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刀短篇小说】随波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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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波之辞
古刀
得知我的好友随波因病辞去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职务的当天下午，我们通过微信视频了一会儿。他在开往西藏的列车上。虽然视频质量不太好，但他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宛如青海的戈壁，空旷而平坦。我们相约在西藏见面，因为我正打算出去休假，西藏是我们多年的向往，何不“去来兮？”
随波兄长我三岁，只是读书较晚，个子也小，所以打小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上学、玩耍。在我们一帮小弟兄面前，他始终以兄长自居。
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幸运儿。出生时基本上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及其恢复期，上小学时老师不敢考试。虽然书本知识没有学到多少，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哺育了我们幼小的心灵，而自由天然的少年生活养成了我们健康而唯美的心理取向。上了中学，一套全日制十年制义务教育课本激发了压抑多年的教师的教育教学热情，这一热情正好与我们强烈的求知欲以及旺盛的精力不谋而合。于是乎，我们顺利地考上了大学，顺利地参加了工作，顺利地递补了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时代空缺，常规地娶老婆、生孩子，更加幸运一些的，还赶在房价飞涨前，分得了单位的集资房。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随波兄由一名教师转行到了政府办公室服务文字去了。这对于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来说，可谓是生命的转折点，工作虽然苦累一些，但进入两办后，人生历练那是得天独厚的，升格到科级肯定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一些在基层尤其是在乡镇工作的科员，有的一辈子也上不到副科。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以我们县为例，全县18万人，在岗正科级干部不足200人，是名副其实的千里挑一，而处级干部则是万里挑一。更为惊险的是，自从他转出来以后，我国的组织人事制度发生了质的改变－－原来的干部分成了事业身份和公务员身份。从此以后，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之间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事业身份人员，尤其是教师，彻底地沦为了公务员他“二弟”，使得身份问题隔了100年后再度成为了公侯伯子男那样的问题。当然，例外还是有的。比如企业是工人身份，但那些央企的领导一转岗就是地方的大员。不过这也并不违法，因为有个公务员什么法明确指出领导干部是选任制，而普通人员是考任制－－鬼才知道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之所以我们从小就形影不离，性格相投是主要原因。我与随波兄就象是亲兄弟，共同的特点是性格刚烈、遇事敏感、办事认真，喜欢艺术，爱好广泛，原则性大于灵活性，而且经常把学问当人生。只不过我处江湖之远，而随波兄则误入歧途，深居庙堂，尽管是一个没有什么香火的小庙，但置身于那种组织结构中，除了越陷越深，谁能有什么办法呢？
九月的西藏天蓝得像水，水蓝得像天。晚上我与随波兄在离拉萨火车站不远的百货大楼旁边的一家肯德基店如面，此时的随波兄在一个小寺庙里写生、临帖已经有一个多礼拜。
说起肯德基，起初我打心里有一种本能的反感，食品并不可口，而且贵得要命。可是陪女儿跑了几趟城市之后，尤其是看了女儿的《肯德基——我漂泊的港湾》－－
背起行囊
告别母校
我开始考遍全国
纷繁都市
四顾茫然
腿软了
在肯德基喘气、加油
心累了
在肯德基憩息、充电
汽车站下
火车站上
远望那位白胡子老头
仿佛信徒看见了雪域圣宫
肯德基，我漂泊的港湾
－－后，我不得不举手投降。我发现肯德基已经具备了我国传统山神庙的功能。无论是水浒中的风雪山神庙，还是我们农村常见的娘娘庙、土地庙、龙王庙、观音庙、关公庙等，它们在精神上满足人们世俗拜祭、精神寄托的同时，其实也就是一个神话名义上的穷人的公共场所－－相反地，尽管目前我们的车站、寺庙、文化体育、公园等公共场所装修的更加精美，但它不是收费的就是需要凭票的，至少也是需要安检的。即使你带一瓶水，也有可能被怀疑为是可燃性液体。然而肯德基没有看不起穷人，没有因为你不点菜而把你驱赶，更没有什么电子扫描门。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24小时坐在卫生舒适的空调环境中，免费喝杯开水和自由地上厕所。有好几次，女儿每当看到那个白胡子的老头，总是情不自禁说：“爸，肯德基”。－－啊，原来肯德基已经在取代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寺庙功能，在占领着新生代的思想领域和潜移默化着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扯远了。
我们俩人要了一箱子冰镇啤酒，就着我带来的我们那地方特有的产品“王和牛肉”，躲在一个柱子后面的坐位上，聊了起来。已经是午夜时分，店里的人基本走光了，可我们兄弟两个谈兴正酣。带来的牛肉不够了，我们又要了两份牛排和鸡翅。我知道随波兄特爱这肉、好这口，所以这次只拿了带来的三分之一－我知道，带多少也不够他一个人吃的。
“王和牛肉”成名于明末清初，全程手工生产，是我们方圆百里的“奢侈品”。“王和”是我们临近县的一个临近乡的名字，以地域命名的“王和牛肉”早已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代科技认为动物在被宰杀的过程中，会因恐惧而向其肉内释放毒素，但我们的特产王和牛肉充分利用了牛的犟脾气，是在牛的主动配合下，完成的对牛的宰杀，所以有效地避免了牛向肉内排出毒素的生理反应，所以，其味道、质地，其自然、环保，是机械化屠宰、非人性化屠宰所望尘莫及的。早年随波兄曾经和向他母亲申请管饱吃一顿“王和牛肉”，他妈妈说：“波子，好好念书，当了官挣了钱后尽管往回买，妈妈会给你调好的。”
圣域的空灵不仅能净化人的灵魂，而且能启迪人的思想。肯德基店里循环往复地播放着西藏元素的轻音乐，更加催化着我们俩的一些伤感。渐渐地，我们的话题转移到了随波兄的工作上。
“刀弟，实在是我，换你来，早就不干了。”随波兄已经有三分醉意了。
