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为何是四川盆地的重要屏障

由四川盆地外出,即可北出剑门关,越大巴山和秦岭而达关中地区,又可顺长江而下,经瞿塘关,到达江汉平原,因此,四川盆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隋唐以前,古代的军事家们关注四川盆地的战略价值,更多的是从四川盆地对中原和东南地区的角度来研究的。但隋唐以后,随着西藏、云贵高原上的少数民族群体性的崛起,如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西藏、云贵高原已走出黎明前的黑夜,四川盆地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大本营。

古代四川盆地通往中原的两个方向

其实,四川盆地对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的作用,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见端倪,秦汉王朝为开发西南夷,便由四川盆地开通有“零关道”、“五尺道”等,将中原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通过四川盆地传播到云贵高原。到了隋唐时期,四川盆地为隋唐帝国讨伐云贵高原上各少数民族及对抗南诏、吐蕃的基地,并且对以往的“零关道”、“五尺道”等通道加以完善而形成了“清溪关道”、“石门道”等通道。在西藏、云南被纳入到元帝国的版图后,四川盆地对西南地区的作用就越加明显了,到了清代时,由于新疆的漠西蒙古和清帝国争夺西藏,四川盆地又是清帝国经营西藏的大后方。在清末及解放时期,由于有英殖民者和印度的渗透,西藏地区遂骚动不安,而四川盆地为我国弹压西藏分裂分子打击入侵者的基地之一。

古代四川盆地通往云南的两条大动脉

四川盆地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南的大本营,同样也是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政权攻击的首要目标。因此,如何构筑一道抵御来自云贵、西藏高原等少数民族入侵的防线,便成了历代中原统治者的首要任务。这条防线,便是著名的大渡河防线,如顾祖禹云:“自昔设险于此(大渡河),以御蛮夷”,“殆天设险以限夷狄也”。大渡河有沫水、金川、戢水等称呼,其源于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金川、丹巴、泸定、石棉、汉源、峨边等处而在乐山汇入岷江。其水势激湍,“澎湃如瀑,从空而落,舂撞号怒,波涛汹涌,船筏不通”,是为天险。到了宋代时,大渡河为宋帝国的极界,当王全斌平蜀,以地图呈上而请求指示时,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帝国经营云南的失败教训,玉斧一挥,云“外此,吾不有也”,将大渡河以外之地全部放弃。

四川盆地西南角的大渡河

从卫星地图上来看,大渡河处于四川盆地的西南一角,其屏蔽的范围并不算大,由此,我们不禁会问,大渡河是如何起到防线作用的。关于大渡河防线的形成,实际上和两条战略大通道是息息相关的,其一便是川藏线。在隋唐时期,吐蕃主要向河湟地区和四川盆地两个方向对唐帝国用兵。在四川盆地方向,由于雅安即靠近吐蕃,又离南诏不远,而吐蕃和南诏为军事同盟,故雅安尤其为军事之冲。总的来说,由雅安通往吐蕃,主要有三条通道,如南宋范子长所著《皇朝郡县志》所云,“自雅州(今雅安)西通吐蕃之路有三,曰灵关,曰碉门, 曰始阳”。在这三条通道中,尤其以“碉门”最为冲要,如《读史方舆纪要》云:“今州(雅安)之西徼迫近番戎,山高谷深,天险陡绝,灵关、碉门、始阳,向称三路,而碉门要害尤为巨防也。”所谓的“碉门”,即今天全县城西的禁门关,其两侧为悬崖峭壁,中经天全河,形势非常险峻。由于天全河古代叫和川水,故这条通道又叫“和川路”。其路线为由雅安溯天全河河谷而上,经始阳镇、天全县、紫石乡、新沟镇,翻越二郎山到泸定,渡过大渡河而到康定(打箭炉),再往西经理塘、巴塘、芒康合滇藏线而到拉萨,在这条路线上,今修有G318国道,为今由川入藏的南线。

