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为什么会失败
1. 逻辑疫苗
亚里士多德发明逻辑学，目的是“拆台”。
雅典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决定了，口才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实用技能。在政治事务中，演讲至关重要，演讲高手容易获得民众的赞同和喜爱，从而导致政治生涯的成功；在法律事务中，辩论至关重要，辩论高手容易获得陪审团的支持和同情，从而导致诉讼成功。
这种背景造就巨大的教育市场，雅典主流人士热切地盼望提高孩子的核心素质——不能让孩子输在嘴炮的起跑线上。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整个希腊世界的超级杠精向雅典集结，为雅典家长提供超一流的嘴炮教学服务。这些教师被称为“智者”，他们传授的技术被称为“雄辩术”。雄辩术催生逻辑学，正如疾病催生医学。
掌握雄辩术的年轻人在公共生活中如同开挂，每每获得成功。从家长的角度说，“囚徒困境”出现。社会是丛林，生活是竞争，既然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娃被淘汰，每位家长不得不加大嘴炮教育投入；从学生的角度说，“马太效应”出现。在公共事务中应用雄辩术获得成功，于是，学生加倍热情地学习和应用雄辩术，对这种技术越发擅长，越发依赖——“擅长”和“依赖”交互强化。
雄辩术盛行导致一个明显的恶果。在演讲和辩论中，说者不再关心哪种观点是正确的，仅仅关心哪种观点对自己有利；不再关心如何让听众了解真相和分辨是非，仅仅关心如何把听众“忽悠”（或“套路”）住；不再关心自己是否诚实正直，仅仅关心如何赢得听众的信任和喜爱。
柏拉图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雅典之衰败，根源于此。他设想的解法是，国家（城邦）垄断教育，教学内容严格审查，驱逐智者，禁止雄辩术教学。从我们的后见之明出发，柏拉图的主意很蠢。远离病菌不会使我们身体健康，只会使我们面临病菌侵袭时更加脆弱。同样，远离忽悠术不会使我们精神强健，只会使我们面临忽悠时更加轻信。
柏拉图完全把药方开反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试图纠正这个错误。新药方是逻辑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理智以“求真”为目标，违反这个目标的论证是坏的。雄辩术以构造坏论证为目标，是理智的败坏。为了抵御这种败坏，亚里士多德需要发明一种系统化的方法，以分辨“好的”论证和“坏的”论证。逻辑学由此发端。
具体而言，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建设性的，说明正确的论证何以正确；其二是消解性的，说明错误的论证何以错误。无论如何，二者都以“推理形式”为枢纽，符合特定形式的论证是正确的，否则是错误的。于是，逻辑学即形式之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在整理先师遗著时，把逻辑学部分命名为《工具篇》，这个名称显示了逻辑学的基本属性——它是工具。那么，它是“做什么”的工具呢？后世大哲培根说，逻辑是求真的工具，这种说法只说对一半。亚里士多德想发明一种工具，以此武装我们的头脑，使得我们面对忽悠时能拆穿对方的话术。这种工具必须是可传授的和有效的，普通人可以学会，而且，一旦学会就可以对忽悠术免疫。
就这一点而言，哲学在起步时分为两派。一派是忽悠术的大本营，使命是生产和传播忽悠术及周边产品；另一派是反忽悠术的大本营，使命是“拆台”，是破坏忽悠术。在两派对抗中，亚里士多德搞出了逻辑学。
简单比较一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药方。柏拉图的药方是彻底隔离，让我们永远不会接触到忽悠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全社会严防死守，以法律和暴力手段阻止忽悠术传播，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严厉监管；亚里士多德的药方是疫苗，一针下去，终身免疫。师徒二人共同的错误在于，他们的着眼点是“防病”，不是“健康”。全面提升社会整体的理智水平，激活每个人心中的理智力量，这才是治本之道。健康是本，防病是末。
