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进步思想浅探
摘要：本文从罗泽南所处的历史时代，结合罗泽南的理学著作、经世思想以及罗泽南在湘军中的作战经历，对后世的影响，阐述罗泽南经世救国的思想的进步性、局限性。
关键词：罗泽南；社会环境；进步思想；历史局限
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号罗山，一字培源，号悔泉，又字子畏。1808年1月19日出生于湖南湘乡爱湾州善庆乡新林里（现娄底市双峰县石牛乡湾洲村）一个贫苦的耕读之家。1827年罗泽南应童子试不售，转而课馆授徒，潜修学问，著书立说，历时28年。
咸丰二年4月，洪秀全于广西金田起义，县令朱孙诒檄罗泽南、王錱、刘蓉组织湘乡团练。罗泽南闭馆授任，仿戚继光练兵之法训练湘勇。咸丰三年正月，奉巡抚张亮基命，与弟子王錱募带练勇赴长沙协防，在湖南、湖北、江西围剿土匪及太平军。因战功卓著，历迁任知县、同知、道员、加按察使衔。1856年4月12日阵亡于湖北武昌城外洪山湘军大营，着诏加恩照巡抚例赐恤，谥“忠节”。
罗泽南是晚清时期重要的湘军将领、理学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著述有《周易朱子本义衍言》、《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人极衍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皇舆要览》、《周易附说》、《诗文集》八卷、《罗氏家训》等。
罗泽南在求学期间诵读通宵达旦，教书授徒时日夜兼修，经办团练时晨操晚练，统兵打仗更是昼战夜读，几无闲时。少年时代就满怀报国之志，忧民之心。青年时期开始思考哲学、理学，著书立说，探求救国安民之道。46岁以后组办团练，除暴安良。48岁统帅湘军陆军主力，挽清朝于风雨飘摇之下，恤民于水火之中。
一、罗泽南进步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国际环境
1、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关系的变革。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的使用，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工厂数量迅猛增加，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还催生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交通运输等新生行业部门。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随着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与集中，政治权力也逐渐从封建统治阶级手中转移到工业资产阶级阶层。
英国资产阶级于1832年在议会改革中取得了共同统治英国的权利。到了5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依靠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强化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开始长期执政。美国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劳动生产率有极大的提高,工业生产迅猛增长。到十九世纪60年代,美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和煤、棉纺织品产量,都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欧洲大陆的其他封建国家法国、德意志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陆续进行改革，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并不断向俄国、日本等其他地区扩展，工业资产阶级也先后走上了政治舞台。
2、基督教的传播挑战封建王权
基督教最早在唐朝就传入中国，由于信仰礼仪和文化观念的原因，一直不受待见。到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与罗明坚再度来华，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广交士大夫、朝廷要员、亲王，甚至筹办礼物进献皇帝。他们学中国文化、穿中国服饰，能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教义。对当时中国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康熙三十二年，教会发布了禁止教徒行中国礼仪的禁令。于是康熙皇帝断然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到了雍正时期，直接谕旨全面禁止传教。在乾隆、嘉庆时期，一直是萧规曹随。
到嘉庆十二年（1807），英格兰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受伦敦传道会又被派遣来华传教。马礼逊来华后重金收买了雕板印刷工梁发，刻印马礼逊自己翻译的汉文版本的《圣经》。1827年，梁发成为了第一个华人牧师，并于1832年写成了《劝世良言》。基督教传教士成立了许多西学翻译、出版、传播机构，编辑出版的各类刊物，利用科举考试、民间节日等人员聚集的机会，采取廉价销售或免费赠送的办法广为散发。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撕裂了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传统和信仰，加剧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冲突。
基督教随着在中国的传播，不再象利玛窦传教时代那样收敛，露出了尊天父，反儒教的本来面目。这不仅是对几千年皇权统治的挑战，也是对几千年封建秩序的挑战。
（二）国内环境持续恶化。
1、朝廷倒行逆施
在西方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提升，社会关系重大变革的同时，1772年，乾隆皇帝启动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收集编纂过程中，发现大量“抵触本朝”的书籍。乾隆便发布上谕，大规模焚毁书籍。许多优秀的文化典籍列为禁书，焚烧殆尽。乾隆在位期间，其焚毁的禁书总数达到70万部，而且很多是珍本孤本，对浩瀚的中华文化是一次莫大的摧残。