雅安通往康定的路线

天全碉门

在清代以前,中原王朝对西藏用兵,多从距离较近的青海。由于青海多处于高原,沿途人烟稀少,补给非常困难,如乾隆帝所云,“口粮难以接济,水草不便,马匹牧饲维艰”,且又有强烈的高原反应,而川藏线沿途处于低海拔的峡谷中,气候丰润,物产丰富,人口也多,故在清代时,就逐渐转为由川入藏了。如清康熙五十五年( 1716年) ,准格尔蒙古以精兵六千,避开清军重兵驻守的哈密地区,绕道于田而由羌塘无人区进攻西藏,攻占拉萨,杀拉藏汗,严重威胁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安全,康熙帝遂决定出兵入藏驱逐准格尔。清军先是由青海经格尔木,唐古拉山口往那曲方向进军,但由于清军统帅不和,且又轻敌,遭准噶尔军围攻而全军覆没。于是康熙帝又组织第二次出兵,康熙帝吸取第一次伐藏的教训,对此次用兵非常重视,并以皇太子允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居中调度;清军兵发两路,主力部队由延信、马继伯、李麟等率领,走青藏道,从西宁出口,是为北路;南路由噶尔弼、岳钟琪等率领滇、川、楚、浙满汉官兵为奇兵,渡大渡河,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出口,直趋拉萨。由于准藏联军主力在北路,南路清军很快就攻陷昌都,拉萨。

清军进军西藏驱逐准格尔的两条路线

自此次对西藏用兵后,后来的军事家多借鉴此次经验,多以此道为主要用兵通道。如清乾隆年间,清伐廓尔喀,便是由鄂辉、成德带领川军四千人,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发。清末赵尔丰镇压西藏叛乱,以及建国初期,我军解放西藏,都是由川入康,由康入藏。

为扼守此条川西咽喉,历代历朝以来,光康定到雅安之间就设有很多雄关,著名的就有飞仙关(今飞仙关镇)、禁门关(今西城村西)、紫石关(今紫石乡)、冷竹关等(今冷竹关村)等。其中尤其以泸定县大渡河段最为冲要,历代以来,此段是川藏交通的咽喉,在红军长征时期,大渡河上的泸定桥的得失,就关系到红军的存亡。

川藏道沿途的关隘

在和平时期,此道是内陆通过四川通西藏交流的纽带,沿途形成了众多的商贸重镇,如打箭炉(即康定),“元朝时仅有一小村” ,在清代时,藏汉商贾云集斯处“因山为城、市井辐辏”,商务颇为繁盛。巴塘则是商民“数百户,有街市,皆陕西客民于此”,昌都则是“番民四五百户,汉人贸易者数十家与蕃杂处”等等。

另外一条通道,便是川滇道。这条道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在西汉时期,称为“零关道”, “西南夷道” ,因汉源为“牦牛羌”地,汉武帝在此设“牦牛县”,故此道又叫“牦牛道”,其路线为由成都到雅安,经荥经翻越大相岭而到汉源、石棉,渡大渡河后而到冕宁,沿会宁河而到西昌,然后经会理,在鱼鲊(古泸津关)渡金沙江,经永仁、大姚、姚安而到洱海地区。这条通道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大臣唐蒙向汉武帝建议开发西南夷,从侧后对南越用兵。武帝派便司马相如 “通零关道,桥孙水(今安宁河),以通邛都(今西昌东南)” ,开通整修“零关道”。自此以后,零关道成为中原王朝经营云南的大动脉。

