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的5月29日，人类首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来自新西兰的埃德蒙·希拉里与他的夏尔巴协作丹增·诺盖因而举世闻名。
1953年丹增·诺盖与埃德蒙·希拉里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2021年，新冠疫情肆虐着尼泊尔，甚至侵蚀着珠峰。对于高山上的行者夏尔巴人而言，这或许是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年。但其实在世人眼里，他们还有另一个标签：快乐——几十年来，夏尔巴人的善良开朗性格在国际登山界里一直广受赞誉。
其实更多的时候，夏尔巴人是作为登山界的群众演员，默默存在在聚光灯之外，充当着背夫、向导这类协作性幕后英雄。以前登山家一词等于冒险家，比如埃德蒙·希拉里同时还有一项成就——全球首位“踏遍”三极的人。从前能够尝试极限登山的人只占全球人口的千万分之一，而现在，这个比例差不多到十万分之一了。可以毫不客气的说，50年前，登山只是西方一小撮顶尖精英的游戏，他们也尝试永恒垄断。没有夏尔巴人的付出，全球商业化的登山产业根本无法规模化地走到今天这样，让普通爱好者也能触手可及。什么是夏尔巴人的快乐星球？我现在就带你研究——看看曾经在西方人文学家眼里的这个神秘族群是怎么样的印象吧。一位西方登山者在为丹增·诺盖所写自传的序言中指出，诺盖是 '他们（夏尔巴人）闻名世界的忍耐力和幽默的缩影......每个与他们一起旅行的人都会发现，他们的确是个快乐的民族——他们拥有极高的忍耐力和幽默感，对任何事情抱有积极的兴趣，几乎能在任何事情中发现乐趣，有强烈的风趣意识。'与所有跨文化的交流一样，这个说法看似简单，实则不然。那夏尔巴人是否真的比其他任何族群都开朗？那些反复称赞夏尔巴人开朗的外国人其自身又是否拥有足够宽广和深刻的眼界呢？他们真的了解夏尔巴人吗？而且，这究竟是肤浅地对夏尔巴人的夸奖，还是实际上是一种反讽的恭维？——看似正面的赞美，实际上隐藏着负面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是指夏尔巴人孩子气吗？如果夏尔巴人真的比其他群体更开朗，这又是为什么呢？在20世纪90年代末，人文学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夏尔巴人文化和西方人对夏尔巴人看法的精彩而重要的辩论。夏尔巴人的开朗成为辩论的一个关键论点。文珊·亚当斯在她的《雪地之虎》（1996）一书中概述了她对 '虚拟的'夏尔巴人的看法，而夏尔巴文化则是西方世界对夏尔巴人评价的复杂反映。西方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拥有强力话语权，所以这些基于他们自身对夏尔巴人愿望和幻想的评价，最终铸成了夏尔巴人给外界的形象。她写道：'夏尔巴人形象是以西方人为主体的凝视，及被凝视客体的夏尔巴人自身的混合产物'（第228页）。
该论点认为，自20世纪初起，在多年探险工作中，夏尔巴人逐渐知道了国际登山者看重和偏爱的东西，登山者希望看到忠诚、友爱和开朗这类品质，于是夏尔巴人就学会了。夏尔巴人的文化如同表演，既有刻意成分的，同时又无意识地被，以西方登山者为观众的剧本所驱动。
在《珠穆朗玛峰的生与死》（2001）中，人文学家雪莉·奥特纳持有不同观点。她未否认西方登山者和夏尔巴人之间的力量差距，并指出如果夏尔巴人有更好的经济能力，他们就不会冒生命危险为外来者搬运货物。
但她认为，尽管有这些真实的力量差距存在，还有其他因素——特别是来自不断发展的夏尔巴人社会内部的强大文化和经济力量——比西方对他们的看法更能诠释夏尔巴人的行为和意义。她列举的主要范例之一是夏尔巴人的开朗。在早期登山时，西方登山者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男性夏尔巴登山者普遍很友好，爱开玩笑。即使在陡峭、危险的山坡上负重艰辛工作一整天，他们仍然面带微笑，并兴高采烈地迎接各种挑战性的任务。奥特纳指出，西方人经常评论说，'夏尔巴人有某种好脾气或好心态的'性格'或'气质’，包括时常微笑或大笑，经常开玩笑和自嘲，及态度和善，这使得与夏尔巴人的互动往往是愉快和令人高兴的。”（第58页）
依照文珊·亚当斯的理论框架，夏尔巴人的开朗应该被理解为一种 '虚拟 '的反映，即西方人希望夏尔巴人成为的样子。西方登山者更愿意于相信，在喜马拉雅山区，他们摆脱了现代生活的腐蚀和影响，找到了 '真正的'自然和 '真正的'人。于是，这些浪漫主义者将夏尔巴人幻想得像雪山一样纯洁无暇。当然，这种浪漫主义是西方思想中一股强大的潮流。这种思潮创造所谓的前现代或传统的 '他人'形象的历史由来已久，“他们”是快乐的、坚强的、真实的。这些描写通常很少提及它们所假定的 '高贵的野蛮人'和非西方偏远地区的这一事实，而用更多的笔墨来描述来自西方社会的物欲横流里。当然，经常与西方人相处的夏尔巴人早已熟知了这些浪漫主义的幻想，并且知道如何扮演和利用它们。近几十年来，随着旅游业对尼泊尔文化的深入影响，尼泊尔人对西方浪漫主义者眼中的异国人的幻想形象也愈发了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兴起的乡村旅游的浪潮中，尼泊尔的中产阶级市民开始了对 '正宗的 '前现代的追寻，这与曾经的西方登山者何其相似。亚当斯很好地帮我们解读了这些复杂的跨文化动态变化。在《珠穆朗玛峰的生与死》中，奥特纳肯定道，夏尔巴人很快乐这件事很符合西方人爱讲述的他们对欧洲之外的人的设想——确切地说是幻想。她写道：“西方人有强烈的浪漫主义，他们希望把登山作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逃避，连同幻想着夏尔巴人就像雪山一样纯净、无辜、无暇。”（第45页）。开朗正是他们纯真的外在表现。但奥特纳坚持认为，夏尔巴人的爱笑和喜欢开玩笑，并非是西方人想象的那种前现代“亚裔”的快乐，而是有其自身的原因。她说，事实上，他们是快乐的。不是夏尔巴人本质上快乐，而是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各种复杂历史因素使夏尔巴人，特别是从事登山工作的夏尔巴男人，真正地快乐起来。奥特纳向我们阐述了这些历史因素。首先是他们的佛教信仰，正如人文学家克里斯托夫·冯·菲雷尔·海门多夫指出的那样，佛教颂扬和平及不依赖外物（注1）。第二是他们贸易传统，正如人文学家迈克·汤普森所说，它促进了与外来者的交流。