同时清朝还以文字狱来巩固满蒙统治，防范汉族人民的反抗，加强对汉人思想控制，打击和铲除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民族敌对者。曲解诗文整人，在清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徐骏乃康熙五十二年恩科进士，康熙朝刑部侍郎徐乾学之子、顾炎武的甥孙。因“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
清朝文字狱始于顺治，成于康熙，兴于雍正，盛于乾隆。经过数个朝代的推动，到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已偃旗息鼓，这并不代表朝廷已深明大义，而是知识分子已经回避政治思想，潜心于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金石、书法等一些没有政治风险的学术研究。
文字狱不仅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更重要的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2、鸦片助纣为虐
从1796年开始，清朝廷开始颁谕禁止鸦片，但鸦片贸易愈演愈烈，到1838年增加到40000箱，白银严重外流，英国借鸦片销售从中国掠夺了巨额财富。到道咸时期，就土行、烟馆遍地。有资料表明：到了19世纪70年代，仅上海城厢烟馆共计有1700余家。由于吸食鸦片的合法化，鸦片消费的恶习广泛地深入民间。不仅是农民、乡绅、地主吸食，各级大小官吏乃至军营之中都有嗜烟者，军队战斗力丧失，社会风气日益颓靡。吸食鸦片不仅成了待客礼俗，鸦片烟馆也演变为一种社交场所。龚自珍《已亥杂诗》就是明证：“鬼灯对对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1838年，道光皇帝颁布法令,鸦片吸食者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戒烟,否则将处死。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派驻广州禁烟，处理了一大批涉烟违禁的官员，“查处官役兵丁违禁、失察的案件在100例以上，涉及官役兵丁149人，其中宗室贵族16人，从四品即知府一级以上文武官员25人，五品以下、七品以上66人。”[1]
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商定关税，让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打通了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壁垒，为西方列强趁火打劫例开先河，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体系，我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走向解体。
3、官场贪腐严重
由于清朝独特的满蒙治汉模式，国家机器是满人掌控。如中央六部、内阁，名义上是满、蒙、汉官员并置，但主要权力职位由满洲王贝勒担任，以满为先，汉人确实也能够参与到政权之中管理事务，但总体上是排挤打击抵制汉人势力的。皇帝掌控朝廷满族重臣，八旗贝勒控制了国家权力。而中下层官员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是全是汉人。清朝的这种体制就决定了这些汉人官员的命运，基本上升迁无望，即使凭功勋和真才实学升任品级，也只是个虚职闲位。
因此，从朝廷重臣到封疆大吏，抚督道台到州县差役，大小官员无不贪财攫利：“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弹;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竟,恬然绝无羞耻。”既要孝敬上级，又要打点同道，而清俸又往往微薄，导致了清朝自上而下的腐败深入了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积弊难返。
4、灾害频发，民不聊生
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统计,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0-1911)间,每年都有自然灾害。水灾、旱灾、最为普遍，只是有受灾程度和范围不一罢了。其中全国有影响的灾害就达140多次。
由于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朝政荒废，国库空虚，赈灾乏力。而地方官吏贪腐成性，谎报灾情，做假帐，贪污瓜分赈灾粮款，大发灾难财。广大百姓不仅得不到赈济，反而备受勒征，灾上加灾。民不聊生，饥溺载途。灾后人口锐减，农业荒废，年不如年。罗泽南的《秋兴》可略见一斑：“天时人事两茫茫,旱疫频仍民气伤。鬼送青磷寒夜月,秋生黄叶怨斜阳。万家砧杵波声泣,一笛关河野气凉。游子未知身健否,征鸿消息断他乡”。
又如“丁未三月清明节,愆阳亢旱龟兆裂。溪河干涸桔槔停,九仞寒泉不容掘。农夫抱锄那得耕,陇头怅望语呜咽。去年饥馑民莫聊,五月以来雨脚绝。自秋徂冬少冰冻,欲饮无水竞若渴。可怜十室九已空,仓廒乏粮鼠罢啮。今年家家畏魃虐,岁倘再饥民靡孑。我闻隆冬宜冷冽,阳气潜藏不可泄。春来生育始畅茂,天道郁久后乃发。凭谁具此回天力,滂沱一雨三农说。”[2]
饥而生盗，落草而寇。官生乱、民思变。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一时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草寇伏莽更是随处为王。政府征剿乏力，团练由此而兴矣。咸丰三年曾国藩在《移驻衡州折》云：“惟衡、永、郴、桂成为匪徒聚焦之薮……数月之间，四属匪徒屡次滋扰，如常宁有白沙堡之案，衡山有草市之案，永兴有狮子寨之案，安仁有焚烧衙署之案，桂东有县城失守，戕害把总之案，宜章、临武有广东匪徒滋扰之案，永明、江华有广西匪徒窜入戕害千总之案……四属中聚众倡乱抢劫拒捕，为案甚多。”
罗泽南在《雪相》里表达了他对这种社会现状深深的忧虑：
“瑶琼阁下水晶盘,腰佩圭符上玉銮。霜鬓似缘忧国老,白头应叹救时难。公衙冷淡心如水,宦海波涛胆自寒。奏罢明年丰稔表,归来明月满栏杆。”
二、罗泽南的进步思想及其影响
罗泽南求学于城南书院，让他有机会得到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的赏识，拔俗入圣，成为一代醇儒。授徒28年不仅让他的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历史，思考社会，而且有更多的弟子接受他的理论学说。他创立的湘军集团让他和弟子、友人走上政治舞台，去实践他的人生抱负。对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理论上的过渡与延续。
