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督查下的基层行为 ——基于P市的调研见闻
2017年7月底，师门一行五人开展了对P市市各区县教育局在环境教育方面的观念和做法。时值全国性的环保督查行动，各地各部门都为此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为我们观察基层的回应行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城市发展：工业城市转型的矛盾
7月底在P市，我们的直观感受就是，在城市的街道随处可见关于环保的红色横幅，上书金黄的大字，营造出一种鲜明、浓烈甚至有些喜庆的气氛。恰好，P市正在筹建“国家森林城市”（已经获批），这对于一个以工业发端的城市来说，表明着其转型的热切心态。
P市依山依水而建。在市中心遥望对岸的山，竟可看到光秃秃的山，还有在其中穿梭不已的卡车。有的看起来是山，实际上是挖矿时运出来的泥土堆积出来的。市中心的一所沿江小学，对岸就是一家工厂，厂房轮廓清晰可见。暑假时，我们采访的该校的一位老师，他说有时候都能听见工厂的机器轰鸣。有一段时间，从西区到市中心的主路在维修，公交车就必须从一个厂区里经过。那个工厂就在主路旁边，以前坐公交就见过，但是从来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那次得以从工厂中穿过，售票员（P市很少有无人售票车）说进入厂区不能拍照，显示着一种区隔。那段短暂的路程，看见厂里的建筑都极其规范，管理严密，可以听见车间里的机械声。
我总是有一个困惑，就是这样一个工业化城市怎样实现转型，它怎样以向人们讲述它的历史，它怎样具有说服力。特别是，我在成都生活后，又见过其他的文化名城，我就感受到，P市其实是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在钢铁行业冷淡带来的经济衰退之下，生活在P市的普通民众都明显感觉人口在流失，又促使政府寻找新的经济契机：向康养城市转型。但是，在我看来它向康养城市转型，是有一点矛盾的：康养城市对环境的要求很高，但它又不可能全部放弃工业。在政府的行为中，一方面不断向外推介“阳光·康养·花城”的形象，建设与之有关的物质设施；一方面又加大力度整治工业生产环境，如关闭小工厂，让大工厂不断向环保标准达标等。在一些宣传康养城市的软文里，总是要先打出“中国钒钛之都”的称号，然后又进入宜居性的图文阐释。近日，成都某媒体的一篇微信推送，图文并茂展示了其魅力之处，然而，不知道读者们在赞叹之余，是否注意到一张照片中，美丽的蓝花楹旁赫然耸立着一座工厂。
而从我们的教育学视角，我们就更关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是如何应对的？教育是否本土的情况有主动应对的意识？教育应该有何作为？这样是我们暑假调研时候比较关心的问题。
二、环保教育：学校的局限
在国家课程设置的要求中，环保教育需要有一定的课时保障，在课程表上要有所反应，这是每个学校都做到了的。然而，从各教育局反馈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专门的教师和课时有限的问题，环保并不会成为单独的课程。而学校为保障其环保教育有迹可寻，把它归为活动之中。如开展主题班会、办板报、举行环保知识竞赛、环保主题征文、进社区等。学校每天的常规教育，如洒扫庭除、不乱扔垃圾等也被列为环保教育之列。当然，我们要相信这些形式对学生的环保意识会有所启发，但是活动总是短暂的，并不具有知识性，如何能让学生“知其所以然”呢？在庞杂繁多的教育（德育）项目中，环保所占的比例如此之少。
不知是否是因为督查的原因，各教育局向我们展示了诸多环保教育的材料。特别是在D区，那位德育负责人给我们看了为督查准备的资料，装资料的盒子数量众多反映出资料的详实性。我们如获至宝，在征求同意后开始对每份资料盒的文档拍照。我们发现，不少学校都准备了很多环境教育相关的资料，包括教案、活动、征文、文件、总结等。从一些资料标注的时间来看，都是近期的，看起来挺“应景”。而且有的区县还编制了环境教育的地方教材。这些都是要求上交的，表明该单位做了这样的工作，留下了痕迹。当我们问及各教育局负责人，是否调查过学生的环保意识及他们在环保教育上的收获，回答都是否定的，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下级单位只要有材料就意味着满足了评估原则，对下级单位来说，上交了材料就是完成了任务。“应付”的行为逻辑显露无余，而并没有关心教育行为着眼的主体——学生，是否真正获得了教育性效果。
