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难出新意,原因何在

长期以来，花鸟画令作者叹息，识者憾然，皆因出新难。究其根源，主要是世界变了，人性并没有变，人性中向善的部分没变；花鸟画画的就是人性中最富光彩的一部分。

　　花鸟画是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文若看山不喜直”，文明程度高了，也就有了曲隐地表达主观意志和心绪的需求——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宗白华在《论素描——孙多慈素描集序》中写道：“宋、元花鸟画以纯净优美的曲线写花鸟的体态轮廓，高贵圆满。”宗白华用了“高贵圆满”道出了花鸟画的本质，即以托美的自然物形象来表达高贵的人格理想和圆满的人生寄寓。

　　唐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现实情境中，他的理想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倶欢顔”。其人格理想是什么？——“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读这样的诗句，我们多少能会意几分。

　　革命导师马克思，说他的理想生活是上午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下午钓鱼，晚上研究哲学。这不由让我们联想起“种豆南山下”的陶渊明的生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其中可见陈毅元帅的品操和人格意象。提起松，自然又令人遥想爽朗清举的嵇叔夜，山公曰：“往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除了悲剧命运，谁不愿得魏晋名士的林下风度？“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抑或化作那只飞鸿，自由展翅，飞越高山，飞离尘世。抛却一切现实的拖累和不得已，谁不愿成为理想中的那个“我”呢？那么，这个“我”会是什么成色？什么形状，又发散怎样的气息呢？

　　可见，虽然时代变迁，但凝聚真、善、美的人格理想并没有变。关乎人格、风采，迹化之后往往是庄严、优美，优美之极便是雅。“红娘出戏，莺莺难演”。优雅必定大方、沉静，内外趋于高度和谐，体现出综合修为的重要以及变形转化的限度。陈老莲的人物画在刻画时采用了表象分解与综合的想象方式，把不同类事物的特征加以融化，同时配以高度夸张、变形的描绘手法，使画中的人物形象夸张变形；其花鸟画却清新、自然舒展，变化有限。可见花鸟画出新的难，此谓第一层难。

　　千百年来，花鸟画的立意已高度程式化，除了“香草（兰）美人（君子）”“人淡如菊”等人格比赋的，还有如“年年（莲）有余（鱼）”“事事（柿）如意”“富贵（牡丹）平安（竹）”等寓意象征的；以及齐白石常画的蜜蜂、喜蛛、小虾、昆翎走兽等，借歌咏自然生命来观照人类自身的。程式是羁绊也是成全，没有程式便难成经典。胡适的老师约翰·杜威说“中国文化太熟了”，即是指其中的世故、功利因素。如何从“世俗美学”的泥淖里振拔而逃，这是花鸟画出新的第二层难。

　　花鸟画的第三层难，即陈师曾在《清代花卉之别派》中指出：“吾窃尝论之，花卉较山水易而实难。山水画可借山水之景致，得其援助，以成境界；而花卉之体制狭隘，全仗笔墨意态生出境界，此其所以难也。”

　　陈师曾的时代百年已逝，前贤们为花鸟画的发展皓首穷经，应对第一次视觉革命的“西雨新风”，实现了伟大的创造。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全球性的视觉革命。我想，只要秉持一颗诚挚之心，对花鸟画的本质作深度理解，知行合一地践行、感知，那么，辛勤的园丁们种下的花树，终有绿意长满眼帘的时候。

　　世相千变而对人性始终抱有希望，对真善美怀有信仰。总之，花鸟画主要关乎人心壁最柔软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