1、天下归民的民权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在明末，黄宗羲又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权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
罗泽南明确提出国家是天下的，皇位乃天下之公位，帝王是为天下百姓谋利的，而不是图皇亲国戚之私利。帝王之位只能传天下贤能之人，如果授非贤能之人，则天下大乱，四海困穷。历史以来只有尧舜禹三王以天下为公，以后俱君贼民而私天下。“曷观唐虞之揭让乎?位也者，天下之公位也。天生烝民，无主乃乱，曰惟有德，克享天心。子能继天，则传之子;子不能继，则传之贤。传子传贤，于己无与也。”[3]
他提出了天下属于人民，国家属于人民。“天下者，天之所有，非天子之所私有也。”[4]
他又提出：“天人之理一也。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也。天人之分殊也,人之所不能为者恃乎天,天之所不能为者亦俟乎人也。是故五谷丰穰,俟农夫之耕种;蚕桑繁盛,俟女工之缫浴;至理昭著,俟圣贤之发明;民物并生,俟帝王之平治。”
罗泽南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否定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君权神授制度，倡导为民选德，为天下择贤。既肯定了君主之位在诸姓之间转移的可能性，也承认了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不存在子继父承，而是唯德唯能。这已经超越了君主立宪制的范畴，也不是简单的礼让禅推，而是本土民主选举理论的萌芽。
民国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华大地上才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群众才真正当家作主，实现了天下归民。
2、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
孔子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南宋理学家程颐也曾说过:“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5]
罗泽南继承了孔子、孟子、程颐的民本思想，反对君臣百官独乐取道，“敛斯民之痛恨,以恣一己之佚欲。是以其乐愈独,而怨者愈多”。认为立君是为天下公众利益，君主要修德怀仁，以公心治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之保四海而不难”[6]。不仅如此，君主要命符其德，才堪其位。无德者与无能者其害相同：“庸主之乱天下，与暴主之乱天下，其迹不同，其害则一。”[7]
王公贵族、大臣小吏、社会精英、乡里贤达均须修身齐家，君主要为民择贤取能，让他们以天下为公，戮力同心治理国家：“宰辅者,燮理阴阳,佐天子以建极者也。百官有司,各修天职,挽四方之风气,同归于极者也。”[8]
唐太宗就常用《荀子·王制》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告诫众人。
从唐太宗可以看出，载舟才是历代统治阶级的终极目标。统治者并不象尧舜禹那样真正的为民为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统治者为了得天下而无奈地选择去得“民心”。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不可能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而只是被历代王朝所利用，成为他们统治愚弄人民的道具，底层人民的权利、贫困民众的生计根本得不到保障，相反把朝廷的利益上升为国家层面，把皇亲国戚的一己私利上升为公。也脱离了贵民、亲民、善待民众的根本原则。“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9]
“三代盛王,初无利天下之心,损益张弛,庆赏征伐,纯是从生民起见。……以功利之心肠,行帝王之事业,纵教做得功成勋就,总是为一己打算。卒之朝廉市道,四海薰心,寇盗劫夺之祸不可胜诘。”[10]
历代不乏仁人志士坚守着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正如王夫之所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罗泽南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为民而仕的思想，奉行“天下为公”的民本情怀，授徒为天下、团练为天下，“平乱”亦为天下也，在他众多的诗作中就不难看出。如《苦热》：“苦热郁江城,三军不可行。炎云蒸大野,赤日亘长营。戡乱将军意,思归战士情。莫言征戍远,寇盗害民生。”再如《端午》：“久不作归计,中原乱未平。忽逢端午候,顿起故乡情。白发高堂镜,青灯稚子檠。何时净蛮雨,脱剑返龙城。”
罗泽南这种为国而军、为民而仕、不为功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现在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3、安土息民的民生理念。
“马头争看状元红,玉络金鞍紫苑东。试罢三场吃不尽,好将温饱与民同”。罗泽南在其诗词中不泛对安土丰穰的理想社会寄予了厚望。
罗泽南生逢乱世,家庭困苦，“家业零落，四壁萧然”经常无米下锅，无钱秉烛把读，子病妻盲，无钱求医。不仅如此，他在十年内痛失九位亲人，“若为常人,死不知其几矣”。因此在他的思想学说中处处都充满了对社会底层百姓的关注，在授徒期间，一直把民本、民生思想贯彻于他的教育理念之中，并在他的生徒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戎马一生中，他本人也是一直以社稷和天下苍生为念。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提出了均贫富的观点。《论语·季氏》云:“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古代,农民的恒产主要是土地。罗泽南认为，均贫富首先要给百姓以土地，划分田界，建立井田，实行封建制，让耕者有其田，才能守其根本。然后自朝廷自上而推行经世有用之学，疏浚河道，广修水利，发展农业，使百姓岁有余粮，安土重迁。“先王治民之政，井里沟洫为之区画,宅舍树桑为之位置,山林川泽为之厉禁,衣帛食肉为之节制,为之小学大学以复其性情,为之左塾右塾以稽其出入,凡民之勤逸、奢俭莫不为之关心。其所以为民者周,其所以爱民者至。”[11]