学校作为教育系统最基础的单位，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学校是一切成绩的来源又是所有行动的落脚之处。暑假本是学校的休息时间，但为了完成任务，部分行政人员不得不投入到迎接督查的行列。学校除了准备相关的环保教育资料外，还要努力在校园环境方面显示出环保教育的痕迹，如悬挂横幅标语、改建校园环境等。我们唯一一次进入校园的实地考察，是市中心的一所小学，接待我们的是该校的后勤负责人，他虽然并不清楚德育室在环保教育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仍然提供了很多有效信息。他说，按照要求，学校显眼处的空墙面必须绿化，这是划归后勤的工作。我们看到靠校门口方向的每层教学楼阳台栏杆处都摆放了新的盆栽爬山虎，以绿化校门口的整个墙面。该校教室走廊的阳台上早就栽上了绿化植物，从外面看去非常美观，在走廊上和教室里又感觉到非常凉爽。该负责人介绍说，这是他们学校的特色，学校也因此获评了“绿色学校”。然而，就在这样一所绿色学校的对岸，就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工厂。该负责人说，现在整治期间学校受到的影响小些，以前开着工的时候，学校每天的地面都蒙着一层黑灰，脚印清晰可见。
在我们的观念里，国家是一个积极的道德教育者，此次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督查，也可看成是国家的德育行为，而教育及学校是其实现其德育理念的载体。但是，一些现象却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关于环保教育的实践中存在的悖论。在一所乡镇中学呈现的材料中，该校开展了丰富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在学校的日常教育和管理活动中，教师们也确实花了不少力气培养学生爱护校园环境、不乱扔垃圾等习惯，然而就在离学校大门百米不到的街道垃圾房处，垃圾从垃圾房中溢出，铺到了行车道上。虽然，不能说街道上的垃圾与学生有关，但这就显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乡镇街道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公众的行为轻而易举的抵消了学校的教育努力；另一方面，说明国家作为德育者仍然没有收到实效。学校作为国家的德育代理人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责任，因为它没有与社区建立有效的联系，更没有发挥其对社会的道德引领，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通过受到学校教育的学生。这就返回到前面提到的，如果学校的环保教育真正着眼于学生，学生真正具有了环保的意识，并且转化为实践，那么学校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有效代理人。
一切都是“看起来很美”吧，风暴式的督查转瞬即逝，环保教育仍然任重道远。
三、环保督查与民间信仰体系：革命逻辑与生存遭遇
就在我们进行各区县调研期间，我家乡的县政府正在进行一项艰巨的环保任务——拆纸厂。纸厂生产的是用于祭祀的纸，当地称为草纸，是将黄竹经过药物发酵后做成的纸。纸张轻薄泛黄，极易燃烧，是当地丧葬仪式、祭祀场合的必备用品。在后来接触到的相关文件中，知道这种纸厂名叫土法造纸作坊。土法造纸是指用石灰或者烧碱（少量作坊使用）长时间浸泡天然竹节，制取造纸浆料，生产草纸的过程。纸厂集中在我家所在的镇上，是该县的北部片区，共计89家。纸厂都是家庭作坊式生产和经营，但早已形成了规模，不仅内需充足，供应外需仍然不缺货源，成为当地的一项支柱产业，很多家庭都是依此生存。
在我很小时候，就对草纸有印象。家里堂屋的神龛上就放着一捆一捆的草纸，因为它是与祭祀有关，所以具有了神圣的性质，放在神龛上是为了不弄脏它，以显示对神灵的尊重。一些节庆中的祭礼，如春节，七月半鬼节，观音会等传统节日都离不开草纸的使用。很多遵守传统礼仪的家庭，都会用草纸做成“符包”，是所谓的“寄给”祖先的“钱”。我对此印象深刻，因为我的父亲多年来一直遵循着这一传统，全家人都会参与每次“符包”的制作。葬礼对草纸的需求就更不用说了，当地的傈僳族还用草纸当作葬礼时的礼物。所以，草纸在当地的信仰体系当中不可或缺。
