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天赐的共同语言
按：本文是丘吉尔发表于1943年的政治演讲《天赐的共同语言》（The Gift of a Common Tongue）。当时，正值“二战”如火如荼之际，他借着从哈佛大学领取荣誉学位的机会，向世人宣告英美两国的团结和亲善，据笔者目力所及，这应该是丘吉尔较早论述“英美特殊关系”的演讲，此外，在演讲中，他力促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心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并力主英美密切合作，汲取国联的经验教训，建立一个有效维持和平的世界秩序。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雏形，也能明显地管窥出“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向“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的转移。本文由 宋宗澳 译，万吉庆 校，译文全文约5300字，本文为摘录版，约3700字，小标题为编者所拟。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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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劝说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心态
我注意到四周身着制服的年轻人。我很清楚，哈佛大学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被征召到美国青年预备役。为此，所有的课程均已做出调整，甚至最神圣的假期也被取消。这些年轻人全部投入到一整年的全天候训练中，要成为奔赴前线的战士和技术人员。
在我这一生中，命运的长臂两次越过大洋，把合众国的整个生活和成年男子卷入到殊死的搏斗之中。
说这些是没用的，“我们不想要战争，以后也不会想。我们的祖先离开欧洲就是为了躲开这些冲突，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与旧大陆隔绝的新世界。”说这些是没用的。命运的长臂已经无情地伸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环境和前途都在经历着一场迅猛的、不可抗拒的剧变。总统先生，这些反常的事实如何解释？它们所反映的深层规律又是什么？我将给你们一个解释——多说无益，一条足矣。
伟大的代价意味着责任。倘若美国人继续安于平庸，只与旷野作斗争，埋头自顾，在世界大势中寂寂无名，那么，他们或许仍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凭借海洋天险独善其身。然而，假使它曾不涉足世界事务，既不为它的苦难所震动，也不为它的事业所激励，那么就无法在各个领域成为文明世界的领袖。
美国人不能逃避他们对世界的责任。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骚乱、世事难料的时代，但我们可以确定，随着美国在财富和实力上取得的每一次进步，这项责任就会进一步加强。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所肩负的责任，正在不断地加大；而且，随着我们行动能力的惊人扩张，人类所处的世界正在不断地缩小。
但是，对美国的年轻人——还有英国所有的年轻人，我要说“你们绝不能停下脚步”。此时此刻，永远没有歇脚的地方。如今，我们已经踏上一段永无止境的旅程。我们必须保持前进。未来要么是天下大乱，要么是世界秩序。（It must be world anarchy or world order）
二、论述英美特殊关系
纵观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与斗争，你们将会在英联邦和大英帝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与他们的纽带不只是国家政策和公共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那是血缘与历史的纽带。作为两个新旧世界的后裔（译注：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我当然意识到了这些关系。
法律、语言、文学——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我们有着共同的是非观，崇尚公平竞争，体恤弱者和穷人，有着坚定的公平正义感，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个人自由的热爱，或者就像吉卜林（Kipling）所言，“（我们）但遵神圣法律，无需仰人鼻息”，这些都是生活在大西洋两岸的英语民族共同信奉的观念。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强烈认同这些观念。
从根本上讲，我们不以种族划分敌我。暴政才是我们的敌人，无论它穿着何种伪装，戴着何种面具，操着何种语言，也不管它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我们必须时时防范、不断动员、时刻警惕，随时准备将其置于死地。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要共同前进。此时此刻，我们要并肩携手，不仅要在战场上抗击敌人的炮火，还要在关乎人类权利和尊严的思想领域同敌人斗争。
当前，我们一直在积极努力，建立起一个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在总统先生和我——英国战时内阁的代表——的领导下，它将马上启动运转。这个委员会精心组织各级参谋人员，配置我们的所有资源。事实上，它统一调度英国和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和军用物资，就好像这些资源都属于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民族。
