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夫之言

自古以来，属于之乎者也的人群里，不乏口不择言的狂夫。对于这些时常可能犯上的文人，作为朝廷，头疼是必然的；高度反感之下，对其采取极端措施的也是有的。最为典型的或许就是汉武帝了：因为对司马迁帮李陵投降匈奴人说话十分震怒，他最终对后者施以宫刑。虽然说，从中国历史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我们或许还该感谢汉武帝——因此而诞生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史记》，但是，从司马迁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无疑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至于从对后代的影响的角度来说，则纯属负面——让很多本来有意说真话的人，在开口之前，不得不掂量再三。

不过，在历史上，也有极个别相对说来，对于文人们的狂言比较明智与宽容的皇帝。比如说北宋的仁宗皇帝。

北宋年间，有个诗人叫丘道源。此人来到仪真，太守邀请他一起观赏牡丹，他写下的一首诗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晓槛竞开香世界，夜阑谁结醉姻缘？可知村落桑麻处，田叟饥耕妇不眠。”他又曾上观风感事诗一百篇，不只是讥剌权贵，而且对当朝宰相张士逊冷嘲热讽：“中书坏了朝纲后，方始辞荣学退居。”在另一首讽刺诗中，则有这样的诗句：“密院中书多出入，不论功绩便高迁。金银一似佛世界，动便三千与大千（三千大千世界，佛教用语，略称为‘大千世界’，意谓赏赐极为丰厚）。”丘道源的这些诗，触怒了某些官员，他们因此以其诗涉及朝廷的吉凶与善恶为借口，向宋仁宗报告，要求将丘道源杀头。但宋仁宗的反应出乎很多人的意外：“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古有郇谟哭市，其斯人之徒欤！”后来还任命他担任光禄寺丞（负责皇家总务后勤的部门的官员）。（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二》“丘道源诗”）

仁宗皇帝话中所提及的郇谟，是唐代晋州人。大历年间，宰相元载专权，贿赂公行，荒淫奢侈，曾规定论事须逐级上报宰相后，才能上奏皇帝。郇谟用麻束发，手持竹笥(音四，盛饭或衣物的方形竹器)、苇席，在长安大街上边行边哭。有人问他，他说:“我有三十个字，要献给皇上，如果不能用，便用这竹笥盛我的尸体，用苇席裹着扔掉。”代宗听说后，召见了他，并赐他衣服，让他住在内客省。而他献上那三十个字，每字论一事，多是元载的罪状。后来，元载果然因权势太盛，犯罪被杀。宋仁宗为什么要提及郇谟？显然是他对郇谟的忠心，唐代宗的宽容与明智相当欣赏，有意学习唐代宗。

能够说出“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这样的话，对帝王之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因为居于那样的位置的人，身边都簇拥着无数逢迎拍马之人；这些人出于自身或发财、或进取一类的目的，常常会昧着良心，尽挑帝王之人爱听的话说，比如说无比英明、无比伟大、无比正确等等。而这些话听多了，做皇帝是是有可能信以为真，真的自以为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因此，那些属于批评、讽劝，不太顺耳也不太中听的意见，是有可能被其视为恶毒攻击、存心抹黑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郇谟、丘道源这样的狂徒，自然遭遇不幸的几率会很大很大。而有前车之鉴，勇于前赴后继，继续直言、狂言的人会越来越少，进而出现“万马齐喑”的糟糕局面。当然，这样的局面说到底，对于帝王之人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必然会出现累加效应，可能葬送其来之不易的政权。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涌幢小品》的作者朱国祯，是明朝天启年间的朝廷是首辅——其地位类似于宰相。所以，作为后代之人，他重新翻出这段历史应该是有他的用意的——大概是很希望做皇帝的能够如宋仁宗一样，对于文人的不择口直言多一些宽容吧？但很让人遗憾的是，他身处明朝气数已尽的末代王朝，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所以，他去世后没多久，明朝便被另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取代了。“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于是也就成为了空谷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