汉道零关道

在三国时期,由于蜀汉在夷陵之战中惨败,蜀国对其大后方南中(今云贵高原)的控制力减弱,南中(今云贵高原)的地方豪强遂趁机发动叛乱。为镇压叛乱,稳定后方,诸葛亮分三路大军南征南中(云贵高原)。由于经过汉末长期的动乱,此道已经不通,诸葛亮便率主力部队改为由犍为走沐川古道,然后溯金沙江而到雷波县,往西经昭觉到西昌,从而合汉代牦牛道而直指洱海地区。在古代时,鱼鲊为金沙江上重要的渡口,历代王朝在此设有关隘以扼之,由于古代金沙江又叫泸江,故此关又叫泸津关。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诸葛亮南征便是由鱼鲊乡(古泸津关)渡金沙江,沿崎岖山路南行,经永仁县,大姚县,姚安县(弄栋川)直指南中蛮族巢穴洱海地区,正如诸葛亮《出师表》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诸葛亮南征路线

诸葛亮南征路线

而到了唐代时,因唐帝国在此路上设清溪关,故此道便称为“清溪道”。在大渡河以南,此道和汉代时的道路略有不同,汉道是由石棉渡大渡河,然后沿小相岭西麓由南桠河谷接安宁河谷经冕宁而到西昌,而唐道是汉源渡大渡河而到晒经乡,然后溯清溪峡而上,经徐家坪(清溪关),坪坝乡,沿小相岭东麓,经越西而到西昌。南诏常由此道进攻蜀地,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太和三年(830年),南诏攻陷邛州(今邛崃),径抵成都,攻陷外郭,节度使杜元颖保牙城拼死拒之,南诏遂放弃攻城,大掠而去,自大渡河南还。清溪关非常的险峻,据载“隘广不盈丈,两岸壁立千仞”,为唐防御吐蕃、南诏的要隘。此关在唐将韦皋坐镇巴蜀后,便开始显名于世。时南诏已对吐蕃无止境的驱使心生不满,韦皋便积极拉拢南诏共同对付吐蕃。贞元四年(791年),吐蕃开始怀疑南诏暗通唐帝国,便派遣兵2万屯会川(今会理),阻挡南诏通蜀之路,然后又分兵七千攻唐清溪关,但被唐军击退,不久吐蕃又以2万兵力攻清溪关,又被唐军击溃。

清溪关道和牦牛道

唐代和汉道四川盆地通往西昌的路线

但是,考察大渡河南部,山河破碎,其间有众多小道可以绕后清溪关。如太和四年(792年),唐廷试图阻塞清溪关,以阻断南诏入寇巴蜀之路,而李德裕认为:“清溪之旁大路有三,小道无数。”仅阻断清溪关,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南部各小道俱要汇聚于大渡河畔之汉源,故古代王朝多设防于大渡河,而大渡河畔的汉源一线便成了攻守双方争夺的要点。如太和四年(792年),李德裕为防御吐蕃,便在汉源筑仗义城,以制大渡河、清溪关。咸通十年(870年),南诏攻清溪关,唐军便退屯大渡河北组织防线,南诏军遂乘船筏争渡,唐军溃还,蛮遂陷雅、黎。咸通十三年(873年),路岩镇守西川,也是扼守大渡河。乾符初(874年),南诏入寇巴蜀,将船支连接成浮桥而渡大渡河,黎州刺史黄景复等南诏军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大败南诏军,断其浮梁。

四川盆地通往西藏,云南的两条大动脉及大渡河上的重要节点

综上所述,大渡河之所以成为四川盆地西南的重要防线,主要是因大渡河为由四川盆地通往西藏、云贵高原的两条大动脉的必经之处。这两条大动脉,分别是由成都经雅安,越二郎山到泸定,渡大渡河后,经康定、巴塘、芒康等而达拉萨和由成都经雅安,越大相岭到汉源、石棉,渡大渡河,经冕宁、西昌、会理等地而到洱海地区等。而这两条大动脉的大渡河处的泸定和汉源等处,便是大渡河防线的要害,历代以来,由西藏、云贵高原突入成都平原,泸定和汉源莫不首当其冲。另外,由于这两条大动脉俱会于雅安,故雅安为四川盆地西南角的军事重镇,素有“川西咽喉”之称,如《读史方舆纪要》云, “州(雅安)襟带西川,咽喉夷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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