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制欲”文化研究（节选）

人生而有欲，世世代代的人类带着自己的欲望，通过不断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又促使人类自觉调整、控制自己的欲望，以求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是人类，这就是既能战胜外力，又能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人类。对此，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反映，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制欲”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一、追求欲望与人类的困境

欲望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动力，从而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人们过度的超越客观许可的欲望却阻碍社会发展，会趋向野蛮，而且可能使人类走向毁灭。正如古代荀子所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就是说人生而有欲，欲求无限而资源有限，由此而有不公，生争夺。特别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荀子所描述的现象表现的更为尖锐，如大规模的战争、贩卖奴隶、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际关系疏离、人文道德精神失落、人身心异化，等等。

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首先是肉体的存在，是一个感性存在物。但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我们的身体，“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心灵或思想相对于身体而言具有超越性或崇高感。所以，人是身心的有机统一体，人的生存既需要身体的躬行力作，也需要心灵的滋养与筹划。如果割裂身心的统一，片面地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而忽略精神上的需求，就会导致人的身心异化。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在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贪婪的蔓延，现在许多人把人生的全部意义倾注于对物质的追求，使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膨胀，这必然会挤压人们的精神世界，造成价值理性缺失，人变成单纯物质性的存在和“单向度”的人，最终导致身心失衡，精神迷惘，人格扭曲，社会责任感丧失。当然，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势必会损害他人和社会集体的利益，形成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

二、中华“制欲”文化源远流长

“制欲”问题，一直是中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关注的课题。在西方，“制欲”思想表现在对“节制”的研究上。古希腊罗马时期虽有以犬儒学派为代表的禁欲主义和以昔勒尼学派为代表的享乐主义，但主张节制欲望，用理性协调道德与情欲的思想观点是主流。柏拉图认为“节制是一种秩序，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制”。他在著名的《理想国》中阐述了包括节制在内的“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并认为“简单而有节制的欲望是受教育的结果”。他认为，人的灵魂可以分为理智和情欲两部分，理智部分是较好的部分，相反，情欲的部分是较坏的部分，进而断言个人的较好部分统治着他的较坏的部分，就可以称他是有节制的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无自制力的人，为情感所驱使，去做明知道的坏事。有自制力的人服从理性，在他明知道欲望是不好的时候，就不再追随。”“过度与不及都损伤节制和勇敢，惟适度可以保全之。”中世纪，是以宗教禁欲主义为特征的，作为对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动，文艺复兴时期则大肆颂扬情欲、享乐主义的时代性思潮，但17、18世纪之后，西方就开始比较冷静地看待人的欲望了，人们不仅肯定欲望的正当性和巨大作用，而且也强调对其加以限制和约束，包括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他们也主张对于欲望的制约。与这种哲学观念不同的是，为了走出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要“鼓励消费”和“增加投资”，并由此发展为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的经济理论和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依据，使得鼓励消费的政策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实施。“节制”的观念在生活消费领域被根本否定，而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无顾忌地浪费自然资源的放纵消费，成为社会认可的行为，甚至被尊为“爱国”消费行为。

在中国，先秦时期各种学说对于“欲望”都有自己的观念，归结起来有三种：去欲说（苦行说）、制欲说（包括寡欲说）和纵欲说。主张去欲的苦行论是春秋末与孔子同时期的史鳅提出来的，他主张以苦行求道德自我完善。正如《荀子·十二子》说，史鳅“忍性情，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即批评他抑性制情、过于深峭，以离世独立、异于别人为清高，不能和合大众而明人伦道德。墨子主张只应满足人维持生命的物质需求就好，“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将其余的欲望都视为奢侈浪费而归入禁制之列。《庄子·天下篇》称墨子与其弟子们“议裘褐为衣，以践踽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与苦行说相反的是纵欲说，先秦时它嚣、魏牟主张“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

法家的“制欲”思想表现为其“任理去欲观”。韩非说：“有欲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在他看来，人们物欲横流，必然导致社会“失度量”“祸害至”形成社会动乱。

之后，到了魏晋时，纵欲论占主导地位，《列子》中的《杨朱》篇认为，“好逸恶劳”是“物之常性”；礼教只是叫人徒有虚名，人死后都是一堆腐骨，用礼教约束自己的生活就“枯槁于当年”，而使生活“不达于生生之趣也”。认为人生短暂，所以要“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得尽当生之乐也。”提倡心情欢乐，纵情享受。

近代社会以降，沿着文明大道不断探索，前进的中华民族在继承传统的“制欲”理论基础上，分析借鉴西方的功利主义。严复肯定个人欲望、个性自由的正当性，但他认为“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自由为界”。章太炎讲“孔不能舍刍豢”，“释迦亦不能废苹果”，就是说，孔子、释迦牟尼这样的圣贤，也是有一定的物质欲求的。正当的物质欲求是人的本能要求，但必须把握好“度”，否则就会妨碍社会道德，等等。

可见，中华文化传统中，“制欲”思想源远流长，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其形态也在发展变化。