我对纸厂的直观印象是来自于我们村的三家纸厂。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修在河边，有发酵池，晾纸间，后来还引进了先进的机械用于压制和裁纸。其中两家就修在村道两旁，是出村子必经之路，也是进村的第一道路口，位于村里两条小河的交叉口，交通便利，排水方便。发酵池里常常满满地浸泡着竹节，晾纸间晾晒着轻薄透黄的纸，有时可以遇到装运草纸的卡车停在路边装货，显示着家庭作坊的商业化特征。但是，我们村的三家纸厂都是最近几年才建起来的。该镇的J村才是纸厂的发源地，89家纸厂中97%都属于J村。我以前只是听说，直到暑假时得以有机会和朋友去J村玩耍，一路上看到河岸茂密的黄竹，公路边的纸厂挨家挨户，才知道J村造纸果然是名不虚传。基本上每家造纸户都修起了两层别墅式楼房，显示出造纸对于家庭的收益。就是这些家庭作坊，支撑起了个体经济的同时，又供应了信仰体系的需要，对于民间的日常生活，它的地位早已根深蒂固。
然而，纸厂带来的环保问题确实不容忽视。捞起草料后排出水的恶臭实在是令人不可忍受，那泛黄的水上漂着厚厚的白色泡沫，没有任何观感可言。每户纸厂的水都直接排放到村里的河，最后流入二滩库区。这些纸厂从未进入过政府的监管范围，从未对生产许可、环保标准等作出过要求，纯属民间行为。但是，今年的环保督查中，政府一声令下，短短数日内全部取缔，一户不留。当然，取缔肯定是遵循了一定的程序的，给予了农户相应的补偿，这无可厚非，但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该行为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在一定的程序后，进入到实地的拆除阶段。首先是要农户拆除造纸的机器，然后是清除发酵池里的草料，后者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一份文件显示，89户纸厂共有10000吨浸泡于池中的竹节，浸泡水500余吨（实际上可能更多）。经过发酵的草料，气味恶臭，并且伤害身体。开始时，因为没有经验，采取人工清除的方式，折腾了许多人。后来，才有人想到办法用挖掘机进行。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么多的草料该怎么处理。按照规定，草料运往该县某乡的垃圾填满场，后来，超出了填埋场的容纳范围。又规定，在作坊就近处的空地堆存，使之晾干再集中填满。那段时间，路上随处可见运送草料的卡车和拖拉机，由于装车不规范，一路上散落着泡得软软的草料，感觉整个镇子都臭气熏天。在我们去J村玩耍的路上，不时看见路边堆得高高的草料堆，还要时常给运送车辆让道。作为一项督查之下的任务，纸厂全部拆除，但是很大一部分草料还得不到有效的处置，堆在路边显眼位置的被处理了，有些则被堆在了不容易被看见的地方。
作为一项督查之下的政治任务，各村都顺利完成了纸厂的取缔，也顺利迎接了检查。在两个月之后，P市也入围了“国家森林城市”。革命的逻辑成功了，留下对生存遭遇的反思。
最直观的就是草纸的价格，就在取缔纸厂期间，市场上草纸的售价就疯长起来，从原来的一捆9元涨到了25元，均是来自外省的供给。在购买方式上，此前非生产农户可就近购买作坊的草纸，生产农户则自产自用，一方面体现了本地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充足，便利性和实惠性的乡土特征体现无余，使民间信仰体系得到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原有的购买关系使熟人社会的关系得以维系，取缔后，则由镇集市的商人从外进货以供民众需要，购买行为由村落转移到了集市，不仅增加了交通成本和交易成本，也斩断了旧有购买关系所维系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与此同时，对于纸厂生产者而言，一方面，作为其长期依赖的经济收入来源，突然之间消失会影响到其后续的生存问题，有的家庭将全部的生命时间都投入到这项经营当中，不具备转行的技术条件；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在当地社会传承已久的古法造纸，其技术和生产形态具有的历史意义也将消失殆尽。对于我这样一个深受“符包文化”浸染的人来说，这次纸厂拆除显得仓促而极具破坏力：信仰体系丧失了本土化的物质基础。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民众的实际需要，没有想过通过某种方式保存一些，比如通过资质审核或者倡导改进生产技术以保证供给，而是“一刀切”的方式。
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