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精读笔记

我是文大侠的第26篇文章   《白银资本》精读笔记

  贡德.弗兰克,德国著名学者。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师从经济学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关于本书
  本书是贡德.弗兰克的代表作,具有重大学术影响,曾荣获1999年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商奖头奖。
  核心内容
  一、15-18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真实图景是怎样的?
  二、为什么16-18世纪,全球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都来到了中国?
  三、以全球贸易体系的视角,来重新理解“李约瑟之谜”。
  前言
  全球化,这个词,我们很熟,因为我们现在就处于一轮全球化浪潮之下,而且是这轮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能够在经历了百年屈辱之后重新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成功地融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并且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一环。这么说来,那算不算是中国搭了西方的便车呢?
  好,即使这个逻辑成立,中国也不欠西方什么。因为同样的事情,在500年前也发生过一次。只不过这一次,角色是调过来的———西方靠着从美洲抢来的金银矿,成功挤进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全球贸易网络。用本书的原话来说,是“欧洲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因为当时的全球贸易网络就是以亚洲,尤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欧洲以重商主义、进口替代等手段加速资本积累,最终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赶超。这本书回顾500年前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告诉我们,欧洲是怎么从世界经济版图的边缘地带,挤进当时的全球贸易体系的。
  第一部分
  哥伦布为什么要向西出发开始远航?答案是,他在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道。达.伽马为什么要绕过好望角向东远行?答案仍然是,他在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道。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5世纪末,当时的欧洲人历尽千辛万苦,拼命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道,说明什么呢?说明两点。第一,当时东西方之间已经有成熟的贸易网络;第二,通过加入这个贸易网络,欧洲能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欧洲人争相寻找新航道来扩大这种利益。
  事实上,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城市,威尼斯和热那亚,就是因为扮演了东西方之间的中间商角色而致富。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从欧洲通往亚洲只有三条主要的商路:北路通过黑海,这条线被热那亚人控制;南路通过红海,这条线被威尼斯人控制;而中路通过巴格达,蒙古人在1358年攻占巴格达之后,这条通路就衰落了。于是,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为争夺商路的控制权,进行了白热化竞争,同时尝试开辟新的商路,哥伦布就是热那亚人。
  这说明,在当时的欧洲,谁掌握了通往东方的商路,谁就能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1745年,瑞典的哥德堡号满载着700吨从中国采购的货物---主要是茶叶、瓷器和丝绸,从广州启程回瑞典。就在到达码头不到一公里处,这艘船意外触礁沉没了,打捞上来了大约30%的货物,能卖钱的只有瓷器。但就是这些剩下的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不仅支付了哥德堡号长达两年航程的全部成本,而且让股东们获得了14%的利润。据估计,如果哥德堡号不沉,它的货物总价值约为2.5亿瑞典银币,相当于瑞典当年一年的GDP。
  不只有欧洲人才意识到商路的重要性,在西亚,奥斯曼帝国就是连接西方的最重要的贸易枢纽,奥斯曼帝国就是以商业立国的。
  西亚东边的印度,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棉纺织业,印度产的棉布是全球贸易中的抢手货,远销西亚、欧洲和非洲。后来英国发展棉纺织业,最早就是从印度学的技术。
  中亚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的衰落,并不代表中亚地区商业的衰落,这实际上是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扩张的结果。
  亚欧大陆的最东边,就是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这里存在一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做“朝贡—贸易体系”,因为支撑这个体系的实质基础是商业交易,而并不是政治霸权。当时的东南亚地区,通过朝贡体系,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
  由于中国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的,所以“朝贡—贸易体系”也是以白银结算。这个白银贸易体系内的利润非常可观,欧洲人拼了命要挤进来。他们通过抢占东亚的口岸,成为这个朝贡-贸易体系内部的中间商来赚差价。
整个朝贡-贸易体系内部的商业往来,还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明清之交,郑芝龙控制了整个东亚海面通商往来,他手上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只,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任何人要到东亚海面上做生意,都必须向郑家交保护费。一艘大船要交三千两白银,才会得到郑家的一面令旗。荷兰人虽然号称海上霸主,但到了东亚照样得给郑家交保护费。
  这就表明,早在15世纪,全球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贸易网络。这个贸易网络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人只是这个庞大贸易网络的众多参与者和竞争者之一。
  第二部分
  在15-18世纪的全球贸易中,最重要的贸易商品包括:香料、茶叶、瓷器、丝绸和其他纺织品。这些东西绝大部分产自亚洲地区,特别是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比如瓷器,这是古代世界的高科技产品,中国人在制瓷技术上一骑绝尘。欧洲人千方百计打探中国的制瓷秘诀,很多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留在景德镇收集情报。
  除了瓷器,像香料、茶叶、丝绸以及其他纺织品,也主要是亚洲地区生产,以亚洲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覆盖非洲—亚欧大陆的世界贸易网络。欧洲也想参与到这个贸易体系中来,但是,他们并没有独家产品可以销到亚洲。不能提供对等的产品,想要购买亚洲商品,就必须付出大量的真金白银,这就造成重金属严重外流,进而造成国内的通货紧缩。
  所以长期以来,欧洲实际上处于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位置,不能参与大规模的世界贸易与分工。直到16世纪,欧洲人才迎来了重大转机---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矿。有了这笔天量金钱,欧洲人才开始了大手笔的买买买。