三、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制欲”之道

人的欲望有的是天生的，比如人对生命的欲望就是与生俱来的，但大部分欲望是后天形成的，它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和个人修养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制欲”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可以实现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哲人们指出了两种实现制欲的途径，即“个人制欲”和“社会制欲”。“个人制欲”主要指个体运用理性和智慧对自我欲望的控制和支配；“社会制欲”主要指团体、民族、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运用集体的理性和智慧（表现为政策、法律、公约、道德、舆论等）引导和控制社会的欲望（表现为群情民意、价值观、生产观以及包括消费观在内的生活观，等等）。

孔子强调“礼”对于“制欲”的作用。“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革论行也。”（《论语·学而》）礼的功能就是每一个人定位，以建立起和的秩序。要达到和的目标，就要“以礼节之”。所以礼就是“制欲”思的标准。同时礼也是“修己”的标准。颜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都以礼为规范，一切依礼而行，就是仁，也就是适度了。孔子心中的君子就是一个“克己”“修己”（《论语·宪问》）成功的形象。“克己”“修己”就是克制自我、修养自己，即按照礼的规范约束自己。孔子认为只有人人皆做到修己节欲，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相处、安居乐业。

荀子则强调“虑”和“伪”在“制欲”中的作用。荀子说：“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荀子·正名》）。因此所谓“虑”就是用“心”思虑利弊得失等，来节制人欲。“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伪”（同为）是“虑”的具体表现，“虑”的行动就是“伪即作为、践行。“伪”即改造人性，控制人欲。荀子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今人之性恶，性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可以看出荀子的“化性起伪”、节制人欲包括师教化、礼义、法度。荀子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唯利见之耳”（《荀子·荣辱》），“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德矣。”（《荀子·儒效》）因此，无师法的教化，人们只会“隆性”即抬高性情、放纵人欲。在《荀子·礼论》中分析礼的起源时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故，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物，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古代的圣王制定礼的目的之一就是控制人欲，以调整人欲与物质之间的矛盾，以此避免社会的混乱。所以，礼义对于“制欲”也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荀子也很强调法度在节欲中的重大作用。他说：“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荀子·性恶》）由此可知，法度也是矫正性情、控制人欲的重要途径和措施。

老子认为，“私欲”的消长与个体自身内在和外在社会因素有直接关系，应从两个方面“制欲”。首先，要加强自我修养，克制“私欲”。他强调“自知”“自胜”，理智地省视自身善恶优劣，最终战胜并超越自己。同时也主张学习别人的优点。“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有益于补救自身的缺点、过失，顺乎自然规律的要求。当然，还要克服、排除“私欲”的诱惑困扰，关闭自己“私欲”之门，“……塞其兑，闭其门”。

其次，要把对欲望的“满足”和“削弱”辩证地结合起来。统治者树立“无欲”形象，庶民则效法“自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气氛，用满足人民的温饱，净化人民的心思，去削减人们的“私欲”。从而实现“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即“无欲”“不敢为”的理想社会。

韩非从法家思想出发，认为要达到“制欲”必须以“公法”为社会标准。他要求人们“明公私之分”，“去私心行公义”。他所说的“公义”是指“公法”。韩非说：“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韩非子·有度》）

可以看出古代思想家、哲学家们在“制欲”上，不仅重视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个人内在修养，实现“个人制欲”，同时也很重视社会环境的熏陶和社会规范的强制，实现“社会制欲”。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制欲”思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积极成果，是需要我们不断继承、弘扬的精神养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的中国人民，已经把这些优良思想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目前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并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制欲”思想，坚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着力解决好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制欲”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要实现这种和谐，首先应该把“制欲”作为一个原则。先秦思想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曾做过勾画和描绘。如儒家的德化社会（礼治社会），道家的“至德”之世，墨家充满“兼爱”的理想社会，法家的“法治社会”等，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把“制欲”作为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的基本原则。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设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控制自己的欲望，特别是过度欲望，和谐社会就会建设得更好更快。二是“制欲”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发展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就包含着“制欲”的理念，以这种理论为指导，集约型、生态型、循环型经济发展模式会逐步形成。三是“制欲”与文化建设。古人通过“制欲”实现人的高层次追求，并进一步形成人格价值的升华。孔子提出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提出的“去利怀义”“舍生取义”，荀子主张“先义后利”“重义轻利”，道家提出“绝巧弃利”等，进一步养成圣人、君子等高尚人格。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也应该包括“制欲”的内容，以实现引导人、培育人、塑造人的功能。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都包含着“制欲”思想。四是“制欲”与消费方式。现在不少人认为，要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是个重要途径，因此倡导消费主义。过度消费主义认为，人可以毫无节制地占有和消耗自然资源与物质财富，认为物质生活消费是人生最高的目的、价值和幸福。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产生了种种非常态的消费变异，如猎奇式消费、炫耀式消费、宗教式消费、攀比式消费、“过瘾”式消费等。显然过度消费主义的结果就是人的自我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恶化。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制欲”和“节俭”，坚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显得十分重要。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少将 杨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