2. 药不对症
病毒对抗药物的策略是“变异”。亚里士多德以后，逻辑学原地踏步，而忽悠术热火朝天地发展，进化出两种核心战术。
第一种战术是“概念整形术”。基督教统一欧洲后，哲学家成建制地被宗教收编，一个全新的哲学分支——神正论——出现。神正论的工作原理是“命题作文”。作文的题目（主旨）是规定好的，来自于教义和权威，理论家只能在立论手法（话术）方面推陈出新，以论证权威观点的正确。理论家的工作使得教义免遭攻击，使得广大信众团结在伟大核心周围；作为酬劳，教会供养理论家，并优赏其中的卓越者。这是一个“买—卖”模型，双方结成共生关系。
神正论的工作手法相当单一，基本技术就一条——修改“概念”的含义。表面上理论家在谈论同一个概念，随着推理的进行，理论家偷偷修改概念，最后塞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以这种方式，论证得以完成。
以莱布尼茨的一则经典论证为例。反基督教理论家指出，基督教教义规定，上帝是全善的，这意味着上帝只能做好事，无法做坏事。另一方面，上帝是全能的，即上帝可以做任何事，包含坏事。这两个结论矛盾，于是，基督教教义是错误的。
莱布尼茨的解法是对“自由”的概念实施整形术。自由分为两种，即人的自由和神的自由。前者是低级的，既包含做好事的自由，也包含做坏事的自由；后者是高级的，只包含做好事的自由，不包含做坏事的自由。上帝在后一种意义上是自由的，于是，全善（不能做坏事）与全能（拥有最高自由）并不冲突。
要点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反忽悠技术彻底失效了。亚里士多德的技术核心在于归纳出某些特定的推理形式，凭借这些形式鉴别论证的好坏——违反这些形式的论证是谬误或诡辩。莱布尼茨完全绕过了亚里士多德设定的限制，就推理形式而言，莱布尼茨没有耍花招。莱布尼茨确实在变戏法，不过，戏法的窍门是概念之内容，而非推理之形式。
直观地说，为了阻止狼入羊圈，亚里士多德把墙修得像要塞一样结实，没料想，狼配了一把大门钥匙，大摇大摆地从正门出入。
整形术不总是“有意为之”，疏忽也经常导致概念变形。例如，Y教授批评电车难题的义务论方案。电车难题是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你是一位电车司机，在电车前方，有五位无辜者被绑在轨道上，电车继续前行将压死这五人；你可以把电车驶上支线，但是，在支线轨道上也绑着一位无辜者，电车驶上支线会压死这个人。你必须在五人的生命和一人的生命之间做选择，如何选？某义务论理论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义务”有两种，即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后者优先于前者。从义务排序出发，电车司机应当不改变轨道。Y教授主张，司机的积极义务并不包含保障被绑者的生命，所以，义务论理论家的论证无效。
显然，“义务”的概念经历两次变形。其一是义务论理论家把义务拆分成两个子类，在严格界定和充分论证的前提下，这个变形可以接受；其二是Y教授混用两个“义务”概念。Y教授在论证电车司机的义务范围时，是就“义务”的日常含义而言的，“义务”大致等同于“份内职责”，而在论证电车司机没有“积极义务”时，却是就义务论理论家的“义务”概念而言的，这是一个技术化的、变形之后的概念。Y教授没有意识到概念的变形经历。
第二种战术是“文本海洋术”。二战以后，西欧北美进入学院哲学的黄金时代。许多因素造就职业化哲学的蓬勃发展，例如，经济繁荣和高等教育扩张使得社会拿出大量资源供养职业哲学家，交通、通讯、印刷等领域的进步使得学术交流和传播的成本剧烈下降，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学术探索提供空间，民间广泛的价值焦虑为哲学提供社会需求，等等。繁荣导致竞争，大量学霸希望加入职业哲学家队伍，残酷的“内卷”不可避免。哲学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学术水平高下的评判缺乏标准，于是，学术竞争被简化为成果数量的竞争，文本海洋出现；进一步的后果是，文本海洋塑造了职业哲学家的工作方式。