注1：我们不能苛求西方人对佛教理解，就如同亚洲人看圣经也往往云里雾里。奥特纳在文中只是片面地说了佛教的主旨是不依赖外物。其实这句话来自佛陀四圣谛中的集圣谛，用于解释苦（梵语Dukkha）的起因（The Noble Truth of the Cause of Dukkha）。而按照完整的教义：人们要治「苦」，就必须先了解「苦因」。根据佛陀所说，欲(tanha)和贪(Ràga) 就是「苦因」(集)这是四圣谛中的第二圣谛──集圣谛。人类追寻欲乐、追寻物质、追寻永生、追寻不死，但是，这一切都会让他们失望。人类所追求不止于物质方面肉欲的快感、财富和权力，也追求于精神方面的，如：想法、看法、意见、概念和信仰等等。贪欲带动愚痴，使人蒙蔽，看不清真相。认清楚「我」，了解「无我」(Anattà)的道理，思考于不永恒、变动和死亡，那么，「苦」就开始远离你了。
但奥特纳认为，其他历史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许多背夫来自贫苦的夏尔巴人家庭，对他们来说，生活极其艰辛，而且随着拉纳时代（当时尼泊尔实际统治家族）税收加重，生活越发艰难。背夫是份好工作，尽管是艰苦的体力劳动，但仍然受到夏尔巴人的追捧。即使是雇佣性劳动，也比其他早期的登山队所提供的要好。此外，奥特纳还描述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夏尔巴人是如何成功地促使他们的西方雇佣者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这些夏尔巴人回顾他们工作状况改善的过程，部分源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这很难不让他们高兴起来。但是，说夏尔巴人为了挣钱而当背夫，因为挣到钱而高兴，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堕落于追逐金钱。许多西方人认为登山是为追求更高的理想所进行的冒险，并认为他们的夏尔巴协作这样做是出于忠诚，或类似的高尚动机。有些人甚至把那些对金钱表现出渴求的夏尔巴人形容成是 '非夏尔巴人 '或堕落。相反，奥特纳强调，夏尔巴背夫通常需要钱，以便他们能够维持传统的夏尔巴人生活。金钱对夏尔巴人来说意味着许多东西，奥特纳说：“它可能意味着简单地赚取经济利润；它也可能意味着支持亲属或把孩子送去印度大吉岭的私立学校（注2），或旅行，或资助宗教仪式、供奉寺院。”（第67页）
注2：位于尼泊尔东部的大吉岭曾经是该国领土，如今属于印度。尼泊尔被谋杀的比兰德拉国王和他的堂兄及王位继任者、末代国王贾南德拉皆在大吉岭的私立学校完成了中学课程。
奥特纳说，重点是，尽管富裕的西方理想主义者把为钱而登山看作是一种不纯洁的堕落，但是对夏尔巴人来说，登山所赚取的钱实际上构成了 '我们认为的'真实的'夏尔巴文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欲望'。登山所挣取的钱是“实打实的”，尽管因为基于挣钱真实的和深刻的感受，但登山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是跟随历史模式转变的结果。我们思考二十世纪初夏尔巴人探险队背夫的快乐，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起欧、亚大陆之间越来越多的文化碰撞中所形成的复杂的力量变化动态。夏尔巴人登山文化的故事显示了在这些碰撞中真实且不断变化的动态力量，同时展示尼泊尔（和其他亚洲）文明在西方强势文明的侵蚀下，在此类平衡游戏里，如何重新找回自身的定位。
奥特纳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模型，用来思考历史、文化、力量、存在意义和组织机构。关于“夏尔巴人是否快乐”的辩论有助于扩大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在尼泊尔，人们通常认为历史仅仅存在于加德满都的政治阴谋中，广袤的喜马拉雅山区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固然，这些阴谋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请别忘记，对尼泊尔历史进程来说，夏尔巴背夫在偏远高寒地区艰难地搬运货物、从事危险的工作，以及他们赋予这项工作的动人内涵，同样不可或缺。如同话语权掌握在上层建筑手中，放之四海皆真理，所以很多旧有的观念往往是被西方媒体加工渲染过的。想要了解原生态，唯有通过如登山这样亲身实践，打破被营造出的幻想。就如同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的那句富含禅机的名言，“因为山就在那里”，无论你来或者不来，本质终究永恒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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