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家风”系列之三学为圣贤 要在立志——王阳明的家风与门风
中国组织人事报2020年05月27日作者：方志远
王阳明像
家风熏陶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由于这个“号”过于响亮，人们反倒忽略其名了。
两晋之际，中原动荡，“衣冠南渡”，王阳明的先祖也由山东琅琊迁到了昔日越国都城的所在地绍兴（时称会稽），开始在浙东定居，“书圣”王羲之就出自这个家族。两宋之际，王羲之的一位后人从绍兴东迁到了余姚，于是有了余姚王氏，王阳明就出身于余姚王氏的一支。
王阳明的祖父王伦，是位有魏晋名士之风的豁达之士，平生有“四好”：好竹、好书、好琴、好助人。王伦于居室之外，遍种翠竹，并以竹子品格激励自己。由于爱竹成癖，得了一个雅号，叫“竹轩先生”。王伦见书必读，读到高兴处，独自走出居室，在竹林中放声咏诵。又时时在风清月朗之夜，焚香操琴，抚弦而歌，命子弟们按节而和。一家人在他的熏陶和带领下，耕读治家，其趣盎然。王伦极富同情心。亲戚邻里有贫寒者，总是解衣推食，惟恐不及；教人子弟，总是尽心尽责，惟恐有失。所以，王家虽然无权无势，却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声誉。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位饱学之士。有记载说，王华六岁时，和伙伴在河边玩耍。有一醉汉来到河边，洗了个脸，然后离去。天色向午，伙伴们先后散去，王华正要回家，发现醉汉滞留过的地方，有一提囊，打开一看，里面有几十两银子。毫无疑问，提囊是醉汉遗失的。王华将提囊沉入水中，以免他人取去。然后坐在河边，等候失主。不多时，醉汉号哭而来。银子失而复得，醉汉感激万分，取出一两银子，打发小孩。王华笑道：几十两银子我不要，怎会收你一两银子？醉汉随王华来到王家，逢人作揖，千恩万谢。还有记载说，科举乡试之前，王华曾受浙江布政使宁良之聘，在宁氏的祁阳梅庄教习子弟。宁家藏书甚多，王华在祁阳三年，白天授徒，晚上读书，足迹不入城市，学问大进，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精，人称“五经司令”。
王阳明是幸运的，虽然母亲去世较早，但他不仅有一位豁达大度、胸怀坦荡的祖父，还有一位品行高尚、学问精深的父亲（其实，还有一位豁达而高寿的祖母）。祖、父两代的熏陶，在王阳明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从小就有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王阳明十岁的时候，父亲王华中了状元。王阳明被祖父从浙江余姚送到了明朝的京师，和一些同龄少年在里塾读书。从小地方到了大地方，几年下来，书读了不少，见识和眼界更涨了不少。一天，里塾先生和往常一样，苦口婆心向王阳明和他的同学们灌输读书求功名的道理。这帮学生的父辈、祖辈，都是习举业、考科举的行家里手，他们自己，则是些不屑举业、不把科举当回事的“官二代”“学二代”。听着听着，13岁的王阳明陡然发问：人生有许多事要做，哪件是第一等事？先生一愣，自己费了半天口舌，竟然还有人提出如此弱智的问题，有点丧气：“惟读书登第耳！”当然是要好读好书、博得功名，难道还要我再说一遍吗？先生说得没错，在那个时代，虽然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而“读书”目的，只是为了“登第”。但是，王阳明冷不丁的一句话，令先生瞠目结舌：“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阳明年谱》）
完全可以认为，当13岁的王阳明懵懵懂懂提出“学为圣贤”的时候，根本不知“圣贤”为何物，更不知如何“学为圣贤”。但是，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萌发的志向，却在后来的人生中凝成一种信仰、一种追求，一种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责任和担当。这种信仰、这种追求，既成为王阳明报效国家、报效社会的“初心”，也成为他对家人、对学生的期望。
首在立志
贬谪贵州龙场期间，王阳明被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到贵阳书院讲学。根据自己的体悟，王阳明给学生立了四条、八字的训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给学生的训示，也是给家人的训示，王家的“家风”、王门的“门风”，都可以从这四条、八字中体现出来。
训示首列“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无论报效国家，还是服务社会，只有矢志不移，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即使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也一定会不断接近预期的目标。如果不立志，则一生懵懵懂懂，如无舵之船，不知所向。所以，无论是对子弟，还是对学生，王阳明都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这既是从事一切事业的动力，也是做人的底线。
那么，是真立志还是假立志，得看是否有行动，这个行动王阳明称之为“勤学”。所以，贵阳训条次列“勤学”：“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为何主要看是否勤学而不是看是否聪明？因为从是否勤学判断出学生或子弟是否真立志。如果真立志，那就一定勤学；如果不勤学乃至不学，那就是假立志。就像王阳明经常强调的“真知即所以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当然，这里所说的“勤学”的“学”，既是指读书、做学问，更是指一切与立志有关的事情。
二弟王守文向哥哥请教，该如何学习、怎样进步。王阳明告诉他两个字：立志。守文不解，说我问的是学业、事业，你让我立志，不明白，是否解释一下，以便循序渐进？王阳明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题为“示弟立志说”，告诫守文及其他同胞、同宗的兄弟：“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所有一事无成乃至落入下流者，都是因为没有立志。王阳明举了孔子的例子。孔子是圣人吧？却说十五岁有志于学，三十而立。什么是“三十而立”，就是三十岁的时候，才真正立了志。所以，即使贤如孔子，立志也是需要过程的，而不是所谓“与生俱来”。
是否立志，不但表现在是否勤学，还表现在是否改过、是否责善。
