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过去，这依旧是华语电影的巅峰！
最近，一头白发、全身素黑的周星驰，现身吴孟达葬礼。谁也没有想到，两人间长久的恩怨纠葛，转瞬变成如今刹那阴阳的交流。
星爷的白发，达叔的去世，背后也是一代港式“无厘头”喜剧的渐行渐远。
今日回看“无厘头”喜剧，表面上，它披着让一代人喜乐疯癫的喜剧外衣，暗地里，它却折射出时代与人生的悲剧内核。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毒药君带你一文回顾“无厘头“喜剧的前世今生，看穿那些疯癫背后的真实人生。
文丨井兔
编辑丨雷伊斯
港式喜剧的社会“镜像”
1970-1980年代，香港经济全面起飞，工业渐趋成熟，轻工业产品闻名于世，香港，也已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盛赞香港：
“是我见过最生气勃勃和令人振奋的城市”
“在犹如戏剧般的东方场景中，却有现代的舒适享受”
这是看得见的光鲜。
但亮丽表层之下，暗流涌动。
港府贪污猖獗，社会抗议此起彼伏；
居住环境拥挤，人口挤压而谋生困难；
贫富极度悬殊，劳工矛盾层层加码，前有1966年抗议天星小轮加价引发骚动，后有1984年的士司机不满政府加税罢驶；
社会矛盾其实已经非常严重。
是无数人惊叹不已的香港，也是无数人跟不上的香港。作为打工仔和小人物的社会底层，老百姓也渐渐升起一种消极、怨愤的情绪。
如此错综复杂的城市发展，和政治经济的各方危机，都成为当时电影文化的背景因素。
1974年，许氏喜剧代表作《鬼马双星》适时出现，以两个疯狂捞钱的老千讽刺香港狂热的发财梦。
他们肆无忌惮的讽刺，正中市民阶层心声。但由于作品在情节创新上的裹足不前，加之特殊的政治背景，许氏喜剧走向了终结。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九七倒数”给港人带来政治认同的迷茫和矛盾。乐观且具有娱乐精神的港人，似乎更倾向于进入喜剧世界抚慰己心，从而避免政治身份的抉择。
这一切，都为“无厘头”电影提供了契机。
何为无厘头？
说起无厘头，就不能不提周星驰，是他一举奠定了香港无厘头喜剧的基本形态，将其塑造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
星爷电影的经典场景想必已在大家脑海中呼啸而过。
数代年轻人，提起周星驰电影，台词必然是张嘴就来。
《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的热评之一就是，有人要比赛背台词吗？
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无厘头与周星驰划上等号，可无厘头到底是什么呢，又从何而来，去往何处？
无厘头在香港的发展，始于“软硬天师”林海峰和葛民辉播报的电台节目，经电视与唱片开始流行，最终才由周星驰电影推至高峰。
达叔在《十三邀》中讲，他和周星驰早年为体验生活，晚上一起去拍拖的热门地点观察情侣，他俩坐在长凳上偷偷装成情侣，实则偷听别人聊什么。
一个人问“你吃饭了没有”，对方却说“昨天我看到块手表，可喜欢了”，两人就不搭调地互相聊着，还聊得很嗨，随便一个点他们就能乐。
他觉得这就是所谓“无厘头”的开始。
毒药君认为，无厘头的特征，就是反崇高、反精英、反逻辑，对一切权力、道德肆意嘲弄和解构。
正如《国产凌凌漆》中所言:“国家大事这种小事等我谈完儿女私情再说”。
可发展也好，特征也好，并不能揭示其本质。
盛极一时的无厘头，能够引起广泛共鸣，必然也是因其折射出了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情感结构。
港片的无厘头，实际上是以痴傻癫狂，来对抗复杂混乱的外力世界，逃避、解构现实的同时，也批判了它。
这个外力世界，包含了太多未解决，也无法依靠个体就能解决的问题。
个人愈来愈无法把握自身命运，更无法理清这个生活世界的清晰脉络。既无法掌控自身命运，又无法解释这个世界。
自我放逐，迷茫不定，对现实进行消解和戏仿成为彼时电影常态。那些对现实的不满和压抑，最终在无厘头搞笑中得到释放。
于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主角们都先下手为强，在自尊被践踏之前先自己踩碎，打了左脸那右脸也伸给你打，总之，他们在让你的侮辱与嘲笑无立足之地后，又建立起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铠甲。
《逃学威龙》里达叔被上级威胁，如若不好好办事，就无法升职。达叔摇头晃脑表示并不想升职。没有任何追求的他，将领导气到无言以对。
《国产凌凌漆》里周星驰饰演的特工凌凌漆，一个普普通通杀猪的，却被委以重任去找恐龙化石。
一个只许失败不许成功的任务，只能找最卑贱最底层的人，被牺牲掉也无人知悉。
《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里，大当家手下一伙兄弟，打不过蜘蛛精春三十娘和白晶晶时，遍地求饶，各种装死。最后全体以天鹅湖装扮亮相，恶搞至极，以为隐身，不料反被算计。
这种文化形式也是后现代的典型表现，广为人知的《大话西游》就一直被视为后现代解构主义代表作。
诗人阿多尼斯说：“什么是无意义？流行最广的一种病症”。
无厘头的无意义，不就是社会病症的反应吗？
我们庆祝无意义，并不是真的抛却“意义”本身，而是不认可现有世界的意义和逻辑。但渺小个体又当如何改变世界呢？无法，只能恶搞胡搞，在嬉笑怒骂中表达微弱的反抗。
况且，在这样一个喜剧世界，好人不会受到真正的伤害，一番曲折之后，总能回归朴素的正义。大众内心对于“好人有好报”的美好希望，也在无厘头里得到满足——
小人物能逆袭，浪子能回头，高手在民间，人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只要愿意努力、奋斗，终究能寻得自己人生方向之路......
