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谈魏碑的临摹与创作
主讲人：李松（中国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八届国展获奖作者）
主持： 倪文东 教授
大家好：
很愿意和年轻朋友一块儿玩书法，倪文东先生让我来给大家探讨一下魏碑的话题：如何把魏碑写得很到位，它的技巧是什么？有哪些关键的地方？怎样控制毛笔？怎样控制副毫？这将是我要给大家探讨的问题，那是留在后半节，前半节从魏碑的宏观理解把握上给大家聊一聊，当代应该怎样对待魏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魏碑在历史上曾一度被遗忘，清代出现了一批碑学大家，但他们的最大成就在汉隶而不在
魏碑，清代人在魏碑理论上的建树是不错的，可是在实践上出让人满意成的不多，和隶书篆书比起来说根本比不上，成就最高的是赵之谦、李瑞清和张裕钊等人，他们对魏碑的发掘的深度还存在着问题，比如赵之谦应该是成就最高的人，他的成就主要在碑帖融合，纯碑还没有达到人们对他评价的高度，清道人更不用说完全是模式，张裕钊同样也存在着模式化的问题，技术含量偏低，艺术表现力比较单调，这样的探索就不能认为是纵向发展了。回头来看魏碑这个领域是一个复框。当代魏碑大家孙伯翔的成就极高，他的成就远远超过清人，我之所以学写魏碑就是在 孙 先生的诱惑下学习的。现在有人提出楷书体系，我现在正在研究一些东西就是《魏碑楷书体系研究》，之所以称之为体系，是因为它是包罗万象的，从审美意识系统里去分析、去衡量、去对照的话都能一一找到相应的东西，才可称之为体系，唐楷实在是和魏碑没法相比。魏碑可分为分五大块儿：墓志、石刻、造像、其他类别以及清代和当代人对魏碑的研究和创作成果。
墓志是埋在地下的，距现在大概有一千四五百年时间，到现在墓志仍在不断的出土。清代康有为对魏碑如此这般的钟情，他们所见到的墓志远没有我们见到的多。魏碑的风格样式非常丰富，从美学的角度去衡量也是应有尽有，比如劲健、古朴、跌宕、精工、文雅、娟秀等，这么多美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供我们研究和学习。墓志是魏碑体系的主体，魏碑所有的美的元素在墓志里都被体现的一览无余。如果对墓志研究开来你会发现，唐楷只不过是魏碑的遗续，后来的褚河南、颜平原、赵松雪等人的书法特别像墓志里的字。隋代《苏孝慈墓志》比欧阳询的楷书写得好，可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是书以人贵，像《苏孝慈墓志》的书写者那样写魏碑墓志的高手们却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们创造的艺术美是存在的，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公正的评价。魏碑是座富矿，在墓志领域可取法和研究的对象有很多。
造像的数量非常大，造像一般在地面上，有些造像是相当精彩的，以龙门石刻为代表，风格多样。大家对魏碑的理解有误区，一说造像就认为是民间书手、刻手所为，事实上并非如此，造像写字的成熟水平和凿刻的精工程度决不亚于唐楷，但大多还是民间书手随意书写甚至不经书写直接凿刻的。钻到造像领域一看，那是相当的精彩，都不敢相信那个时期的人居然写出这样漂亮的字来，我说得漂亮是指精工的程度。因为留在地面上，人为和自然等原因的破坏使造像都漫漶得很厉害。造像领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出成果的人首推 孙伯翔 先生， 孙 先生的主要法源在造像，其次是墓志碑刻， 孙 先生在发掘造像古朴、野逸的审美上杀出了一条血路，突破了清人取得的已经被人们所认可的成就。
凡是石刻，几乎都是经典的，什么是经典？好未必是经典，经典是人给它按上去的。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比如《张猛龙》，搞书法的人应该都知道，如果不知道《张猛龙碑》，那简直是棒槌，《张猛龙》都不知道还搞什么书法？《张猛龙》确实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人们都说它是经典，知道的人多了就成为了经典，在魏碑体系里尤其是墓志比《张猛龙》写的好的多的多。它被历代人所知所研究，其先觉条件是立在地面上，便于发现和研究，从学术和艺术的角度上讲它能否称之为经典，很难说。有人说我的字还应该回归张猛龙，我和他们想法恰好相反，我就想尽量把张猛龙的基因打掉，因为在魏碑体系里比张猛龙好的碑版刻石有很多。当代人写魏碑的无非写《张猛龙》、《张玄》，为什么？如果我们进到魏碑领域里一看比《张猛龙》好的太多了，技巧丰富多样。尤其是墓志，一石一品，一块墓志就是一个格调一个味道。