所以，贵阳训示第三条是“改过”：“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第四条则是“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
凡人都会犯错，而且，越是努力做事，越是容易犯错。关键在于不回避错误、不文过饰非，敢于直面错误、修正错误。事实上，许多创造性的发现和发明，正是在错误中孕育、在修正错误中迸发的。
余姚王门自王伦之后，出了一位状元王华，更出了一位以军功封“新建伯”、以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入祀孔庙的王阳明，但状元王华的兄弟、新建伯王阳明的三个弟弟及诸多从兄弟、族兄弟，以及他们的后人，好像并不怎么立志、并不怎么勤学，王阳明为此也有些焦虑。王阳明在江西赣州为巡抚期间，多次收到弟弟们的书信，一面祝贺大哥屡立战功、加官晋级，一面报告说，对于过去不立志、不勤学深感悔悟。王阳明很高兴，写信鼓励，说是人就有过、有错，人犯了过错，自己一定是知道的，但问题是知过而不改。只要知过、改过，就不会有大过，并且再一次以孔子为例，说人孰无过，改之为贵：“成汤、孔子，大圣也，亦惟曰‘改过不吝，可以无大过’而已。”又举尧舜为例：“若尧舜之心而自以为无过，即非所以为圣人矣。”人们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王阳明看来，圣人尧舜也是会有过的，如果尧舜自以为是、自以为从不犯错，也就成不了圣人了。（《寄诸弟》）
改过的目的是不断改善自己，不断实现自己的志向。但是，伟大目标的实现、好的社会秩序，需要众人努力。所以，不仅自己要立志、勤学、改过，还要家人、门人、朋友及天下人立志、勤学、改过，一句话，要自己向善，还要责人向善，这就是“责善”。但是，“责善”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要让人能够接受，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晚年在绍兴，王阳明语重心长地给正在长大成人的养子正宪书写了一个扇面，希望他时时展扇、时时反思。这段《书正宪扇》的文字有200多个字，读来有些沉重。在这段文字中，王阳明说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弟；为臣而傲，必不能忠。”先说一个“傲”字，这是不孝、不弟（悌）、不忠的起源。怎么办？必须先去掉这个“病根”，改“傲”为“谦”，“谦”是“傲”的对症之药。但是，所谓“谦”，并非只是外表的谦卑，而是内心的恭敬，“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人”。只有改傲为谦，才能改不孝为孝、改不弟为弟、改不忠为忠。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感受到王阳明心中的“恨铁不成钢”，但由于是养子，话还不能说得太重，这就是“责善”之难。
循循善诱
无论对家人还是对门人，无论是对家风还是门风，王阳明多是借物喻事、借事喻理，循循善诱，希望“润物细无声”，沁人心脾，希望受教者自己感悟。
在《赠周莹归省序》中，王阳明记载在滁州期间和一位来自浙江永康求学者的对话，这位求学者名叫周莹，是王阳明的弟子应良的学生。王阳明和周莹有如下的问答：
问：你从永康而来，路程很长吧？
答：有千里之遥，先是乘船，后又换车。
问：那是够辛苦了。现在正值盛夏，路上热吧？来时带了盘缠、带了仆人没有？
答：热得很，也带了仆人。但仆人在途中生病，我将盘缠大半留给了他，省吃俭用而来。
问：你这一趟来得真不容易。既然是这样，你中途为何不返回家乡，也省得吃如此多的苦头。是否有人强迫于你？
答：没有人强迫。我既然决心投入先生之门，别人看来劳苦艰难的事，在我看来，就成了很快乐的事。怎能因为微劳而打退堂鼓呢？又何必要别人相强呢？
王阳明听了，抚掌而笑：你想到要入我门下，便不辞劳苦，不需别人强迫，遇水乘舟，无水陆行，冒酷暑、贷钱粮，终于实现了愿望。这是谁教你的方法？不都是你自己的主意吗？既然是这样，你立志于圣贤之学，自然也会以这种方法和态度去追求。你现在还需要我教你方法吗？
周莹听罢，恍然大悟。
除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王阳明和花的故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关于王阳明和花的故事，发生在赣州或南昌。一天，王阳明和弟子在花圃除草。弟子薛侃感慨道：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王阳明先说了一句：未培未去耳。这是因为善的没有很好培育、恶的没有真正除去。随即借事说理：如此看善恶便是错。你今天要护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假如明天需要用草，那草就是善了。天生万物，本无善恶之分。若以自己心中的“好恶”作为判断事物“善恶”的标准，那就大错而特错。
作为王阳明在赣州、南昌的“首徒”之一，薛侃也在不断的请教与难解难分之中，激发王阳明的学说灵感。由于悟性高，薛侃十分自负，十分赞赏孔子所说的“上智与下愚不移”，并且向老师提问：上智下愚为何不移？王阳明喜欢有天赋的学生，但更注重学生的后天努力，这是判断是否立志的依据。对于薛侃的提问，王阳明说了自己这些年来的感受：“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传习录上》）上智者见事准、办事有效率，特别是能够不断向他人学习，以修正自己。他们不愿改变的，是不断完善自我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不是已有的成见、已有的过错，这是有主见。下愚者见事迟、办事缺乏效率，更要命的是自以为是，不肯向别人学习。他们也不愿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就是固执。所以孔子说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王阳明说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今天我们讨论王阳明的家风与门风，我觉得既要像王阳明教导的那样，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更要像王阳明所揭示的那样，多看他人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与时俱进，不断修正自我，不断完善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样，才能真正践行“初心”，完成“使命”。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