“咣”，我端起酒来隔着桌子主动碰了一下随波兄的杯子，一扬脖子，一大杯下肚。借着酒劲说：“哥，我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上的二百五，是假二百五，其实真正地的二百五是你。现在哪还有你这样的人，你把自己理解成救世主，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你苦行僧式的生活获得上级的支持了吗？赢得下级的理解了吗？这真可谓是韩愈所说的：“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可能是随波兄没想到我会这么不客气地抢白他，在我摇头晃脑地背诵《进学解》时，他端着碰了的酒好半天不动。湿润的眼圈里滚落出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脸上见过的泪珠，而且是巴嗒巴嗒地在往酒里滴……。
随波兄的这一动作和细节把我的酒吓醒了一半。我为我的直言感到十分的后悔和万分的懊恼－－随波兄脸上的这层纸，怎么说也不该我去捅－－而且那简直就是去“撕”了。
随波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他十分信奉以有为求无为的哲学思想，多年来一直以君子扯于言利自居。与朋友交不言利，工作协调不言已利，服务领导他不反对领导的利益需求，但从来不主动为领导谋利。对于下属，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要给予全力照应。用他自嘲的话说是，不带点子的事他不在人后，但一带点子的事，他就不在人前了。比如围棋、象棋，他在当地小有名气，可在麻将场上，基本没有赢过钱，输了一分不少地给人家掏，赢了他又不好意思逼人家掏。所以，表面光鲜的随波兄其实囊中十分羞涩。好在是他家庭没有拖累，两家的父母前些年已经离开了人世，爱人教书职业十分稳定，一个女儿重点大学毕业而且已经考上了国家公务员，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耻于言利所带来的拮据。在唯物主义泛滥的特色社会里，没钱已经成为了君子的短处，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思想行为一直在折磨着像随波兄这样的正人君子。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从13岁离开父母亲开始外出求学，除了父母给的基本生活费用外，直系的六亲基本上就帮不上什么忙了。袁天罡称骨算命软件说我命六亲不力，遇善不欺、逢恶不怕，还真是说准了。打我从村里出来，我就一意孤行，没有指望靠谁。可是随波兄是个例外。他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总是在我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像X光机，总是能够透视出你的内心世界。因此，尽管我一般不求人，但对于他的帮助，已经习以为常。在随波兄转行的那年，我由于实在看不惯农村干部出身的校长的所作所为，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教师行业和人们羡慕的财政工资，到了一个当时还是国营的地方煤矿企业担任了行政办公室主任。之后企业倒闭，我开始经营煤炭生意。起步时，煤炭市场还是买方市场，不仅血本无归，而且因为要帐还惹下了一件合同纠纷案，本来占理的我，被人下套，结果是帐没有要回来，还被债主扣押。多亏了随波兄，是他凭借着他的政治资源使我转危为安，是他的经济敏感使坚守在煤炭市场。之后，我赶上了煤炭十年黄金时代，挣了个盆满钵满，而这一切当然离不开随波兄的支持。
“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比这更好的语言来表达我刚才的鲁莽。
“你说的对。”隔了好大一阵子，随波兄才从感性的世界回到理性的现实：“我现在已经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念。我这次来西藏而不是别的地方，目的就是想问问道家的昆仑山和佛家的雪山，黄飞虎和闻仲究竟谁对！”
我不知道昆仑山上的神仙和雪山上的佛会怎么回答他的问题，但我是无言以对。
这时随波兄抬起头来，又问了我一句：“古刀，你说人真的有前世和来世吗？”
这又吓了我一跳。我知道随波兄有把学问当人生的奢好，但他对于他的这个问题我还是感到有点突然－－看来随波嫂子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短暂的思索后，我为了冲淡他的这种非分思想，也为了掩盖自己的唐突，我开始了我的东拉西扯：
“这我就有点心得了，而且我认为我的这些心得不亚于于丹。”
我又主动地和他碰了一下杯：
“我固执地认为没有人能够说明人为什么要活着、动植物为什么要进化。大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序里同样疑问着人类究竟是走向繁荣还是在走向灭亡。但我的心得中，生命的延续、种群的繁衍是动物、植物的绝对价值。父系氏族的形成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就是族群繁衍的动力表达、目的表达。可能中国古人已经发现男性基因的遗传比较女性更为复杂，因此他们设计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约束性制度，以维系族群的发展。尽管人们都知道活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汉民族的多数人，充其量就是为了下一代活着，但在封建伦理的约束下，中华民族和其它世界民族一样，绵延了其族群的发展，壮大了其民族的力量。世界上不乏把来世看得比现世重要的民族，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超现实的境界，我认为其本质与汉民族异曲同工，仍然是号召人们努力地活着，以延续族群的数量。
“这一心得可以从植物上加以佐证。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人以外的动植物，我们会发现它们也是这样“想的”。比如猪。当人类惊叹自己的畜牧业水平成就时，可能偷笑的是猪。家猪们不再需要面对大自然恶劣的竞争环境，是人类帮助它们实现了两性婚育、族群繁盛。当然，猪的努力方向就是把自己进化的越来越好吃，浑身都是宝－－而不是越来越难吃。从这个意义上讲，猪并不比人笨。考察一些植物，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也有传宗接代的“想法”。有道是鲜花不艳、艳花不鲜，既无姿色和又无品味，昆虫和蝴蝶便不会光顾。为了传粉，花粉就成为了美味佳肴。西瓜凭着其甜美、水分大，可以穿越五大洲，没有腿，但他比有腿的还跑得快。所以佛说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可谓信也。弗洛伊德认为性是原动力，我认为他只走在了半路上，其实动物、植物的原动力是种群的繁衍，性美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样说来，什么前世，什么来世，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现世。”
