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永安寺起义

一九三七年夏天,黄河再次大决口,灾情比一九三五年还重,村舍全部倒塌,学校被迫解散。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以灭亡中华民族为最终目的芦沟桥事变。面对日寇的侵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樂不战而逃,大小官员纷纷南窜,散兵游勇和土匪十分猖獗,自然灾害和兵乱使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日寇飞机在狂叫,北方前线的炮声在隆鸣。失学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为生活的担扰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交织在一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生计都到了紧要的关头,面对现实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党员万里、田子珍和以“平津同学会”名义来鲁西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的共产党员刘星同志在东平、汶上一带,串连进步知识分子陈伯衡、强仁普、赵效三、田怀仙、王伯谋等,经常深夜在田子珍家里聚会,商议抗日救亡大事。随着来往进出的频繁,渐渐的村上就有议论:咱们村上夜里经常有人进出,有城里的(指万里),有北平下来的(指刘星),有东乡的(指赵效三),田子珍家成了他们聚会的地方。田子珍、田怀仙他们经常到农家今昔对比给讲农村的穷困和农民破产的情况。他说过去咱们村上有骤马大车多少套,还有油坊、酒坊;如今连套完整的马大车也没有了,现在农民都穷了,钱财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都被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占去了。他们深入浅出的话语,村民们好象大梦初醒,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是事实,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们还说到: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外出逃荒要饭也难,应当有个依靠,过去还有青红帮的组织,现在靠谁呢?我们组织起来,可以相互帮助。时隔不久的一个夜晚,他们又到村里宣传，农会是穷苦老百姓的组织,你们愿意参加即可报上名;但参加这个组织不能往外说,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传亲友。组织成立的农民福利会是我党领导的秘密组织。

当日寇的进攻越过了黄河,国民党的统治土崩瓦解,汉奸、土匪乘机四处派粮要款,抓丁抢财,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提沛、冯二皮、田家彬、侯宪明等等司令如毛,搅得群众惶惶不安。隆冬,湖水冻成了冰,刺耳的北风呼啸着,人们各自畏缩在黑黑的屋里摇头叹息。万里、刘星、田子珍等共产党员冒着冰层塌裂的危险,黑夜里来往于东平、汶上、田大店之间,进行聚议串联，研究对策,组建武装,以对付土匪汉奸的抢劫和日本鬼子的进攻。田子珍、田怀仙来到村里说:“现在村上的枪支财产保不住了,连人也难保了,人家都拉起来了(意思是汉奸土匪都结成伙了),是要来抢掠的,我们也要组织起来,有枪的带枪,没有枪的带个刀和棍子，空身参加也行.”并说:“将来打跑日本鬼子,谁出的力大,谁就有前途,人民就会报答他。”他们对村里少年儿童说:“你去了可以参加少先队,在那里继续学习,红军里就有少先队,都是念过书的年青人,”经过万里等同志的动员和组织，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

一九三八年春节过后,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初六)这一天,东平汶上一带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农民三三两两以走亲访友为掩护,悄悄地向汶上县的永安寺集合,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近二百人,当时定名为:山东西南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团长陈伯衡，付团长曹志尚,政委刘星。自卫团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宣传队。但永安寺四周不靠村庄,队伍的生活供应发生了困难,再加上这么多的人，进出目标大,周围的反动势力对这支新生革命力量又恨又怕,处处封锁刁难。为了便于开展斗争,队伍第三天就东进到汶上城西汶河渡口的杨集村。万里、赵效三、强仁普他们也到杨集去过。当时,宣传队有三、五个人,由于队伍刚刚组织起来,面临许多具体的问题,干部们进进出出忙个不停,又要外出联系,扩大人员、枪支,还要解决吃饭问题,每天要到附近村要给养,有时要等到中午才能吃上早饭,晚上只能睡在草堆里,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大家的情绪都高涨,没有一个垂头丧气的。队伍纪律很严,没有一个人触犯群众。队伍组成的初期,常常听领导上讲革命道理,讲红军的斗争故事，学习一些枪支武器的简单原理和使用知识,宣传队伍还学习唱歌演戏,做好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