例如，某位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讨论维特根斯坦的“意义”概念。为了说明维特根斯坦的理解，需要上溯至弗雷格，下衍至唐纳兰；为了讨论弗雷格，需要上溯至密尔；为了讨论唐纳兰，需要下衍至查莫斯；如上每一环，都有十来部专著、百来篇论文。莫说写博士论文，读博士论文就需要十年的前期投入。从学术生存的角度说，文本海洋是一道残酷的从业门槛——迈不过这道槛，吃不了学术饭。
新世纪以后，天朝青年才俊迅速掌握了文本海洋术。这种技术的机理是，利用海量文本摧毁读者的自信，把论证的破绽隐藏在文本海洋中，令读者出于自卑而投降。我的文献吞吐量比你大，我就可以随便说。
显然，面对两种新型忽悠术，亚里士多德的药方彻底失败了。那么，对症疗法何在？
3. 如何破？
类比于股票市场。天朝股民最怕“割韭菜”，作为一名小散户，你如何避免成为韭菜？
方案一是远离股市。我不碰股票，你就没法割韭菜。
方案二是委托专家。把钱交给信誉良好的专业机构，由专业人士打理。这种方案的缺点是，我如何选择专家呢？作为非专业人士，我只能凭借历史数据判断专业机构的资质，而历史数据不难造假。
方案三是自己成为专家。我比你还懂，你如何割我的韭菜？这种方案的缺点是成本太高。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工和高度专业化的，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有很高的门槛。
真正可行的方案是后二者的均衡。我必须自己学些金融知识，不是为了成为专家，而是为了获得鉴赏力，能识别真专家和假专家，而后把钱交给真专家打理。我不是专家，我是专家鉴赏家。
回到反忽悠。为了免遭忽悠，方案也是三种。
其一是做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和阴谋论者。无论你向我兜售什么观念或价值，我一概视为忽悠。这种方案的缺点是代价太大，正常人做不到。
其二是听专家的。专家的专业水准使他能识别忽悠，而他的道德素质使他不会坑害我，当我犹疑时，我请他解惑。这种方案的缺点是，我缺乏鉴赏力，我选定的专家可能是专门收智商税的。
其三是自己成为忽悠术专家。这种方案意味着批判性地研读哲学文本，以解剖学和病理学的视角剖析哲学经典。我比魔术师还会变戏法，谁能在我眼前变戏法？
查理·皮尔斯的父亲是哈佛大学数学教授。查理从少年起跟随父亲学哲学，教学方法是，父子同读一部哲学经典，每读一段，父亲就把论证中的错误指出来。小查理是看着父亲吊打哲学家长大的。后来查理本人成为一名大哲学家，严格说来，他的哲学其实是“反哲学”，其功能是反忽悠。
不过，老皮尔斯的教学方法现在恐怕行不通了。在文本海洋术盛行的今天，作为解剖对象的文本在难度和数量两方面令人望而生畏，老皮尔斯见了也要跪。
知识付费兴起以来，“批判性思维”课程大受欢迎。我们热切地盼望掌握反忽悠术，期待这门课程增加我们对忽悠术的抵抗力。其实，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学基本上等同。在教育史上，“批判性思维”的说法来自实用主义大哲杜威，1930年代起，批判性思维试验性地进入美国高中课堂。1980年起，加州大学要求全部本科生学习批判性思维课程。北美大学哲学系为一年级本科生开始初级逻辑学课程，某些学校采用“逻辑导论”的课程名称，另一些学校采用“批判性思维”。二者的教学内容大体重合，后者对逻辑在通识和常识中的运用多些侧重。
如此看来，我们的时代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差别不大。这两个时代都热切地寻求反忽悠的良药，都失败了。
失败的根源在于着眼点错误。我们对抗病毒有三种办法，一是阻断病毒，二是研发药物，三是提高机体免疫力。柏拉图走路线一，亚里士多德走路线二，而真正可行的是路线三。
被忽悠是不要紧的，理智能力孱弱是要紧的。提升社会整体的理智水平，让国民的思想肌肉强健起来，这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