我知道像他这样在思想的人凡事一定要能够说服了自己，否则，现实中的“理”会严重折磨着他的“心”，让他始终处于自我纠结的状态而难以自拔。我故意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我的奇谈怪论，一通胡说八道在扰乱了他的思维的同时，直把他说得有了倦意。
“明晚，明晚我们继续？”随波兄慢慢地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招呼我向街上走去。
此时，我仰望星空，看着那大眨眼的星星，心想，总有一颗星星属于我的随波兄。
随波兄转行到政府办公室后，县长便象走马灯似的一直在更换。尽管谁来了也离不开随波兄这样的写材料的，但由于还没等温热就又换了，结果政府办的一帮秘书多年一直在原地踏步，没有起色。刚直的随波在压抑的政治生态环境中，锤炼的比较有涵养而且也圆润了一些，凡是小心翼翼，遣词造句也越来越谨小慎微。有一回我电话约他晚上出来小聚，他说不行，手上还有个重要稿子正在码着。我问他说领导不是出国了吗？他说是领导走时安排的，让写考察报告，秘书三天拿出初稿，分管领导于一周拿出第二稿，他回来的第二天，要在市级见报。我一听便捧腹大笑，这不是他人窜门子你写感受吗？亏你们也能写的出来。“悄点，不敢瞎说，传出去兄弟我五年的努力就白费了。”随波兄压低嗓子，战战兢兢地把电话扣了。
不过我说他真二百五是有道理的。他服务领导仅次于和珅，热情洋溢、心甘情愿。他的理论是，领导好群众才好，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事实就是这样的，因此，为领导服务，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为群众服大务。话虽是这样说，但他在骨子里有个前提，那就是领导做事必须出于公心，而不能胡作非为。一旦他对某个领导的作风和人品形成看法，他就立刻会运用他的智慧，通过不显山、不露水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表达他的理解，那真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犟，即使牺牲个人的前途得失也在所不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其实他从政是很危险的。更为严重的是，他有相当深邃的思想，不仅对现实有意见，对制度层面的东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是对精神和灵魂层面的东西，他也有自己的执着。在今天的官场上，你说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随便拦了一辆向西行进的大巴，朝着孔繁森生前工作过的阿里地区方向进发。我说：“老兄，当年你们能公款旅游时不去，如今自己掏腰包了，却想起孔繁森了？”随波兄苦笑着说：“以前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每次都是让下属们先去，结果……”我接过话茬：“结果就没有结果了噢。”
上了车，随波兄坐在前面一点的空座上，我坐在了最后一排。望着窗外神仙般的景色，联想着随波兄来西藏的目的，我想起了那天随波嫂的电话。当时我正和一个客户小饮，随波嫂短信说，有要事，要到我家里和我商量，问我是否有时间。一看是嫂子，我不敢怠慢，马上回电说正在外面与客户洽谈业务。随波嫂几乎是用绝望的口气告诉我说你哥他辞职了，而且已经起身去西藏了。嫂子从来不和我开玩笑，一听这话，我赶紧收场，驱车回到家里。
晚饭已经用过，我爱人正和嫂子聊着，看到我回来了，随波嫂子好象看到了救星：
“可把你等回来了，你哥他真的辞了”。
“辞就辞了呗，嫂子，现在的政治生态，组织上不担当，领导和群众们的惯性依然故我，根本的东西又难以触动，随波兄迟早的走这条路。长疼不如短疼，还是辞了的好。”
“古刀，我知道你哥数对你好，你的话他嘴里说不听，心里还是看重的。职辞了，可老婆和孩子不能辞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笑着说：“嫂子，你可不能昧良心，我们弟兄什么时候不是把忠孝节义放在首位的？”
“问题是你哥他要出家了，这叫我怎么办呢？”
“瞎扯。老婆，快给嫂子量量体温。”我开玩笑地吆喝着妻子。
“真的，古刀，嫂子不是开玩笑，随波兄已经去西藏了。”妻子见我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赶紧补充说明着事情的重要性。
女人是感性动物，在这方面，她们的第六感觉要发达的多。没有为什么，直觉会告诉她们男人们表象后面隐藏的是什么，骨子里在想什么。
“嫂子，你发现我哥有什么异常吗？”
“异常倒没有。你哥他是保密局长的料子，他的事，从来不在家里说，我也习惯了，从来不过问。只是他最近一直在看有关佛教、禅宗的书，什么中阴得度、西藏度忘的，他不会是想出家吧？”
我明白了，原来是嫂子担心随波兄想不开走了极端。
看着两个女人焦急的样子，我不屑一顾但胸有成竹地告诉嫂子，肯定没事，随波兄只是想出去散散心。过两天我西藏有业务，届时保准把随波兄完璧归赵。
送走嫂子后，我们俩口子仔细分析了当前随波兄工作和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对于调整随兄心态可能有效的办法。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我设计了去西藏等套路。办完我自己的紧要事后，我就动身飞往西藏。走的时候妻子开玩笑说，刀子，你可不能跟着你哥出了家，我们好说，你们全家可全靠你们呢！我笑着说，你不用启发我，我们不会让你们如愿的。
西藏的一切都是那么夸张。山峰和沟壑无比出奇地陡峭着，苍鹰在高空中盘旋，用自己优美的身体勾勒着白云的曲线。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地从汽车两侧闪过，或手转经筒或掐捻念珠或磕长头礼佛，如入无人之境，车里播放着姜鹏的朝拜更加烘托着西藏之所以是西藏的气氛。等等这些，有音、有象、有义地荡涤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到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们不顾旅途劳顿，首先扎在一个叫HY书店的书架上挑选了几本关于日喀则的书，然后就近登记在一个叫西藏GJ的宾馆。走遍全国各地的城市，我已经对城市十分厌倦了，所有的城市千篇一律地被高楼大厦和霓虹灯所包围，商店橱窗里的商品几乎一模一样。但西藏是个例外，山永远比城市高大，寺庙永远比世俗伟大。站在扎什伦布寺文化广场无需极目，无需远眺，山就在身旁，云就在头顶，天就在山后，西藏的民族元素一目了然，西藏的民族味道亲切浓郁。这一切的一切，都将留给每一个到访者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有时在想，在网络时代，原始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这正如我们的乡村一样，只不过是多数乡村不像西藏那样住着神仙罢了。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如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结束了城市对于文化的完全垄断，同时也着实地冷却了人们对于城市的绝对向往。