“惟正其经界,定其多寡,计民之数而授之,则天下之贫富可均,天下之民志可定矣。子之贫富不均,父母不忍也;民之贫富不均,天地亦不豫也”[12]。罗泽南主张复井田复封建的同时还重视关心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困人员,对他们实行赈济扶助。
罗泽南向往的是上古三代英主在位时的大同社会。“不纵一人以弃众庶也。是故人君之治天下也,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乂安乎黎庶,养之所以遂其生也,教之所以复其性也,导之以礼乐所以涵其德也,威之以兵刑所以息其乱也。裕财用,则民事可理;息邪说,则民心可正。凡夫老弱、废疾、鳏寡、孤独,以及于飞、潜、动、植之物,为天地之所生者,即为天地之所爱,莫不思有以安全之,裁成之,使之各若其性。一物失所,引为予辜,窃恐道有未尽,有负上天之付托耳。民之心,即天之心也。民心之所服者,即为天心之所归”。[13]
因为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人群,如果得不到社会的关怀,必转死沟壑无疑。儒家认为,这部分人的处境如何,关乎国运,关乎民心。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4]
“圣人在上,则扶危定难以救生民于一时;圣人在下,则黜邪卫正以救人心于万世。向使孔孟得志,行道成大业于天下,正纲常、扶名教,天下之乱臣贼子皆可以正其罪,则《春秋》可以不作。”[15]
“今夫继天,岂有他哉?惟在有以安民而已。盖君之所奉者,天也。天之所爱者,民也”。“天无私爱,抚民则喜;天无私憎,虐民则仇。”[16]
提倡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崇仁尚义，去私化利，达到共同富裕。“以仁义为心,则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以利为心,则一身之外尽是仇敌。盖其百计打算,惟利是图,此心只晓得一个我,并不见得有个人,即此一念,已便是众叛亲离、亡国败家景象。况存之于心,即见之于事。我欲利我,人亦各欲利其我,我之心不记得有个人,人之心亦只各记得有个我,窃夺之心由此而起,弑逆之祸由此而生”。[17]
（二）实践成效和历史贡献
可以说，罗泽南一生都在思考社会发展现状，并致力寻求革除各种社会弊端的办法。
1、著书授徒。罗泽南一生著述颇丰，而且都是一些实用经世之作。如《小学韵语》，根据朱熹《小学》编著而成,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心术、衣服、饮食为目;摘取古今嘉言善行,以培养儿童根本,为修身大法必备之书。它以“教人之道,贵在发蒙”开篇;以“小学之功,大学之基”为主旨。《小学韵语》于咸丰六年在洪山军营定稿，在长沙曾郁文堂刻字店首刻，在同治光绪年间多次重刻。与《弟子规》、《三字经》并称为晚清三大启蒙教材，对湖南乃至全国的理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民国还有部分地方使用，足见影响之广。到目前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作为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的范本。
再如《皇舆要览》著述初衷已无从考究，但《皇舆要览》著之于乡野，成之于儒生。但真正做到了“筹天下之势”，放眼整个中国，东西南北、山关险隘、川江湖海，无所不及。不仅如此，《皇舆要览》的论述还涉及边关海防,对海外诸国列强觊觎中华大地表示担忧,对澳门、台湾等地表述了自己的见地和对策，此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也。
在四年的征战中，曾国藩这样评价罗公：“行军好相度山川脉络,又极讲求舆图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积者夙也,非天幸也”[18]
罗泽南不仅不遗余力地研修著述，还广收门徒，传授经世之学，理学之义，培养了一大批经世有用之才。弟子们不仅紧跟他驰骋疆场，为国效力，而且在步入仕途后，继承先师未竟之业。努力实现先师改造社会，维护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定的政治理想。
2、安民恤民
晚清中国的自然灾害频繁，数量众多。从1840年到1900年短短的60年中，可以说是年年遭灾、岁岁欠收。
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九月,抵朔平,接篆视事。郡本荒陬,又遭积歉,凄凉枯槁,十室九空。”“卖妻鬻子,郡民习以为常。”
《湘乡县志》载:“道光二十九年，春,淫雨伤苗;夏,雨雹。是年,饥荒严重,斗米千钱,饥民自三月至六月,挨户索粮。”湘乡民风历来剽悍,匪患猖獗。土地权属械斗时有发生。会党串联,以钱漕之事向县衙发难。盗贼横行，衙役鱼肉百姓,治安混乱。
罗泽南很重视上要安民，官要恤民，不管是国家的政策的制定还是施政手段和方法变更，都不能违背广大人民的心愿，都不能损害百姓的利益。
罗泽南在坐馆授徒期间就一直关注革除乡间习弊流俗，维护里乡稳定，保障人民权益。“时乡有盗患,胥役捕盗者因缘为奸,与诸豪猾谋陷良民,俾倾其资以昭雪冤诬,民益不自聊。先生乃为乡约,痛除诬陷之弊,乡俗以安。”。[19]
他受命初办团练的主要目的就是防盗防匪，保里第平安。及至出省作战，征战岳州、湘潭、武汉等地，罗泽南和弟子们“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而视东南安危，民生冤苦，如饥溺之在己，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跃，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馈肉饷饭，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屡破大敌，而善以寡击众。乡人化之，荷戈从军，蔚成风气。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20]
不仅如此，他还为民申冤屈，遗民以财物。据清代笔记体野史《清代之竹头木屑》记述罗泽南为民讨牛和向当地赠送银粮的故事：“适有民人来营诉牛为他营兵盗去，帅命吾等往索，他营兵不服，与斗胜之，遂以牛归。而牛主闻斗，惊惧免去，吾等无所归牛，今当请秀才代交牛主”。
“罗公克复某城，某公又与他绅往谒，罗公曰：‘君辈来甚佳，今贼未大受伤，虽得城无益，吾须即往。此间存现银谷甚多，吾已命兵众运置一处，勿得携分毫。汝辈可即以此办保甲团练也。’语讫，即驰马去。”[21]
