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涩往事：我的梦魇2000
茧庐织字
一伙像蚕一样的人，用心编织蚕丝一样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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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本名祝建新，亦自号茧庐主人，农民，唯喜做梦，别无所长。
我的梦魇2000
文●老烟
从窗户到对面另一扇窗是十步，从门到门对面的墙壁是五步。五张铁架子两层双人床，一张用几块没刨过的糙板木钉成的小矮几，一只两眼煤球炉子，还有一束从那扇残破玻璃窗里射进来的微光。这些，便是这个房间里的全部了。老板娘对我们三对刚从人力市场招来的夫妻工说，“这是你们的宿舍，你们捡好东西休息一下，下午领料干活。记住，水电费算你们的，我从你们工资里扣”。看着肥胖的老板娘说完这话转身离去的背影，又看看妻从容地找来抹布，一脸淡定地擦试着沾满灰尘的铁架床。我突然很想对妻子说，“我们回去吧”！没等我说出口，妻子回头说，“还愣着干嘛，收拾一下啊”！我叹了口气，憋住了自己差点说出口的话，将两个大编织袋的家当放到铁架床的上层。妻早有准备，离家时往大编织袋里塞了一大块绵花布，如今，这块花布果真派上了大用场，用根细铁丝一围，居然把这床和外面的世界给分隔了，围成了一个好像属于我们的新家。
那个外面的世界其实很小——另外两张睡着另外两对夫妻铁架床，和另外两只没睡人的铁架双层床！
当天下午，为了减却异乡的寂冷，经表姐问过老板娘并经同意，我从那个肥胖的老板娘家里领取了一袋约莫二十多斤的活动铅笔配件，回到表姐租住的一间农房里，然后，在那间比起我们居所还逼仄的小厢房里，面对两张案台和两堆小山一样的活动铅笔配件，我们正式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它乡生活。
这是我经营书店倒闭后的第二年，也是我退伍八年后第二次阔别我那依恋的家乡。有点可笑的是，八年前，我是胸戴红花阔步昂首地离开，而这回，拎着两只蛇皮袋和一床棉被，走得像丧家之犬。
安装活动铅笔完全是手工活，说来简单，无非是将笔尖，开花、油管、笔芯和笔杆进行一个整体组装。但一拿到手上，居然比起砍毛竹一点也不省力。看着一旁姐夫熟练地动作，我也如同学步一般，笨拙地将比火柴棒大不了多少的配件组装起来。这时，妻居然还有心笑话我，说，“不是一向自称只做细活吗？这回总满你的意了吧”。姐夫也半带揶揄地笑着看着我。这种境地，我自是不敢发火，只能默不作声，低着头按照表姐夫的指教，用掌心将开花压入油管。是的，我怎么敢发火，走到这步境地，我还能埋怨谁！难道我还有资格去责怪妻子作出来这里打工的决定吗？缘于我虚妄的梦想或是懒惰，从乡企办辞职回家后直至书店关张的这几年，我家早已穷困潦倒，有时，才几岁的儿子想吃一个肉包子我也难以满足，我岂敢去责怨什么！好在，妻发现到了我心里的不快，没再调侃我，也一门心思对到了穿笔尖的活上。
写到这，我突然又想起了儿子，关于我在这次打工出门前的儿子。家境窘迫的原因，那时的儿子十分懂事，从来不让我在金钱上尴尬难堪，有时明明看到别家孩子吃零食，连口涎都要掉下来了，他却能迅速别过头去，装着写字然后悄悄吞下适才差点掉落的口涎。妻子前我两天就出门了，那两天，儿子一直跟着我，哪也没去。我临走的头天傍晚，将儿子送到岳母家去时，早就已经学会自己洗澡的儿子，竟哭闹着一定要我帮他洗澡……这个情节，直到现在，我仍然只要一想起就泪流满面。贫穷，居然能让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懂得什么叫掩饰，什么叫委婉表白，什么叫不舍别离！多年后，我仍然处于飘泊的途中，幸运的是，我终于带上了我的妻儿，再不用承受那种相思的刻骨煎熬。也因如此，我倍为至今仍在抛妻离子独自在外奋斗的打工者而感动，他们太伟大！在我的认知里，我深信再没有什么痛苦能及得上思念妻儿的痛！而支撑他们忍受这份煎熬的力量无它——无非想让让妻儿过得更好！
还是说做笔吧。
妻之前一直做缝纫，手脚比较麻利，眼睛也特好使。不久，就将我们俩差不多一天要装配完的笔芯穿好了，顺口问了一句表姐，“估摸这些做完能有多少工钱”？表姐应，“差不多能有二十块钱了，挺不错”。我惊讶地看着表姐，半天又问了一句，“你的意思是全部装好才有二十块钱？我们俩，一整天，挣二十块？”我相信，这时我的眼睛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大，因为我太不敢相信这个报酬水平。表姐夫也接了口，“二十块钱是有的，第一天能有这样已经不错了！”表姐夫的表情是赞许的。妻子神情也有点失望，但她没多说什么，坐到我身边，也开始挤压起油管，像我一样，先是指头，继而掌心，最后用拳头，咬着牙将弹簧和开花压进油管，任由这坚硬细小的油管像针锥一样刺着我们的手指，巴掌、拳头。