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和城市人一样地去国家电子图书馆阅览公共资源，可以从网络公开课等地方聆听国际级大师的传道授业，虽然有些资源城市仍然不向我们免费开放，然而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容易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基本上已经有了。实在不行，油门一踩，城市就在眼前，无非是多花几个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臭钱，而后把一些白色垃圾永久地留在城市等待自然界数百年慢慢地降解而已。但是，居住在城市的多数人则享受不到这种清新、这种自然、这种原始，尤其是享受不到这种慢条斯理的节奏，因为城市就象是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在唯物主义的代言人GDP的驱使下，学院内的精英们和官场上的老爷们被贪欲和制度压迫得比我们还卑微，至于那些赤裸裸的市侩更无什么精神可言。站在雪山之巅，此时此刻我真的有点可怜城市人了：吃素的怕毒素，吃荤的怕激素，喝饮料怕色素，而且每天用父母亲给的眼耳鼻舌以及肺等生命器官净化着城市污浊的空气和不可食用之菌。三教九流和眼花缭乱在干扰着人的心志，腐蚀着年轻人们的心灵，生存的压力教育的压力官僚的压力让好大一部分人包括未成年人在畸形发展，在弃善从恶。一叶已经让人不见泰山，更何况城市的摩天高楼和炫目霓虹？
晚上，我哥俩找了一个地滩，小份地要了一堆我们没有吃过的牛羊肉类制品。随波兄多年来反复强调，造物主授权我们以人的方式消费，但我们绝对无权浪费，否则就是造孽。然后我们又要了二斤上好的青棵酒，计划继续一醉方休。当然，我带来的“王和牛肉”肯定是少不了的。我叫过服务员来，让他把我们的牛肉切成小块端上来。一会儿，伶俐的服务员艺术地端上了切在盘子里的牛肉。大约就是一斤左右牛肉，盛在一个椭圆形的盘子里，几朵萝卜类蔬菜做成的花和几根樱子做成的叶子拱卫着三棱椎体状般的牛肉，仿佛是一座假山周围开满了牡丹。我们俩为我们家乡的特产在牛肉的王国里受到如此隆重的待遇而感到自豪，同时又有一种受宠若惊的不安。服务员说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打听牛肉的来历和价格，我尽量把我所知道的工艺告知了报务员，服务员要了牛肉店的电话后，心满意足地回厨房去了。
酒到半酣，自然又回到了主题上。随波兄开始系统地给我讲解他的心路历程。
“那年我转行到政府办公室后，自我感觉是十分良好的，我的生命状态也一直保持在十分亢奋的状态上。这种状态来自我的性格，也来自家庭的传承。我的父亲反复告诉我，咱们村除抗战时有一名在县政府当干部外，多年来还没有在县衙当差的。咱们家不图你有多大能耐，也不指望你当什么官，你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祖宗在看着你，你绝对不能让人指着你的鼻子骂咱家的祖宗三代。担负着这种责任，我兢兢业业地服务领导，认认真真地撰写材料。有些人，包括给领导倒夜壶的整日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甚至阳奉阴违、吃里爬外，但我不能，也不会。你知道的，我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星期天、节假日想都没有想过，可我换来的是什么？我换来的是两袖清风和他妈的一蹶不振。
“客观上是频繁调动，还没等捂热，领导就高升了或者落败了。主观上是在金钱和关系面前，一切都是冠冕堂皇的假象。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那一个组织或者一把手愿意提拨无能之辈，喜欢用小人，可问题是在一个产权不明晰的环境中，领导凭什么非要秉持大公无私从而公而忘私呢？比如说教育部门调动教师，大多数的乡下教师都有回县城任教的愿望，都调回来不可能，那调谁回来合适呢？
随波兄喝了一杯，在给自己斟满后，准备给我也斟上，同时端着精致的酒壶等待我的回答。
“考试呗，谁教的好就把谁调回来，这还不简单？”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着他认为十分难解的问题。
“非也。”随波兄显然已经有所经历。“在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现阶段，考试会让人产生教育不均衡的错觉，有个领导就明确反对，并指出，县城需要好教师，难道乡下就应该是二流老师去教吗，这本身就是在人为地制造教育不均衡嘛。”
“呵呵，好象有点道理，那也不能把教不了的调回来吧？那不更不成体统了吗？难道调动教师还需要抓阄不成？”
“当然不能。”看着我满脸狐疑，随波兄的嘴角处显现出了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复杂的表情。“所以我十分欣赏用经济学的理念去解决政治问题的思路。”他接着说：“有个领导的办法是不断加码，谁送的多调谁，送的不送了，说的不说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行政资源的上市交易，只不过是黑市而已。反过来想想也对，如果标的太低的话，你说又该调谁呢？”
“I服了U，精辟。”我又为随波兄斟了一杯。
“不过这压根儿没有什么教育教学的事。对于我们行政上来说，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专门培训，跟着领导干上几年，或者在行政部门呆上几年，没有学不会的……”
“但肯定有不去做的。”我打断他的话指桑骂槐。
“我知道你是在说我。所以，我在政府办秘书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十年啊，人生有几个十年呢？和我同时出来的有的已经上到副处了，而我还是个副科虚职，真他妈的窝囊。”
“我任乡镇副书记时已经40多了，这个你就知道，那时流行的是45岁就不让在乡镇任职了，科级干部52就一刀切了。本来吗，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干上一届配角，圆满地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个句号，也就算了，可没想到我的前任一不小心出问题了。在他接受组织调查的空档里，我挑起了我们乡里的重担。既然组织上关怀、同志们信任，我便决心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一上台，我先从组织纪律上入手，彻底整治了机关懒散拖慢的工作作风。紧接着，我调整了我的部分班子成员，随后是调整了部分站所的负责人。稳定了干部之后，我推开了乡镇养老院、村级卫生所建设、学校危房改造、村组活动场所建设、村村通、户户有、人人上等前些年一系列工程的完善和配套工作，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消减债务，化解矛盾。我知道如今的人心很难收拾，但是，遇上我这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主，下属或者部分上级也没拿。可毕竟乡镇是神经末稍，受制于人的地方太多了。