你看《功夫》里受尽欺辱的街头混混阿星，一番奋斗也能悟到功夫梦；
《整蛊专家》里，只认钱不认人的整蛊专家古晶，在整蛊完车文杰父子后，顾念他们的照顾，反而帮他们对付小人金默基，最终亲情爱情双丰收。
彼时的无厘头电影，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讽刺，而后建立一个该有的世界框架，是幻梦，也是理想模型。
香港自新世纪以来，各种意义上的黄金期已过，香港电影也未能免灾，但无厘头的内核依然在他处发芽。
这都能笑，还有什么不能笑？
港式喜剧这些故事，如果我们以自己为主角，置换进生活，都是笑不出来的。
《喜剧之王》尹天仇是个跑龙套的，醉心演戏但就是不得志，被骂跑龙套还被加上“死”这个前缀，只能捧着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努力钻研。
《逃学威龙》里周星星，飞虎队队长，最怕上学，竟然要做卧底扮学生。身处学堂却仿如监狱般煎熬。
而在当下，现实中的我们又面对何种处境呢？
各个行业疯狂内卷，年轻人养活自己已用尽全力，却还要被婚姻、养娃等人生任务缠身。
维持自己的小世界已困难重重，更遑论条理清晰地把控世间真相。
说到底，喜剧不过是以自嘲和调侃来排解苦闷与焦虑，是以快乐的形式掩盖悲凉的内容。
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但正是这种自我讽刺和嘲弄人生，能带给我们另一种能量。
人生确实如此凄惨，但我却还能跳脱出来，笑它玩弄它，这不是对生活的另一种掌控吗？
所以，即使无厘头喜剧渐行渐远，无厘头精神却代代流传。
前段时间，陶勇在《脱口秀反跨年》舞台上，自嘲起他被病患砍伤的经历。
他说，虽然他受伤了，但每次看到他的伤疤，都会感慨:“陶勇，你的医术，真高超。”
要知道，一个外科医生的双手，既要救他人性命，又要以此谋生。这么令人心疼的被砍伤经历，他都可以化为生活的笑料，去消解这份苦楚。
试问，这都能笑，还有什么不能笑？
杨笠也在《脱口秀大会》上，将日渐撕裂的两性议题转化成了一个个发人深省的段子。
她提到，有一次她去做一个摘除子宫内膜息肉的手术，虽然主刀的是男医生，但却没有让她感到丝毫尴尬或不愉快。
杨笠说：“那一刻，是我今年，感受最好的一刻，那个感觉就是我第一次，一个男生站在我面前，我躺在那儿，我们两个心里都非常坦然，没有任何杂念，他就是为了救我，我觉得我已经不只是一个女人了，我就是一个人。”
当医生打完麻药问杨笠感觉如何时，她说：“感觉自由”。
你看，男女因为社会地位、权力、甚至生理的差别，而导致的心态差异，以及女性的弱势地位，就这样举重若轻地，被点出来。
近年这些综艺，《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甚至《奇葩说》，其实都在用笑声去冒犯这个有诸多缺点的人间。
这与彼时港片的无厘头是不是有诸多相似之处？
喜剧的力量，或者说一切讽刺的力量，于内，是苦中作乐，是在任何处境下，仍旧交予你欢笑的能力；于外，是用调侃去批判、去对抗不公与荒谬、去反抗。
这种力量，是我们该习得的能力，也是应有的权利。纵然时代荒诞、喧嚣，但也试听我们的笑声，响彻云霄。
*参考资料：《香港简史——从至特别行政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