公，却在一个紧要关头，被祖父给救了出来，将其藏在我们老宅的阁楼里至少一个月，对外谎称已经“逃走”，叔公才得以留下命来。从这一角度说来，祖父与叔公之间的关系，除了是堂兄弟之外，还算得上是“过命”的生死之交。
精明的叔公虽然受到时代的打压，却并没有一蹶不振。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叔公家就开起了一座远近闻名的“抱房”。所谓“抱房”，实际上是孵化家禽的场所。叔公家有全套的孵化鸡、鸭、鹅的工具和设备，每年可以孵化销售数不清的小家禽。也正是在叔公家开设的“抱房”，我学习到了鸡、鸭、鹅孵化的周期是完全不同的，我也亲眼见到了温室孵化、温水孵化、电热孵化的工艺转变，也是第一次认识了温度计，品尝了“毛蛋”以及松花蛋等美味。通过苦心的经营，在曾经人民币最大面值为“大团结”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叔公家就已经成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成为了乡里乡亲学习敬仰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年代，每年叔公的生日，都有很多亲友参加宴会，密密麻麻坐上十好几桌。
再往后，不知什么原因，叔公家的“抱房”没有再继续坚持下去，他们一家竟然恢复了传统农业。叔公一年老过一年，大约十年前竟然意外摔伤，必须要借助拐杖行走了。于是开始被“困”在家中，几乎寸步难行。我们家族近几年开始开办“清明节”，几乎每一年，我都会主动到叔公家，接他上车，然后请他坐上席，吃菜聊天，完毕后又送他回家。叔公似乎非常享受这一过程，见到我，总是乐呵呵的。一口一个“孙头儿”，说很多激励和鼓励的话语，那种慈爱，让我倍感温暖。
这一次专程回乡，才从大妈处获知，叔公已经病重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期间，已经不能下床，全是大妈精心服侍。可惜，叔公病重期间，我并不知情。距上次清明节相隔大约一年再次见面，却是阴阳两隔。
93岁，在我们老家当地，也算得上是少有的高寿了。高寿的老人离世，属于“白喜事”。因而我们一大家人在喟叹生命易逝之余，却并不显得十分悲伤。听叔父说，叔公的墓地早已建好，选择了“大坟山”的家族墓地。是否有给叔公立碑，我不得而知。叔公这一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兴衰更替。叔公的离世，在一定层面上说，也算是我们这个大家族“周”字辈男性的时代终结。
这个冬天，显得特别的冷。此时，窗外冬雨依然淅沥。因为工作关系，我无缘参加叔公的葬礼。
叔公，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