“咱们乡坡上村的饮水安全工程，我来的时候已经开工了。我刚接任书记乡长后，水利部门看到我工作认真，表示还要继续扩大项目范围，首先解决我们乡的人畜饮水安全问题，争取全市的饮水安全现场会在我乡召开。我组织全乡各村积极响应，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可是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关键时刻，水利部门突然变卦了，把项目挪到了另一个乡。后来我才知道，这一项目是光打扮不上班的女水利员的项目，而水利员看到在我的手下不好混，不愿意坚守工作岗位，主动提出要调整到其它乡，我在征求县水利部门的意见后，同意调整。结果是人走了，项目也走了。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水利局长的风流对象原来就在我的鼻子低下，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另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发生在一个项目上。我担任一把手后，专程拜访了我曾经服务过的一个领导，他如今在省交通部门负责农村方面的交通项目。领导很重感情，在共同回忆了当年他到基层挂职的美好往事后，答应把乡政府所在地的街道硬化工程列入全省“百乡”项目，而且不用基层配套，省交通部门直接拨款5000万元。我欣喜若狂，县有关部门也高度重视，把此项工程列入当年全县的重点工程，安排县级领导负责项目协调。可是自从省交通部门明确立项后，我就没有安然过，领导打电话、朋友打电话，有的工程队直接提着钱就来了。我借口项目是省里负责，我管不了，一律拒之门外，可所有的人都很不满意，认为我不给面子，然后是处处设限为难。最后是县主要领导直接出面拍板，才算没有引发更大的负面效应。
“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当然，作为一名乡镇干部或者说作为一名干部，我早已习惯了这些事。我深知我自己的职责就是在坚守住法律底线、坚守住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圆满地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发展好当地的生产，解决好群众需要政府解决的困难问题，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有难度并不怕，怕的是一味地唯上，怕的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设置障碍，自己消减自己的诚信，进而使干部群众产生了诚信危机，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对党的信任。
“第一次与上级发生冲突是因为一起交通安全事故。你知道的，603国道在咱们乡只有不足5公里，仅仅是擦边而过。去年秋天一辆路过的中巴客车由于司机疲劳驾驶，在咱们乡的范围内翻入了几十米深的沟里，车上的7人全部遇难。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上级要处理乡里分管安全的副乡长。可怜的副乡长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临退休却落了个行政降级的处分。当时我就拍着胸脯担保地告诉副乡长，说你放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乡没有任何责任，谁也不会受到处分，要处分就处分我。可是结果下来，老副乡长还是背了个行政降级。接到处分文件后，我领着副乡长跑遍了所有的上级单位，见过了所有分管领导，大家一致认为不合理，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也只能是由乡镇分管领导担责。我说我来担，处分我，不要处分分管领导，但上级不同意，处分也不是谁想要就给谁的。从此之后，副乡长终于走上了上访告状的道路。从此之后，我一方面需要稳控我的下属，另一方面，我还要忍受自己良心的谴责。下级认为我能力不行不能护小，上级认为我太认死理，觉得我灵活性不强，领导水平值得怀疑。
“第二次与上级发生冲突也是发生在交通上。由于交通安全事故频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级交通部门出台了个制度，客车只能站对站上下旅客。比如你从郑州的长途汽车站上了车，要回咱们乡，第一你必须买郑州到咱们市里的车票，第二，你必须一直坐到市里才能下车，路过咱们乡时，客车规定不得停车上下客人。当然，你要是想去郑州，必须先回到市里，然后一直坐到郑州站，在郑州市里也不容许停车上下客人。乡里的老百姓很是气愤，一些无业人员组织起来，专门在国道上拦截跨际班车，只要你不让坐车，就设置路障不让客车通行。司机无奈，只好打报警电话。警察来了，事情不但没有解决了，反而因为推推搡搡，引发了其它纠纷。其结果是连续十几天，省际班车无法通行，小事眼看就要变成大事。我以乡政府的名义商讨有关部门，人家置之不理，说规定是上级规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县里的领导是不管青红皂白，必须确保公路畅通，否则就要摘我的乌纱。上级部门说政策是针对全市的，不可能因为一个村、一个乡的原因而进行调整。群众的诉求是我不管你的制度，要么不要走我的门口，要走我就有上下客车的自由。还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鱼或者煽风点火。本来是件屁大的事，把那不合理的制度调整一下一切问题就应刃而解，更何况，不让上车，我们可以理解为担心恐怖分子带上危险品去，那不让下车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担心炸弹还没点燃吗？真令人匪夷所思。但由于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的层层制约，眼看一件屁大的事情就要引发成一件群体性事件了。说实话，一开始，我从内心中是同情和支持群众的。我们的群众太善良了，谁想怎样宰割谁就可以在组织的名义下随意地进行宰割，正常渠道反映问题，我们的有关部门没有一个能够主动担当，总要等到小事变成大事，这才去极端地解决。但事情的态势越来越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我只好违心地使出自己的杀手锏，承诺在一个月内开通通往市里的免费公交，方便群众出行，问题才算解决了。你知道，咱们乡是个贫困乡，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扶危济困、护林防火等，那能不计成本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要不计成本来，我觉得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西墙是补上了，但那是挤占的补东墙的钱啊，你看着，下一步，由于可怜的那点经费不能及时到位，护林防火肯定要出问题，水火无情，那时候，哭爹喊娘也没有办法，别说我的这顶纸帽子，就是领导的铁帽子也会不保的……”