  就这样,亚洲的资源和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欧洲人迅速积累起了实力。之后,欧洲通过重商主义、进口替代等手段加速资本积累,最终引爆工业革命,实现了赶超。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美洲金银,那欧洲根本就挤不进这列车厢,当然也不会出现像西班牙这种纯粹靠出售白银为生的殖民帝国。
  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想尽办法提高出口,扩大英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但是根本无能为力,只好做亚洲贸易网内部的中间商,赚取差价。所以后来,英国人加入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行列,抢夺亚洲内部的商路,并且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
  欧洲人输送的黄金流向印度,白银主要流向中国。全球白银产量加起来是13.8万吨,流向中国的白银高达6万吨,也就是说,全球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都被中国吸引了,中国因此也被叫做世界白银的“秘窖”。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两点:首先,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一样,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世界各国购买中国的商品,却没有对等的高价值产品可以卖给中国。所以中国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处于事实上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位置。
  第二,更重要的一点,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一样,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按理说,一个国家突然增加了大量货币,那肯定会引发通货膨胀。比如美洲金银大量涌入欧洲,立马就引发了欧洲物价暴涨。但,全球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来到中国,却并没有引发中国的通货膨胀。反而是当17世纪全球白银减产时,立即引发了明王朝的通货紧缩。
  这只能表明,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显著增长中,需要大量的新增货币。大量流入的白银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新增的货币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所以,中国才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不仅是中国,整个亚洲地区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经济势头。这个时期亚洲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拥有更强大的生产力。
  第三部分
  那么西方到底是如何实现赶超的呢?这就是“李约瑟之谜”,也就是,近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但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作者给出的结论也是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劳动力资源过于丰富所以没有迫切的动力,用发展技术来节约人力;而欧洲作为后来者,特别专注于发展技术来提高竞争力,所以率先引爆了工业革命。
  作者虽然并没有对“李约瑟之谜”给出完美解答,但他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在向内寻找答案,认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特殊性和优越性。把欧洲崛起归因于欧洲独特的理性思维、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等等,为了显示西方独特性而拼命与世界其他地区划清界限。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得更明白,“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起了一个世界”。
  对此,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欧洲中心论”视角,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只是打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既然一直以来,西方都是被裹挟在世界贸易体系之中的,那么,就不能切割开来,仅仅从西方内部的特殊性去寻找崛起的原因,而必须具有一种系统思维。
  作者进一步指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总是随着经济周期而不断变动的。当中心地带遭遇经济的下午周期时,边缘地带如果抓住机会发起挑战,就有可能获得一个突然的发展契机,从而取代中心地带的位置。
  从18世纪开始,亚洲地区进入了经济的长期下行周期,而当时处于边缘地带的欧洲抓住机会,先是实行“进口替代”,然后实行“出口拉动”,把产品销往全世界。
  到了20世纪,欧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而亚洲沦为边缘地带。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开始进入了经济的长期下行周期,而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以及随后的中国大陆,抓住机会,通过“进口替代”“出口拉动”,崛起为新兴经济体。到今天,全球制造业中心重新回到东亚,世界经济版图重新被改写。
  东亚的重新崛起,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并没有靠西方所谓独特的宗教精神和社会制度,而是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这说明,世界经济中心总在不停地变动之中,边缘地区取代中心地区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而方法和道路也总是多种多样。没有哪个地区和民族存在一种必然的特殊优势,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安排是必然的成功样本。未来总在无限可能中展开。
  总结
  《白银资本》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我们重新理解了西方和中国的崛起。
  我们以为,在西方崛起之前,世界贸易体系并不存在,只有一个个分散、封闭、落后的地方经济体。但实际上,15-18世纪,全球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庞大贸易网络。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生产了主要的贸易产品,吸收了全球一半的白银,是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中心。欧洲人用美洲金银,买到了一张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并在19世纪设法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火车头。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个过程又反过来了,东亚地区成功融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成功实现了赶超。
  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总是随着经济周期而不断变动的。当中心地带遭遇经济下行周期时,边缘地区就可以抓住机会取代中心地区,这是世界经济的一种自然更替方式。在更替的过程中,方法和道路可以多种多样,不必归因于某种文明的“独特性”,或者某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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