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候反思6

证候反思6

几千年来，中医在《内经》、《伤寒论》的方法论和逻辑规则指导下，与时皆行，不断创新发展。无论张仲景对“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批判，还是吴又可“时邪在夹脊之前，胃肠之后，虽有头身疼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辙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对按症状机械套用伤寒方药的否定，都说明中医具有保持时空客观一致性的内在活力，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根据自然生命的时空特点，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各家学说枝繁叶茂。明代李中梓明确指出，中医临床思维必须随客体疾病的变化而不断进步，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生命疾病的“实际存在”，恰如其分地辨证论治，不能照搬前人经验，不能机械地照搬书本，他在《医宗必读》专门论述“古今元气不同”，说：“古人有言，'用古方疗今病，譬之拆旧料改新房，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于古今元气之不同也。……天地初开，气化密浓，则受气常强；及其久也，气化渐薄，则受气常弱。故东汉之世，仲景处方，辙以两计；宋元而后，东垣、丹溪不过钱计而已。岂非深明造化，与时皆行者欤？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气转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挡承气，日就减削，补中归脾，日就增多。临证施治，多事调养，专防攻伐；多事温补，痛戒寒凉，此今时治法之变通也。”“与时皆行”四字，道出了中医学的先进性和现实性特征，道出了中医现代化的时间特征。

经典理论确立的方法论和辨证论治逻辑方法，决定中医在临床的实践中，从不把过去的东西当成现在的标准，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理法方药护的病机逻辑对应原则，落实在就诊病人的具体证候。病机具有生命时空环境关联性特点，作为中医“证”概念的本质，存在三因制宜的随机性，即不同时空的不同个体存在不同的证候病机，没有固定模型，根本无法用西医的细胞分子、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等有形实证的内容规范标准，也根本无法用西药实验室获得的药理效应来对应。如果因为中西医结合，按照西医诊断标准和药理对应的逻辑理路来规范辨证论治，来确定“证”本质，那就否定了疾病客观存在的因人、因时、因地和因治而异的真实性。

中西医理论不具备兼容的逻辑基础，如果证候概念，以西医为“是”，则中医为非，中医为“是”，则西医非，同一个证候概念，不可能同时具备两种不同的学科内涵。概念是学科确定性的，即学科决定概念，不是概念决定学科。对学术研究包括“证”概念研究，我们应该宽宏大度，正确对待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不能执西医之“是”，判中医为非，也不能执中医之“是”，判西医为非，让百花真正齐放。

存在着的学科，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和真实性。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学科的基本观念、学科的概念体系、学科的逻辑手段是衡量的标准。观念是最一般的概念，是学科的统帅和理论的灵魂；概念是学科的材料结构和内容，以客观的“实际存在”为基础；逻辑联系概念和规范以概念为运算子的思维活动，是学科实践的保证。没有这样的内容，或缺乏其中之一，都不能称之为学科。中西医结合具备这样的条件吗？没有。因此，中西医结合不能称之为一个学科。但我们却把它放在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地位上，而且盛气凌人地全方位－政策法规、学校教育、学术研究、临床实践－吞噬着中医，基本取代了中医学的学科地位，导致中医许多概念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对生命健康的负面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仔细分析，中西医结合实际是以西医为价值取向，以西医为基本内涵的一种医疗实践活动，根本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和独立条件的学科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是同义的，都是要用西医“改造”中医（实质是取代中医）。中医、西医的存在，是中华民族（应该是全世界）的福气，可以中医之长，弥补西医之短，可以西医之长，弥补中医之短，在今天的文明面对疾病还有许许多多无奈的情况下，这对于生命的保驾护航，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因为中西医结合，中医走上了以西医为唯一的理路；因为中西医结合疗效好的渲染，加之中药加西药等于中西医结合的观念，忽视了学科的具备条件，把自然整体的中药分解为单体分子，用有效成分对应病理生理，不少不需要中药、西药都服的疾病，病人却又是看中医，又是看西医，中药西药同时并进，过度医疗、过度服药。因为药物的杂乱多样，有的自我调控机制差了，弱不禁风，动辄生病，就更加依赖医药，而且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疗效好”的迷信。面对这样的临床状况，面对举步维艰的中医实际，难道我们不能对盲目地把中西医结合当成独立的学科说“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