随波兄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来劲，全然没有觉得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而且店家已经准备打烊了。我也不好意思打断他的话，只好不停地往我们的酒杯中斟酒和机械地和他碰杯。一辆夜巡的警车行驶过来，刺眼的氙气灯照在我们的脸上，急促的喇叭响了几声，好像是在提醒我们时间已经不早了。这时，随波兄才意识到应该回去休息了。
回到宾馆后，随波兄倒头便睡了，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由于酒精的作用，怎么也睡不着，躺在床上整理了几天来没有整理的电子信息。微信已经都是省略号了，妻子和嫂子的留言铺天盖地。细心的随波嫂把一些老照片和他们年轻时合影以及我们共同外出旅游的照片也都发在了微信里－－我估计随波兄的微信里也是有的。看着我们年轻时的那些照片，我不禁又想起了随波兄的一些往事。
八十年代中后期是我国思想最为解放的时期。我们以一名大学生的名义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风起云涌，见证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国家和人民所经历的阵痛。从伤痕文学到河殇，我们整日沉浸其中不能自已。随波兄在学校里十分热衷于文学艺术沙龙，总是拉着我穿梭于都市各大学的校园里，贪婪地聆听着那些思想启蒙者的口若悬河。他那时就开始了小说和诗歌创作，经常在学校的校刊上发表豆腐块状的诗或者时评。毕业时，他报名要去支边，希望把启蒙的种子洒向祖国的边陲。有两名十分垂青他的女同学在追他，但他以不支持他毕业后支边的理想为由，婉拒了。他的家庭也竭力反对。结果体检时，他的肺部有问题，不宜支边，他反复写决心书，但学校以对他的身体负责为理由，没有批准。
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随波兄毕业后被分配到我们乡的中学任教，成为了我们乡的唯一一名有本科文凭的教师。经人介绍，他与在县城教书的嫂子相识并相爱了。丈母娘也十分喜欢他的诚实朴素，没有难为他，只是要求他必须想办法调回县城工作才接他家送的喜日子。这下可把他难住了。他自己多次跑教育局，结果是二年也没有什么希望。还是开明的老丈人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眼下的问题而耽误孩子们的婚姻大事，答应先办事后调动亦可。这次调动工作给随波兄留下了一定的心理阴影，也使随波兄的理想主义色彩变得现实多了，因为事实上每年有相当多的教师不断地调回县城任教或者转行从政，副局长的儿子不就是先念党校，然后转行到地税局的吗？后来随波兄才知道，此时的教育已经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了，而他先是没有察觉，而后是自己本身根本没什么积蓄，也看不惯送礼行为。从此之后，随波兄便萌生了凭自己的本事转行的念头。那一年，他一边教学，一边给市里和县里的报刊上投稿，本来就有着相当功底的他很快就熟悉了行政文体的套路，他的稿件被县政府领导相中，领导一句话，他便不费吹灰之力地转行到政府办当了一名秘书。
任何游戏规则都阻挡不住聪明人。快骑自行车和慢骑自行车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般地能快的就能慢下来。当请客送礼成为时尚，当逆淘汰成为潮流，那些没有道德底线或者说没有顽强意志的聪明人，很快就能适应社会竞争法则，将潜规则进一步加以完善并发扬光大。我觉得随波兄就不能算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他只满足老子所说的“自知者明”，而并不满足“知人者智”。
那一年，随波兄被领导暗示说有机会升任政府办副主任。论资历、论能力，早该了，只可惜随波兄坚持不走歪门邪道，才导致他一直没有进步。他知道政府办副主任的含金量有多大。正常情况，干不了一届，副主任便可以出缺一个中等局的局长－－因为大局的局长一般是给上不了副处的乡镇书记留着的－－如果会来事的话，可以直接升任主任，那距离副处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回到家里，随波兄和老婆商量说有个事情急用钱，看看能不能凑个三五万元。没想到老婆正不高兴，呛了他一通，说房子的贷款还有一年才能还完，借亲戚朋友的钱虽然没有紧的了，但还有三万五需要年内还。老婆问说什么事，随波兄没有说，老婆还以为是他家里有人要借钱也就说过撂过。等到干部调整过了以后，老婆又发了一回火，说你真不如个封建社会的秀才，秀才饮驴还知道礼到了，怎么你就一窍不通呢？咱再没钱，凭我们多年的人脉，与谁开了口能让掉在地下，我们口贵，一般不求人，但那并不等于不用人，相反地，我们不轻易麻烦人，目的就是要等我们真正地遇上困难时，朋友们能主动地伸出援手。可你口也不开，谁能梦见你需要钱吗？领导能梦见你有什么想法吗？前两天古刀不说是需要钱了开口，还说要不直接先打过来，你一口两三个不用不用。这不，又是原地不动了吧？而随波兄此时更加不轻易说话了，总是抿着嘴，精心地打理着单位的事、领导的事，其它的则一概不闻不问。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必将以世风日下而载入青史。你说产权不明晰，其实也明晰，那就是领导就是生产资料的绝对占有者，完全满足马克思关于资本家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这一论断。单位的就是领导的，所有的人都为领导负责，小领导为大领导负责，因此，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包括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只要你能拿下某一领导，那就意味着你可以绝对地控制某一区域或者某一行业。比如金融，全国人民给银行打工，也不见银行挣的钱究竟去那儿了。比如公路收费，收了那么多年，到头来，原来国家在赔着干，早知道来，不收不就得了？当然，这对领导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只要你有能耐，你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如果你实在没有什么办法，那你就只能望洋兴叹，谁让自己无能来着？这不，又是一个换届年，这对于行政干部来说，相当于过刀山火海，个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请神仙超度的，有奋不顾身冲进去被烧的没皮没毛的。领导的办公室就象是赶集，一个刚出来，在对门秘书办等着的另一个马上进去。大家心照不宣，依次进行，谁也不说什么，但谁都知道谁在干什么。随波兄耳濡目染，浸润其中，个中甘苦，其味自得。自己的领导是靠不上了，因为他知道通过各种方式找自己的领导说话的，那一个的筹码也比自己大的多的多。眼看没有什么希望了，随波兄有点心灰意冷，便找借口说自己严重的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请了一个月的长假。假期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被告知平调到了乡镇副书记的岗位上。后来他才知道，他刚一请假，紧挨着他的秘书便发起了攻势，想利用他的身体原因，挤占他现有的秘书科长的位子。他也不在意，休假期满，任劳任怨地到乡镇上班去了。
这样放电影似的回忆着随波兄的历史，目的是试图剖析他究竟是在想什么，是真的想辞，还是什么策略。如今的公务人员都是些百里挑一的饱读诗书之辈，马列主义不知道懂多少，厚学、玄学、曾学等流氓学术一个赛一个。