时至而今，有关装配铅笔的那些繁杂的工序，我早已强迫自己将它连同其它许多酸楚一块扔进了记忆的死角。但是，总有那么一些时候，那些细节，却顽强地从那死角中挣扎而出：妻后来不得不裹满胶布的手指，那一堆堆小山似的笔尖，掌心里密密麻麻的刺痕……清晰得有些可怕，竟似会动一般，蛇一样从我的眼瞳里蜂涌挤进我的身体里，血管里。
劳动付出强大与收入的低廉的反差是我憎恶那段做笔经历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比起那期间的心理上的苍白、晦涩与昏暗，那份劳动的艰辛居然还有些可爱，我有时甚至巴望能将已经透支到了极限的工作时长拉得更长一些，如此，便不用回到那个宿舍里经受更难忍受的煎熬。
这个叫着上杨村的村庄不小，本土人就有一万余人，加上来自贵州安徽江西等地的外来打工者，总人口怕总超过了三万人。所以，原始社会的群居生活模式，在这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三对夫妻工，就这么蜷蜷缩缩地共同挤在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斗室里，三张铁架子床,睡着三对男女,任是谁转个侧都会发出一声咯吱巨响。许是早就适应了,那两对老乡夫妻都是在义乌打了多年工的惯客，丝毫不在意此起彼伏的酣声，床架子承受不住重力时发出的刺耳声和其它各种怪声，他们甚至不少时候还能在这种环境下掀点云雨。尽管，在做那事时他们倒是尽可能地收敛，但铁架子床的抖动和男人急促的喘息，以及女人实在没忍住时发出的几声刺骨低吟，终于还是扰得我一夜夜的无眠。我们无法习惯这种洒脱，每在这时,只能悄悄一点点挪动自己的身体，尽可能让自己与枕畔的妻离远些，然后拼命抑制着眼泪却放纵心的哭泣！无论是皎月当空还是月黑风高，我却是连起身小解也不敢，生怕冲撞了老乡的好事而给自己带来难堪。那段日子，极度折磨了我本就疲惫不堪的身心，以致直到打工回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是恍若心头压了一块重石，便在自己家中，也依然觉得房间里还睡着别人。
一个照例疲惫的傍晚，回到那个居所后，我一声不吭地躺倒了床上，脸上的表情像死尸一般木然。妻想说什么，但忍住了，默默地将米洗米，切菜，炖饭。直到将饭菜端到床头才叫我起身。看着妻的手，我终于再也忍不住，突地坐起轻声对妻说：“回去吧！”妻看着我摇了摇头，好久才叹了口气，喃喃说，“不，我们回不去！”
但两个月后，我们终究还是回去了。因为，义乌始终没给过我们那缕阳光。年底，我们回到了家乡，咬牙又借了一笔钱，开始了我第三次店铺经营。而义乌上杨村，就此成了我一个生命历程里被烙过卑微印记的片段。我想将它彻底抹去，可惜，烙痕太深，已经深至我的骨骸里，再也不会消失。
上杨村的村西有座古寺，香火很旺盛。寺后是一片雷竹林，也算茂盛。除此之外，是一片很大的荒地，与古寺和竹林恰成对应，荒凉、龌龊。光秃秃的土地上涂满了被雨水抽打出的泥浆，偶有一蓬杂草或是稍干燥的地方，却又遍地的粪便和手纸。那时，这个容纳了几万人的上杨村连公厕都没有，雷竹林与寺庙之间的那条涸沟，成了民工们当然的夜间公厕，臭气熏天。我今天还能忆起这里，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肮脏丑陋，无法忘记他，是因为这儿除了是我们出恭大解的唯一去处外，它还是我们逃避联防查收暂住证和卫生费的避难所，只有逃到这里，才能逃得了对于我们而言是惊人巨额的一笔办证费用。至今难忘，上杨村的多少个夜里，在被老板或是老板娘唤醒后，就象如今电视里的鬼子进村一般，我瞬即一跃而起，用最短时间里穿好衣裤，然后挟着妻的棉袄，拽着妻子一路跌踵往雷竹林林冲，再然后，便和林子里数百上千的其他农民工瑟缩在凛烈寒风中，直到一串电筒光朝着上溪方向离去后，才战战兢兢回到那个虽也冰凉但有被窝的巢。暂住证制度如今似是取消了，当时暂住证和卫生费究竟需要多少钱我也记不得了，我只知道，即算不被辱打，仅是要交足这两项费用，我们夫妻就可能要白干一个月。我还记得，在那两个多月的上十次逃避中，不少人踩了一脚大便，不少人被荆棘划破了脸，还有个少年，因慌乱没顾上穿厚衣服，结果，当场冻倒被大伙送进上溪镇医院。
想来今天的农民工应该再不需如我那年一般，不需再群居，不会再领取与劳动付出天壤悬殊的报酬，不再要躲避联防队查验暂住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农民工的存在，都是因为急迫改变卑劣的状态，让妻儿、父母过上安定、富裕和不为人轻视的生活！他们的背井离乡，为的是一份进取和赢得一份尊重。只是，至少在今天，农民工脸上依然被画着那个被很多人读着“卑微”的记号，为着那份期盼许久的尊重，他们还似乎必须经受一段时间的卑微!——我只能默默祝福，人们对农民工能关心一点，理解一点，让城市的天空给他们留下一束温暖的阳光！
而对于那年的我来说，很难说清那三个月对我来说是好是坏，从经济收入来看，两个半月后，刨去所有开销，我和妻一共带了一千一百零八元钱到家。
那年，是公元2000年，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