罗泽南《马上铭》更是表达了生死护民的决心：“茫茫堪舆,赋与性真。顶天立地,惟赖斯人。颠而不扶,危而不持。保全此身,将欲何为。氓之蚩蚩,谁溺谁饥。抚之翼之,护此群黎。安乐易共,患祸难测。疾风劲草,岁寒松柏。浩然正气,充塞天地,死生听之,吾集吾义”。
3、卫道倡学
儒学道义在清军入关以后就逐渐走向衰微，程朱理学在清初备受打压，直至嘉道年间才在湖湘人士在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的推动下才开始复兴。此时基督教的传播对传统理学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洪秀全并未全面接受系统的基督教学习，宣扬“皇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把“拜上帝教“弄得不伦不类，童牛角马。在理论上也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太平军所到之处，到处宣扬天父为尊，天父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孔孟，不敬祖先，不孝父母。不仅如此，对中国儒家传统流传下来的学宫、寺庙、建筑、墓葬都一并焚毁。“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刻经史诸书板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毁烬。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但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22]
而罗泽南、曾国藩等理学扛手自然就肩负起卫道重任,“处则以道善其身而为醇儒,出则以道济天下而为王佐。”虽然其核心内容离不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旧窠，但清代理学复兴集团人物在总结归纳整理周、汉、唐、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有所摒弃取舍，并注入许多新的内容，让理学得以复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罗泽南认为“宗法程朱，体用兼备”。[23]曾国藩主张“秉承义理之学，辅之以百家之博。”晚清理学集团在治学上兼容并蓄，在政务上讲求权变与通融。接纳了西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解决了晚清理学与西学的融合，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
爱国—重民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湘军就有一种为国为民死难的牺牲精神，特别是后湘军时代在抗击日、意、法等外国侵略时这一精神尤其彰显突出，对随后的民主革命中湖南人不怕死，霸得蛮，为国家、为革命、为人民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罗泽南还注重恢复被毁坏的学宫、寺庙、建筑、墓葬，如资修葺石鼓书院和叉鱼亭，还作有《石鼓书院怀古》：“几载浮沉念故吾,登临一望倍踟蹰。朱陵洞外渔歌续,春草桥头月影孤。学问不缘科举重,经论当自性天敷。紫阳碑记今犹在,未识人从履读无。”
叉鱼亭修缮工程竣工后,还亲自撰写了《重修叉鱼亭记》，江西驻军时又和弟子李续宾到庐山莲花峰拜谒周敦颐墓,并出资修缮。后又访谢文节公叠山先生祠，并捐金重修。“客有问于余曰:大难初平,生民未辑,何遽为此不急之务邪?余曰:然此,正今日之急务也。人之所以能撑持世运者节义耳!”[24]
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世人皆浊唯我独清。在“礼崩乐坏”“官腐民怨”的艰难时局之下，他恪守信念，另辟蹊径去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
“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此时方知罗泽南所言非虚。
4、统军“除暴”
爱国抒怀，是贯彻罗泽南一生的主线，从求学、里居、授徒，无不忧国忧民：“事到不平惟按剑,恩如可报每忘躯”、“裹尸绝域英雄志,击楫中流壮士怀”、“忧世难忘天下事,放怀愿读十年书”、“寄言当路簪缨者,好把忠肝报圣明”。
及至组建团练，从戎统军，更是身体力行。咸丰二年(1852)十月，罗泽南始练湘勇。因剿匪平乱有功，巡抚张亮基论功保奏以训导归部铨选。咸丰三年正月带练勇赴长沙，五月，罗泽南带兵驰剿桂东土匪，因平乱有功保奏以知县用。随后赴援江西，因功保升直隶州知州。咸丰四年，平剿衡州、郴州会党。六月成湘军陆军主力，与塔齐布攻岳州，因大功擢知府。取崇阳、武昌，获记名道，随授宁绍台道。十月，以数千人破敌数万，赏加按察使衔。十一月收广济、黄梅，以八千人大败两万之敌。咸丰五年攻九江，二月回援江西，下弋阳，攻广信，入景德傎，克认宁，加布政使衔。九月回援湖北，过通城，再攻崇阳，取蒲圻，复下咸宁，进驻武昌[25]，咸丰六年五月进攻武昌时于城外阵亡。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忠节公事略》记述了他阵亡时的淡定和爱国情怀：“贼炮如雨,中公右额,裹创战逾时,归而剧甚,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病甚,不能起。语喃喃皆时事,口占忠义祠楹联,使人书之,忽开目索纸笔,仰卧书曰:‘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初八日晨起,汗出如,握胡文忠手曰:‘武汉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不足惜,恨事未了耳,其与迪庵好为之’。迪庵,李忠武字也。语毕而瞑,年四十有九”。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评价：“盖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故临危不乱,语不及私。”
罗泽南阵亡以后，其同学、弟子、好友续扛大旗，按照罗泽南的既定方略转战大江南北，直至收复南京，剿平各地“捻党”、“会匪”、“回匪”，了却他此生没有完成的夙愿。
罗泽南创建、统率湘军为清朝统治阶级镇压了农民起义，延缓了革命历史进程。但在团练组建之初，主要是防范本地土匪骚扰，保障本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阻挡太平天国义军攻占湖南，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湖南百姓生灵涂炭。
5、孕育“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是指清王朝在湘军崛起平定各地义军以后，在同治年间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复兴的景象。