我习惯早晨从中午开始－－第二天已经快晌午了我才起了床。随波兄不在，一看，画板也不在了，我知道他保准是出去写生了。看来我们今天是不走了，也许还得多住几天。可以看得出，他对西藏的兴趣与他的心态有诸多的契合之处。桌子上放着一桶方便面，估计是随波兄给我准备的。我端上泡好的方便面，到一楼准备边吃边与服务员聊聊日喀则，看看有什么稀罕的民俗、风光或者小吃。既来之则安之，来一回不容易，干脆就尽性一回，这么远的以后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更何况，以今天的发展速度去度量，或许用不了几年，人类的这一块净土也将不复存在－－谁敢保证不会呢？
服务员穿着典型的西藏服饰，个子高挑，脸上的高原红在明显地褪色，项上的装饰珠光宝气，反衬着脖颈很长。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在室内少了紫外线直照，手已经是白里透红－－西藏姑娘的美其实是基因的美、内在的美。我坐在接待室的转椅上，与正在收拾的服务搭讪。大方而得体的服务员普通话很好，她说她已经多次去过布达拉宫了，脸上洋溢着的自豪深深传染着我这个凡夫俗子。尤其是只要我问及佛祖、班禅等话题时，她那把手按在胸口的动作是那么的自然而然、那么的自在虔诚，不由的令人在产生出无限的敬意的同时让人若有所思。有几个进出的人用藏族的方式和我们打招呼，我一方面笨拙地回礼，一方面继续寻找话题和服务员聊天，看得出她是有事了，我才停止了我的“纠缠”。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方便面已经泡糊了，而且已经凉了……
把方便面扔进垃圾桶后，我只带了手机和钱，在宾馆门口周围转悠起来。空气中散发烤肉味提醒我已经是中午吃饭时分了。我给随波兄打了个电话，问他在那儿，要不我们吃饭吧？他的信号不好，说在山根下的湖水旁，不用等他，他晚上才回来。我有心去找他，但他那什么山根下就如同凡卡的乡下爷爷收一样的不着边际。想想也是，对于西藏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计较究竟在那儿，在那儿都是那样的山光水色尽朝晖。我也不在意，自己找了个小地摊，一边吃喝，一边打听着西藏的风土人情。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昏时分，我躺在一个小山坡上正在关联汉语的古诗与西藏天堂般风景之间的关系时，随波兄来电话了。说让我赶紧回去，有客人到了。
“什么？来客人了？”
“刀子，甭问了，回来就知道了。”
我几乎是跑着回去的。回去一看，才知道来的是随波兄原来的两位同事。我感觉形势有点蹊跷，莫不是随波兄犯什么事了？
这几年跟着随波兄瞎跑，没少参加随波兄组织的饭局。县城是个小县城，所以，随波兄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我大多数有过一面之交或者已经是熟人和朋友了。随波兄的一些推不过的饭局，基本上是我掏腰包。大家一阵寒喧之后，马上转入正题，说上级部门已经插手调查他们乡的通往市里的畅通工程建设情况了，而导火线就是他的辞职。
直到现在，随波兄没有告诉我他辞职的真正原因，问过他两回，感觉他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也就不想直接问了，但从他的同事的话语中，我关联出了他辞职的真正原因。尽管是些零碎的信息，但这些因子对于勾勒随波兄内心世界，那已经绰绰有余了－－毕竟我们真的太熟悉了。听他们的意思好象是说他们是以个人休假名义来的西藏，但目的是想通过随波兄洗清被调查对象的一些不白之冤。因为有人实名举报他们服务的领导插手了这项工程。领导如果不能够迅速地自证清白，那很有可能影响最近的一次提升机会，因为事关个人前途，电话说怕不保密，领导只好派自己的心腹亲自前来说服随波兄回去做个人证，并承诺说，往返的旅费不用他负担。随波兄疑惑地问怎么找到他的，来人看了我一下，诡谲地笑着说现在的科技这还不简单？我把随波兄拉到一边问说不是苦肉计或者瓮中捉鳖之计吧，随波兄笑着说，你放心，你哥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敢上九重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也好，顺便也可以证明一下我自己。来人说飞机票已经买好，是凌晨的、贡嘎机场的，现在起身，完全可以赶上。我拿捏不准，赶紧说不行不行，才来了几天，好多景点还没有转，怎么说也得再住一个星期才过瘾。来人一听，马上抬出领导来压他，说领导让务必回去，不马上回去他们也交不了差。随波兄说看在领导和弟兄们的面子上，他无论如何也应该马上回去，吩咐我抓紧时间收拾行李、结帐。我还是相信随波兄的判断的，没有再说什么，赶紧收拾行李去了。
我终于体会到了我们小学地理里说的“当黑龙江漠河已经是旭日东升的早晨，而帕米尔高原还是满天星斗的深夜”了。已经是内陆的凌晨时分，西藏的大地和雪山依然还在熟睡之中。飞机从黝黑的山峰中穿梭而过，左倾右斜的，象是在游戏中。远处的山峰上渐渐地泛出白光，而后是祥云和霞光，再次召示出紫气东来的神仙意蕴。来时心中充满了期盼，走时无限地留恋，喜马拉雅山、昆仑山总是那样的让人牵挂，让人神往。有传说认为老子出函谷后是去了西天，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的。
飞机在西安换乘时，我因为在西安有些业务需要考察，就没有再与随波兄随行。我一语双关地问说，你一个人行吗？他满不在乎地说看你说的，你放心办你的事去吧。此时他从他的行李中掏出了我们吃剩的一袋西藏的包装牛肉，说让我下酒。我把牛肉扔进背包里，与他的两位同事握了手，就先行一步了。从航站楼出来后，我给随波嫂打了个电话，简单地把这两天的情况给她汇报了一下，告诉她说随波兄与同事相跟着回去了，请她及时“查收”。电话那边略显迟疑了一下后说，语气严肃地说，好吧，刀子，你辛苦了，回来后，让你哥好好地请你喝酒。我已经感觉到嫂子的语气有点问题，但也只是第六感，也没有在意就忙自己的业务了。
当天晚上，热情的客户把我灌了个酩酊大醉，回到酒店我关掉手机，一觉又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对于我们这些跑业务的来说，早晨从中午开始已经是行内的习惯，很少有人因为上午打不通你的电话而怪罪你的。对于城市来说，有些交易最好不要在阳光下进行，因为那是不道德的，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云云”所隐喻的。
醒来后头脑胀的很厉害，本打算继续躺躺，但一打开手机，妻子的电话便打进来了：“刀子，我还以为你也让双规了，你死哪儿了？随波兄没有回来，电话也打不通，把嫂子急死了……”
“什么？”我的脑袋轰地一声，证实了我先前的疑惑。此时我仿佛看到了随波兄无奈的面孔，甚至感觉他在铁栅栏里绝望地向我伸出了求救的双手。我的第一感是随波兄绝对中了什么圈套了，而如今那一系列关于刑讯逼供的报道迫使我必须尽快想出办法。
“我马上回去。”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才能马上回去，但我必须马上回去。我给客户打了电话，让他们派两个司机开上一辆超级跑车，火速送我回家。这样我就可以在七个小时内回到我们的小县城。
