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存在：那个被人遗忘的让.保罗.萨特

1932年，三个年轻人坐在塞纳河左岸蒙帕纳斯大街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喝着杏子鸡尾酒，一边聊着柏拉图和海德格尔。

他们其中的两个：让.保罗.萨特和伏波娃都是巴黎大学的学生。萨特样貌丑陋，一只眼睛斜视，身高只有一米五二。但伏波娃并不介意。相比之下，他的才华更使她钦慕。

这时他们都还和我们一样年轻。萨特厌倦了教书，厌倦了康德的哲学著作、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生活。他们渴望着新的出口。

朋友嘴里的“在现象学中，杏子鸡尾酒都可以用来描述现实”的想法使他着迷，萨特决定去柏林学习“现象学”。此时，希特勒正凭借着高人一筹的演说能力煽动德国群众向欧洲国家复仇。这并不是去德国学习的好时候。

但萨特知道他必须要冒险。

让.保罗.萨特

再次回到法国时，萨特发明了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将德国的“现象学”与克尔凯郭南的思想融合，再佐以自己那独特的文学感染力的新哲学。

萨特把这个颇具巴黎风味的哲学叫做：存在主义。

他没想到，一杯杏子鸡尾酒改变了整整一代人。

01

萨特头一回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名人，是在1945年10月28日巴黎中央厅发表演说的时候。

人们为了听他的演说，围攻了售票处，挤坏了椅子，还有几个人中暑晕倒。《时代》杂志的记者为了描述这一盛况，在杂志里写道：“萨特迷晕了这里所有的女人。”

萨特开始接受采访和拍照，受委托撰写文章和序言，并且受邀进入各种委员会，发表广播讲话。

为聆听让-保罗·萨特演讲，巴黎大学演讲厅内座无虚席

在萨特的理论体系之中，自由，才是“存在主义”的核心。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满目疮痍，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摧毁，法西斯把世界变成了一片废土。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的疯狂和残忍是没有边界的。

被原子弹摧毁的长崎

此时，老百姓们急切地需要一种新思想，帮他们摆脱战争的创伤，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但他们已经不信任政治家、宗教、甚至是老牌的哲学家们。而存在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

萨特告诉他们：人是可以获得真是与自由的。

存在主义在年轻人之中掀起了风潮。青年把它视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时髦的标签。他们彻夜不睡，伴着爵士乐跳舞，和各种肤色和阶级的人厮混。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象征着存在主义者的穿着：衣衫褴褛。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

1948年，天主教把萨特所有的小说、戏剧、散文列入《禁书目录》。这是因为天主教认为萨特的言论会让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萨特的女友——西蒙娜.德.伏波娃的著作《第二性》也被列入其中。

西蒙娜.德.伏波娃

萨特的对手在《新文学》里这样形容存在主义：“令人恶心地混合了哲学的狂妄、模糊的美梦、生理上的吹毛求疵、病态的品味……”

萨特并不在意。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和音乐家、小说家们吞云吐雾，侃侃而谈。

02

萨特和伏波娃的爱情养活了一票八卦周刊的记者。

他们对萨特和伏波娃的“自由爱情”特别有兴趣。所谓“自由爱情”，指的是不受对方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拥有其他伴侣。

伏波娃和萨特

作为女性，伏波娃受到了更多道德上的谴责。尤其是在萨特发生各种“桃色事件”时，这种嘲弄和讽刺尤甚。1945年，一个叫做《周六晚上》的杂志声称：萨特用卡蒙贝尔奶酪，来引诱女人去他的卧室。

实际上，萨特根本不需要这么做。他的成功更多来自思想的活力和信心所带来的风度，而不是外表。萨特和伏波娃的爱情也不仅仅是一种伴侣关系，更像是一种哲学上的选择。他们对儿孙满堂和财富的积累没有兴趣。他们并肩作战，是哲学上的战友。

除了伏波娃，萨特几乎和“所有人”吵架，他和海德格尔闹得不欢而散，和梅洛.庞蒂吵架。在萨特所有的“嘴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的决裂。

阿尔贝.加缪

萨特和加缪相识于《苍蝇》的首映式上，他们一见如故，立刻成为了知己好友。实际在此之前，他们就曾在报刊上称赞彼此的作品。相识之前，就已经神交已久。

萨特和加缪分别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存在主义”。萨特使用了“恶心”的概念，而加缪用了“荒谬”这一说话。他们一起喝酒、一起聊哲学，甚至还一起出去勾搭妹子。

萨特（左一），加缪（左二），两人唯一一张合影

但两个人思想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加缪年轻英俊，在接人待物上更有热情，他认为：人有悲观的思想，不代表要悲观地行动。”萨特却说：“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

不过真正让两个人闹掰的，是政治立场的不同。

1937年，苏联开始大清洗，130万人被判刑，68万人被枪杀。党、军、科学文化界的大量人才被捕或被杀，苏联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

在大清洗的问题上，加缪谴责苏联，认为极权政治淹没了人性。而身为共产主义拥护者的萨特则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新方向，暴力是必要的手段，历史的进步应该接受历史的局限性。

萨特、伏波娃和“革命之神”切.格拉瓦

两人在萨特主编的《现代》刊物上发生论战，萨特挖苦加缪是“君子”，是“红十字道德”。他甚至还写了一封决裂信，信中说：“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

两个人的友情走到了尽头。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和萨特划清界限，加缪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

03

1964年，萨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面对文学界的至高奖项，他给瑞典学院写了一封拒绝信。

信中称：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举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让.保罗.萨特”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绝对不是一回事。

不过，萨特依然在信中表达了遗憾之处：要是有这笔巨款（两万一千英镑），我就可以捐给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

萨特的晚年疾病缠身。疾病让他的思想和肉体不再协调，面对这种内置的冲突，他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一面努力在媒体面前装潇洒，表示对自己的一生很满意，很幸福，一面又在私下场合呈现出一种孩子般的脆弱。

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医生要求萨特戒酒。在因饮酒几次中风后，伏波娃开始控制他的饮酒量。但他依然会在聚餐的时候跑到餐车里偷喝葡萄酒。伏波娃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因为这样很爽。”

失明也会击垮他的另一个要素。晚年的他几乎全盲，黑暗攥住了他的灵魂，使他抑郁，衰老将一个自由的灵魂逼到了死角。

萨特晚年

在当时年轻人眼里，他也不再那么有魅力，而更像是一个国宝。因为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第二次大战的结束，更没人记得萨特对于自由与存在的思考了。

他们更多地把他当做是一个明星，而不是一个哲学家。

04

1980年4月19日，人们自发地聚集到一起，参加了萨特最后一场活动：他的葬礼。

三万人人挤在蒙帕纳斯公墓的街道两旁，还有大约两万人在公墓等待。萨特的遗体从医院被运出，伏波娃陪在一边。她戴着头巾，显得疲惫又茫然，她扔了一朵花在他的墓里，无数的鲜花跟着被扔下。

蒙帕纳斯公墓，埋葬着众多法国名人，

萨特的遗体最终被火化，他的骨灰被安置在蒙帕纳斯公墓里。六年后，伏波娃去世，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的身边。

伴随着这些仪式，萨特的时代结束了，一同结束的，还有他的伏波娃的爱情。至于那些曾经因为他的思想而感到疯狂、快乐、愤怒的人们，已经不再重要了。

新中国成立那天，萨特和伏波娃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部分参考文献：

[1]《存在主义咖啡馆》

[2]《萨特的晚年：漫长青春期的告别仪式》

[3]《告别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