活跃在中兴舞台并发挥巨大作用的主要是罗泽南的弟子师友。罗门弟子师友运用罗泽南的军事思想，依靠其创立的湘军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巩固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
众多湘军功臣都被清政府授予高官，传承并发展了罗泽南经世学说的思想精髓，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整顿吏治，解放思想、降低赋税、鼓励耕作、大兴教育、兴办洋务。特别是洋务运动，引进国外技术和人才，兴起了大批钢铁、造船，军工，纺织等企业，使中国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也对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和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罗泽南由于过早阵亡，没有直接参与同治中兴。但是说“同治中兴”是罗泽南孕育出来的却不无道理。在思想理论基础上是罗泽南的经世学说，在执行舞台上的扛鼎者大都是罗门弟子，“同治中兴”的运行环境都是湘军所创建的。可以说罗泽南思想的影响从湘乡扩展到湖南，后来直接影响到晚清中国。第一次打开了晚清封建闭锁的中国大门，在思想上有开放的身影，在经济上有改革的良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新的社会阶层走上了历史舞台，为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到来铺垫了红地毯！
三、罗泽南思想的局限性
罗泽南是一个很有忧患意识的思想者，一直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力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正如北宋儒学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确实是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他的经世学说思想在他及其弟子好友的实践中得到了延伸和升华，影响着今后政治、经济时局的发展。但罗泽南思想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1、寄生于没落制度的济世主张
罗泽南除了统兵打仗出过湖南外，在求学、游学、授徒期间根本没有踏出过湖南，长年浸润在湖湘文化及中华儒学传统之中。因此罗泽南把政治的治乱、朝代的兴替都归结为学术的正邪明晦所致，认为“世运之盛衰”系于“道之兴废”。[26]为了拯时救世，罗泽南即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对佛老之学、阳明心学等异端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站在维护阶级的角度，去匡扶社稷，安民济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具体的革命主张。
一是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不允许。几千年以来形成的皇权统治，素有伴君如伴虎之称。在晚清时期，罗泽南的一些信徒弟子确实也推行过一些改革。如刘典、杨昌濬、蒋益澧等，只不过是在自己的任期内，在自己主管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实现自己的理想愿望。而不能推己及人，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二是固有的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不容许侵犯。如后来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猛烈冲击了陈旧腐朽文化。尽管有皇帝的参与，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最后曲散人终。
在封建社会，阶级利益是对立的。因此才有纲常规范。相同阶层的机会是均等的，因此又有了门当户对。
他对于社会的腐败动荡，仅仅从体制内去思考，用改良、变法、维新去维护封建统治和阶级利益。不能深刻认识封建社会制度腐败落后的根源，不能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上来寻求制度的变更。
而此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一百余年，国王的立法权、征税权、司法权、军事权都旁落到了议会，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晚清理学的复兴、封建统治的延续更加加大了与西方在思想上、科技上的差距。
2、基于封建皇权的民本思想。
他批判现实政治，不仅痛斥暴君污吏，甚至反思现实中君主制普遍存在的一些弊端。
“人君杀人非尽以刃杀之也，以其有杀人之政，其有杀人之政也，以其有杀人之心。”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朝廷的政治腐败、官员的暴敛酷刑，已经对人民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是皆因嗜利之心不能割断，因而杀机日启，无所愿惜，人命草菅，中原肝脑，天下之大，尽为杀人之区矣。夫人皆嗜生，君独嗜杀，触目四海，罔非刀镬，几无生路可投……且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天欲生之，君欲杀之，则天地震怒矣。”[28]
在《人极衍义》中他也充满对暴君的批判，他支持推翻暴君。“汤武革命,匪汤武革之也,天命有归,不得已而应之也。上天生民,暴君虐之,秽德腥闻,皇天震怒。天命未离,曰惟我后;天命既绝,是谓独夫。海隅何冤?万姓何辜?弗将天威,厥罪惟均。夏商之臣,不仇汤武者,汤武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9]但他却没有指出在政治上防范暴君出现的办法，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由大臣上书劝谏和皇帝自我悔悟、自新，这往往也是忠臣诤臣和维新派的不归之路。