帝国主义生产的汽车在连霍高速上飞快地奔跑着，我一面不断地给在关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帮忙了解一下情况，另一方面，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剪辑着随波兄从西藏起身和在西安分手时的蒙太奇。快到我们市里时，得到一个比较可信的消息，随波兄被组织上的人叫去协助调查去了－－我的心稍微放下了些，毕竟没有“被失踪”了，否则我何以向随波嫂交待呢？而且以我对随波兄的了解，在组织那儿，随波兄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以前我们有个贬义词叫“穷凶极恶”，而如今，随着我国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这个词应该进一步引深成为“富凶极恶”－－那些靠不义之财致富的群体或者个体，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可以说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穷”不至于“凶”，“富”则不得不“凶”了，而且他们有能力和实力去买凶。
回到市里后，我把能够出上力的朋友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大家个个都表示各显神通地去打探消息，寻找办法。我觉得以我的能力，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了。送走各路“神仙”以后，我与随波嫂通了个电话，把已知的一些情况向她做了个汇报。随波嫂也同意我关于干脆双规了比较安全的的论调，无奈地说名义上不好听，以后我们一家子可怎么见人呢，要么咱享受过也算，穷的快揭不开锅了，落了个不干净的名声，真窝囊……。我赶紧使出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劝说她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洗清咱，并开玩笑地说，其实组织上让协助调查，本身也就有保护证人或者当事人的意思。此时随波嫂才算平静了下来，隔了一会儿，她问道：“刀子，你们分手时，你哥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或者东西吗？”
“没有。”我刚一脱口，突然间，想起了随波兄给了我一袋牛肉，接着又说，好象给了我一袋牛肉，可那是我们在西藏地滩上买的呀……。
随波嫂象是捞到根救命的稻草，立刻兴奋起来说：“刀子，牛肉吃了吗？”
“还没有顾上吃。”
“那你赶紧看看，说不定里边有东西……”
我赶紧从包里找出了那袋牛肉，打开一看，果然里边有个U盘：“嫂子，还是你伟大，里边有个U盘。”我尖叫着。
“赶紧打开看看。”
我闪电般地打开了旅店的电脑。U盘里只有一个文件包，可是加了密。我一边操作，一边和随波嫂沟通，可就是怎么也打不开。就在我准备放弃时，嫂子那边自言自语了一句“王和牛肉”，我下意识地就把“王和牛肉”输进去了：“谢天谢地，果然是。”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稍微冷静了一下，打开了加了密的文件包。
文件包里有两个文件，一个是文本的，两个是表格式的。文本文件里只有一句话：“如果我被控制或者失踪，请把这个U盘送到上级纪检部门，谢谢！”表格式的文件其实就是两本流水账，我大体上可以看出是我们县的一个全省重点天然气工程的流水账。我们反复商量，决定如果随波兄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有正式消息，就立刻上交U盘。
为了保险起见，第二天早上上班前，我已经开车等在了市纪委的门前，等待各方面的消息，并随时准备在第一时间上交U盘。市纪委大院的大门刚刚打开，我就看见我的随波兄一边打电话一边往外走，我轻轻地嗯了一下汽车的喇叭，随波兄一回头，就看见我在向他招手，然后就径直地向我走来。
一上车，随波兄就如释重负地说：“刀子，咱们喝酒去。”
“我说哥吆，大清早你怎么能有这份闲心？你快把我们急死了……”
“没事了，你嫂子也知道我出来了。这回咱是彻底轻松了，领导也应该是清白了，弄不好你哥我还会因祸得福呢。”
“那也不和你喝酒去，再说我们总不能就着油条豆腐脑喝酒吧？我说这样吧，我们先回家，嫂子和朋友们都快急死了。”
“这回听你的。”随波兄没有坚持。在回家的路上，随波兄给我讲了这24小时的故事。
原来我们分手后，随波兄接到了一个莫名的电话，说有个省里某部门的领导想和他谈谈关于乡里重点工程的事。为了断了一些人投机钻营的念想，也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官场倾轧把自己牵连进去，他主动提出直接去市纪委。两名同事请示领导同意后，陪着他直奔市里。为了不被干扰，他们相约全部关了机。交待完事情后，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又在纪委的接待处滞留了一天。
“官场险恶啊，刀子。传语后人：朝里没人，不可当官。首先是没有背景上不去，即使论资排辈熬得有点样子了，因为没有后台，也肯定是处处受制于人。尤其是现在，一次公车私用、一顿人情宴就完全可以让你身败名裂。你说组织？哪个单位的领导不是急着先捂自己的屁股？哪能顾得上下面的那些小啰啰？这不，着了急他还得靠咱。我算是领教了，在这样一个产权不明晰的社会里，当好人、当清官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封建社会的谏官拼命力谏，尽管有的因此满门抄斩，但几千年来谏官们前赴后继，为什么，我认为是产权明晰，他们知道他们在为谁卖命，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必须通过皇权才能得以体现。革命年代、战争年代以及后来的建设年代，人们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形成了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可现在，经济基础和所有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层建筑仍然还是老套套，你说这能行吗？我们的组织每天让党员干部学习、学习再学习，不学的还好说，真学的越学越迷茫，首先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剥削的理论就对不上号，不争论？十足的掩耳盗铃。整天起来自相矛盾地生活，你说这样的人能坚持真理吗？……”
“你的思想有多深，说明你病得有多重。既然你已经病了，根据官因老病休的法则，看来你真的需要辞职了。”我打断了他的不着边际。
我知道随波兄是铁了心的要辞了，我也认为这才是他的正确选择，但我不想让他把有些话说明白。其实谁都明白，谁都清醒着呢，只不过是为了明哲保身在装睡而已。当年钱玄同先生动员鲁迅先生冲破铁屋子，其立论的条件是人们在真睡着，可如今所有的人都在装睡，靠你能把他或者他们叫醒？不过说到希望，鲁迅还相信希望，我能不相信希望？只不过是我不希望我的随波兄去充当这一角色而已罢了－－既然叫了随波，还是随波逐流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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