我也不是说，这些高级职能部门就从来没有分歧。如果真没有分歧，那就不正常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召开一次负责人全体会议。现在所有的成员都彼此熟悉，相互信任，相互欣赏，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共事了很长时间。他们在会面时，用非常坦率、朴实、直白的语言讨论解决问题。数天过后，我和总统先生会发现我们收到了很多真诚和一致的建议。
这是一个完美的机制。在上次战争中还没有这样的机制。在两个盟国之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艾森豪维尔将军在地中海的司令部复制了这种机制，表现得更有凝聚力。在那里，一切彼此无间，士兵在最高指挥官或者其副手亚历山大将军的指挥下投入战斗，丝毫不必考虑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而只须根据战场的形势调兵遣将。
目前，依我之见，假如战争一结束，就取消这种运行顺畅、极其有效的机制，对我们两国政府来说，那将是非常愚蠢和短视的行为。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保持该机制的运行，并在战后继续运行——可能要运行很多年，直到我们建立起某种能够维持和平的世界性安排，直到这种安排真的能带给我们那种免于危险和侵略的保护，就是我们已经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试图寻求的那种保护。
当然，我没有资格判断，这在美国是否会成为一个派系问题。对此问题，我不敢妄加讨论。但是，我可以肯定，这在英国不会成为一个派系问题。我们千万不能放弃我们已经找到的、这种可以维护我们生命和自由的必要安全措施，直到我们确信我们找到了一个给予我们同样坚实保障的替代品。
据说，俾斯麦——德国出过一些伟人——在晚年说过这么一句话，19世纪末对人类社会产生最深远影响的因素就是英美两国人民语言相同。
这句话意味深长。显然，相同的语言使我们能够以亲密融洽的关系共同战斗，而其他盟友此前从未建立过这样的关系。
这种天赐的共同语言是一笔无价的遗产。有一天，这或许会成为一种共同公民身份的基石。我希望，英国人和美国人彼此能够在对方的领土上自由迁徙，而不会被对方认为是外国人。但我不明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尝试将我们共同的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得更广，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不存私心的前提下——不好好发挥这股巨大的优势、不好好珍惜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三、主张建立英美主导下的世界秩序
当然，总统先生，如果那些肩负着领导各国走出这场残酷无情的战争的领袖们，任由他们的头脑和精力分神，而不是用来制定实现我们正义目标的计划，避免无端拉长战线、继续荼毒生灵和大肆破坏，那将会非常令人遗憾。
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的生命和力量允许，在不妨碍我们当前主要军事目标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展望终将到来的未来：届时我们会把撒旦打倒在脚下，同时，我们和盟友会发现我们自己就是未来的主宰者和服务者。我们正在研究和探讨各种既能实现世界和平，又能维护各国的主权、传统和习俗的方案。
大约25年前，就在“一战”结束后，那些谋划建立国际联盟、并努力使之有效运转的领袖，已经给我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说国联已经失败了。倘若真的如此，那主要是因为国联被抛弃了，后来被背叛了；因为国联的那些密友后来都受到一种徒劳的和平主义的蒙蔽；因为美国这个最初的推动者从未加入国联；因为法国已经国力耗尽，英国因循守旧、不知所措，而这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则滋生出一种可怕的侵略野心。
苦难的经历告诉我们，为了维护和平、防范未来的战争，我们必须建立起更强大、更有效、更有活力的国际组织。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那些最强大的战胜国必须联合起来，那些在厄运中承受重压和苦难的国家也是如此。并且，在这项任务、在这项创造性的任务中，有人主张，“让我们建立起一个国际理事会，并下设区域性或洲际的理事会”，而另外一些人则倾向于建立一种不同的组织。
尽管我们现在还处在战争期间，所有这些事务我们都要考虑。没有人敢说，战争已经达到了高潮；对我们英美两国来说，战争或许只是进入到最为残酷和最为艰难的阶段。但是，在此我要告诉你们，无论我们的世界安全机制采取何种形式，不管世界各国被如何安排组织，也不管为了更高层次的整合需要让渡多少国家主权，倘若缺少英美两国的一致努力，任何机制都无法实现长期的有效运转。
如果我们联合在一起，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如果我们分裂，我们双方就会一败涂地。
因此，我一直宣扬我们两国人民兄弟般的情谊——不是因为某一方要获得令人嫉妒的物质优势，也不是为了追求领土扩张或者虚荣的世俗霸权，而是为了服务人类，为了获得伴随真心致力于伟大事业而来的荣誉。
在此，我要说，我们——无分老幼——都应该为身处人类历史上这个波澜壮阔、改天换地的时代而感到自豪。当那些伟大的考验降临于世之际，世间还有着这一群恐怖不能征服、野蛮暴力不能奴役的一代人——这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何其有幸！让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牢记——正如我们刚刚吟唱的赞美诗所预示那样，让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牢记，我们正处于历史的舞台，无论我们身居何处，无论我们发挥的作用是大是小，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将来不仅要受到历史的审判，还要受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审查。
让我们全力以赴，肩负起我们的职责，把握住机遇。而且，让我们感谢上帝所赐予我们的精神回报，这是他对所有英勇行为和忠诚服务的犒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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