道光末年，曾国藩已任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应诏言事,有用人、行政、议礼、汰兵等疏,人争传之。先生致书曾公,盛称其言之切当,而尤冀其以正本清源为务。谓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术云云。而曾公已于四月某日上《敬呈主德预防流弊》一疏,先生书至,因复书云:‘阁下一书,乃适与拙疏若合符节。万里神交,有不可解者。’”[30]
《敬呈主德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对清朝的政治、财政和军事，乃至最高统治者咸丰帝，对于其时官场腐败、民生疾苦、社会动荡，作出了大胆揭露和批评。多次的上疏劝谏不仅没有得到任何重视和改观，反而《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之语，差点让他犯杀头之罪。据《中兴将帅别传》委婉的记载：咸丰帝“捽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公隽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公芝昌，公会试房师也，亦为请曰‘此臣门生，朴素愚戆，惟皇上宽而宥之’。于是上意解，且优诏褒答。”事实上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曾国藩曾在给诸弟信中写道:“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
一方面，他只是批判“家天下”皇权传位观念和君主的绝对权威，并未正面肯定人民用革命手段反抗暴君的权利。提出君要正于心，臣要尽于责，并没有思考君不正于心的解决办法和现实途径。另一方面，他也厌恶战争，非万不得不能用兵。战争是导致百姓贫穷困难的根源。
如《读兵书》：“至仁原无敌,汤武兵书祖。惟使三军心,共知万姓苦”。在《端午》中“何时净蛮雨,脱剑返龙城”。深深流露出他的厌战情绪。在《驻新墙驿》更是反对穷兵黩武：“惨澹新墙驿,招摇大将营。从来征战地,不尽死伤情。白骨馀芳草,青磷杂短檠。莫夸麟阁缋,圣主慎佳兵”。
3、依仗统治集团的土地改革。
由于八旗时就开始跑马圈地，到清中晚期，土地兼并相当严重。大量农民因土地流失，沦为佃农,流民,甚至乡绅地主也是命运多舛。如罗泽南弟子李续宾家，土地得而复失，失而重得，沃土换胥田，胥田复熟，就曾几经反复。
罗泽南提出：“宇宙之物，力足供万民之取给，以天下之粒，养天下之民，固未有见其不足者。后世豪民，罔有功德，竞其丰富，势敌王侯。贫者皆天下所生，至求一立锥之地而不得。富者益富，贫者益贫。”[31]
罗泽南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君主仁政施行的基础，因此要划分整理田界，建立井田，封建性分封制度，耕者有其田自食其力，家给户足，社会自然太平。
“盖封建者，井田、学校之所由行也。不封建，则不能井田，贫富不均，养民之道失矣；不井田，则不能学校，庠序无法，教民之道失矣。"[32]
他倡井田封建之法，深刻认识到土地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不改变现有的土地制度，“民生穷,民俗辟,虽有尧舜,终不能治世之病。”但封建井田之法，势必会触犯上层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认识到了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劣根性：“封建者,忧强藩之跋扈也”。他也认识到土地制度改革的复杂和艰巨：“况秦汉而下,沟洫无复遗留,天下之田又多为富者所占,骤欲复古,诚为甚难。有志民事者,其法制不能不与时为变通,而行之又须有渐,庶几其有补乎?”但是罗泽南终究没有悟到，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土地制度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但其“水不必尽沟洫也,即今之陂池可溉也。宅不必尽五亩也,即今之庐舍可居也。[33]”的思想，放在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4、时过境迁的《论语》治天下。
宋代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并列为儒家经典。罗泽南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赵普“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对罗泽南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罗泽南的整个人生信念，处世之道，都寄托在四书五经等儒家思想、理学学说之上。
他对当时社会各种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君要修身修德。君主要把修身修德放在第一位，君主的德行修养直接影响国家治乱兴衰。
“乾父坤母，化生万物；四海黎献，尽属天地之赤子。然天虽生此民，厚生正德，有非天之所能为者，则命此有德之君以统治之。故君行政以治民，实为代天理物，而有父母斯民之责。"[34]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35]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用人唯亲，满蒙权高位重，满朝文武，庸官碌碌。地方大小官吏则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上贪国库，下敛民财，整个社会糜烂至极。他渴望朝廷起用贤能，整饬社会。
“圣学不明，利欲熏心。士当穷庐诵读，惟揣摩利世之文，博取科第。一登仕籍，则奔竞干谒，贪婪恣肆，罔所不至，朝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一无所顾惜于其间。是贱大夫不在市井，而在朝廷矣。州县登垄断以罔愚氓，督司登垄断以罔州县，朝廷登垄断以罔督司。竭生民之膏血，填无厌之溪壑，上下交征，无所不至，天下之祸遂有不知所终极者。”[36]
罗泽南在《人极衍义》写道：“贤人登庸，天命以存；不肖在位，天命以亡。进退一世，人才以寅亮天工，典至巨，系至重也。是故五臣举，虞治盛；伊傅起，商道隆；吕周夹辅，王化大行；方召佐命，宣王中兴。是皆贤才之赞襄，开至治于千古。"
不仅朝廷与地方治国管理人才匮乏，领兵作战的将领也很缺乏，文官贪财，武将怕死，绿营战斗力异常低下，义军所到之处，官兵往往闻讯而逃。罗泽南在江西赴援武昌时，不由感慨：“江西之事，一何糜烂至此，读之心痛。章门兵勇犹多，竟无一得力者。[33]
因此靠《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尽管罗泽南集团靠湘军战绩跻身治国理政的行列，惯用理学经世的实践为晚清带来了“同治中兴”。政治的腐败，官场的糜烂，那个病入膏肓的封建朝廷只能以革命方式来结束。
5、封建社会的历史宿命
在封建皇权社会，同一利益集团内部都是处处有血雨腥风的杀戮，兄弟、父子、叔侄、官宦、外戚都是伴虎而眠，取命于谈笑之间。何况在清朝，汉人是处于满蒙集团以外的攫食者。由于满汉矛盾，满蒙贵族对汉人治国、拥军、掌政的忌讳，对于湘军集团，不管平定内忧外患功劳有多大，地位有多高、经世治国之才有多强，只是朝廷的一枚棋子而已。卸磨杀驴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
如郭嵩焘，1847年进士，咸丰年间曾佐曾国藩幕。先后被授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入总理衙门，出任驻英公使。主张彻底改革，学习西方文明、科技。
由于得不到顽固派的支持。被攻击为居心叵测的“乱臣贼子”。用严复的话来说，那就无异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38]
郭嵩焘认为：“肃清江路易，肃清官吏之路难”，此时他已认识到了封建体制的腐败这个根本问题。在《使西纪程》中，肯定了西方诸国并非野蛮无知的“夷狄”，而是“政教修明”、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同时从谋求中国的富强出发，希望清政府能够正视现实，向西方学习。就被斥为离经叛道，谀媚洋人。不但《使西纪程》被勒令毁版，他本人黯然回国后，也受到打击迫害，孤无同道，寂如散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和民族的悲剧。
因此罗泽南这种重教育，整吏治，选人才作为治国之本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清朝保守顽固派的利益代表。不斩断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链条，人民是无法真正得到民生保障，不建立法制化的规范，是不能够消除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和腐败。而象郭嵩焘一样直面社会弊端，势必又会不为时所容。与虎谋皮,焉有其利，这也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宿命。
结束语
罗泽南的至交密友刘蓉在《祭忠节公文》云：“上为天子股肱之寄,下为生民保障之防,君亦慨然以乱匡时为己任。”“孰谓师未捷而身先殒,志未展而声已吞”。寥寥数语，却是对他一生最精辟的概括总结。
罗泽南开启的湘军集团，在晚清全面崛起。不仅剿灭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而且创造了“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省”[39]的显赫战功，在抵御意、法、日等国对华侵略，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平定“会匪”、“回乱”、“苗患”等战斗中作用同样不可替代。但这只是延续清朝封建统治，推迟了革命浪潮的到来，这是罗泽南思想最大的局限所在，正如侯外庐所说：“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36]
随着西方思想浪潮的涌入，随着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兴起，晚清理学最终堙灭于世。但罗泽南的经世学说、民本、民生思想，对今后革命思潮的兴起以及革命的成功不无思想上的引领和论理上的铺垫。
参考书目：
张晨怡《罗泽南理学思想研究》
朱金泰《湘军之父罗泽南》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参考文献：
[1]陈奇:《晚清整饬吏治与禁烟运动》,《贵州文史丛刊》Ｐ３６。
[2]罗泽南《无雨叹》《罗泽南集》Ｐ２２。
[3]罗泽南《人极衍义》Ｐ２０１。
[4]罗泽南读《孟子》札记p300。
[5]程颐《代吕晦叔应诏书》。
[6]罗泽南.读孟子札记·《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Ｐ280。
[7]罗泽南读《孟子》札记。
[8]罗泽南：《人极衍义》一卷，《罗泽南集》Ｐ194。
[9]《礼记·礼运》。
[10]罗泽南读《孟子》札记一，梁惠上Ｐ275。
[11]罗泽南：读《孟子》札记一，梁惠上，《罗泽南集》Ｐ276。
[12]罗泽南：《人极衍义》一卷《罗泽南集》p198。
[13]罗泽南：《人极衍义》一卷《罗泽南集》p200。
[14]《礼记·礼运》。
[15]罗泽南：读孟子札记读孟子札记一滕文下，《罗泽南集》p292。
[16]罗泽南：《人极衍义》一卷《罗泽南集》p200。
[17]罗泽南：读孟子札记读孟子札记一梁惠上，《罗泽南集》p275。
[18]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铭》，双峰政协文史委《湘军之母罗泽南文史资料集》Ｐ76。
[19]郭嵩焘《罗泽南年谱》双峰政协文史委《湘军之母罗泽南文史资料集》Ｐ8。
[20]岳麓书社1985年12月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Ｐ17。
[21]《清代野史·清代之竹头木屑·罗忠节公》，双峰政协文史委《湘军之母罗泽南文史资料集》Ｐ76。
[22]《江苏学政鲍源琛的上疏》。
[23]陈继聪.罗忠节公泽南·忠义纪闻录.台北：台海出版社，1987.15。
[24]罗泽南：《重修谢叠山先生祠引》。
[25]《罗泽南年谱简引》。
[26]罗泽南：《重修濂溪先生墓记》。
[27]《罗泽南年谱》。
[28]罗泽南：读《孟子》札记一，梁惠上，《罗泽南集》Ｐ278。
[29]罗泽南：《人极衍义》一卷《罗泽南集》p202。
[30]郭嵩焘《罗泽南年谱》双峰政协文史委《湘军之母罗泽南文史资料集》Ｐ8。
[31]罗泽南：《人极衍义》一卷《罗泽南集》p197-198。
[32]罗泽南：《人极衍义》一卷《罗泽南集》p197。
[33]罗泽南：《人极衍义》一卷《罗泽南集》p198。
[34]罗泽南：读《孟子》札记一，梁惠上，《罗泽南集》Ｐ277。
[35]《孟子·滕文公上》。
[36]罗泽南读《孟子》札记一，公孙下，《罗泽南集》Ｐ288。
[37]罗泽南《与曾节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罗泽南集》Ｐ114。
[38]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39]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
[40]侯外庐：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宋明理学史·序》上册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