魏碑里面不仅仅是墓志、造像、石刻，还包含着清人的研究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比如钱币上的文字和陶文，尤其是元押，元押相当漂亮，一方印一个字，极美！古人在刻这一个字时是极为经营的，它的跌宕、它的变异、它的异态包括笔画造型，都是精明过人的东西，相当美妙！再包括其它铸刻在铜、铁等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别看这一类，这类东西不能忽略，我就把魏碑体系的五大块儿作以上简单的描述。
当代魏碑的美学和学术价值在哪里？我的体会是写碑的人最不易入俗，“入俗“这两字要了多少人的“命”。清代书法之所以大兴我想就是为了避俗的话题，搞帖写二王，到米芾写意书风，再往后赵、董回归，清代馆阁一出来，帖这条路走绝了。为什么要发掘魏碑？就在于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每个时代的人都想在这个世代创造辉煌，清人看到了这一点，很高明！但成果一般般。近二十年，书法复兴，复兴这个年代我应该怎样面对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话题。我无意攻击写帖，我也一直致力于碑帖结合的研究。在当代魏碑发掘上面我们做得不够，学者们在理论上也推进了清人的学术成果，但是在实践上并没有拿出东西来，这就是摆在当前中国书法的现状，也是应该给以魏碑真正实在的地位的时候。入俗地说，想参加展览吗？写唐楷写的特像欧阳询初选都上不去，来点有情调的吧，写米芾，学米的是一车一车的，写王铎的一锅一锅的，写黄道周、张瑞图的也是一把一把的，大家全在这个定向思维上趋之若鹜其结果是互相厮杀。明摆的事儿，大家都在写米芾，入选怎么可能啊？那么在大展当中，写行草的占到百分之七、八十，写米芾的也一大邦，那就看谁写得最好。假如现在菜市场总共才有100个摊位已经有60摊位在卖萝卜了，你又拉来了一堆萝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贬值即使你的萝卜好，市场上已经有那么多萝卜了你再拉来萝卜卖，怎么会卖个好价钱呢？写碑就好像是菜市场上来了一个卖土豆的，即使你的土豆质量不是很好，但你的土豆在为数不多的竞争中也总比卖萝卜的具有竞争力。这不完全是俗的问题，也是艺术选择的问题。我们都致力于书法，都希望在书法艺术上有所建树有所创造，道路的选择是相当重要的。曾有书友让我看他临的米芾，我问题为什么要临米？他说喜欢米的潇洒，喜欢米的表情达意，那么请问除了米字还有没有能表达你情性的载体呢？难道能表情达意的只有米芾吗？难道坠入米芾的情调就如此这般的痴迷吗？你写的好又该怎么着？
艺术是有行情的，要随时代走。潮流的东西就是潮流，逆转不了，比如超女、流行书风，你不接受行吗？时代在发展，现在人们的审美需求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见到的东西古人怎么比呢？写魏碑的最大好处是格好。如果你的品格俗不可耐，即便再精工也无济于事，没人会喜欢。碑不俗，在当代不俗在南北朝时代可能属于俗类，但在当代就不俗。俗和雅不绝然相对。什么是俗，多了就俗，满大街是皮鞋西服，满市场全是萝卜必俗，所谓俗就是统一化、同类化，模样一样，技巧一样什么都一样，你和大众越雷同就越俗。当然当代书法界对俗的理解也存在着争议，那么写魏碑避俗的最妙的地方就在于区别度。
书法最讲个性、气格。我们觉得品位的判断标准对有些方面是相当的宽容，也相当的刻薄，苛刻的是气格、格调、味道，宽容的是技法和形式，格调好即便出些问题也无关紧要，因为可人，赏之入眼。区别度应该作为书家毕生的至高的追求。“人书俱老”，就是个性的生成，个性的存在。大凡古人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者都是区别度极高的人，区别度高才能被后人奉为经典，为后人所认可，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是有毛病，八大有没有毛病？金农有没有毛病？扬州八怪都有自己致命的毛病，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历史存在，清代的翰林们又有几个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可是你为什么要肯定郑板桥，肯定金冬心？是因为个性。个性分好个性和坏个性，所谓个性是以阐释以美为标准的，个性不仅仅是张扬，儒雅、恬静也是个性，个性应该是多类的。赵孟 兆页 把书法推到了历史唯美主义的高度，王铎走向了张扬和恣肆，所以区别率很重要，写碑可以避开入俗的误区，写不好不怕就怕写俗。笔墨技巧是可以练出来的，但不俗练不出来。
区别度该怎么理解？做一个简单的实验：选古代十位书法家的作品再在展厅里随便选十件当代的书法作品，然后全部撕成碎片混在一起，我们能准确无误的把古人的筛选出来，很容易找得出来，比如米芾、王铎、黄道周等，但当代人的就不说让别人挑，就让书写者自己来找也不一定选的出来。因为基因里边的就不是个性化的东西，就是大众的东西，就是同化的东西，都是大众的东西当然就没有区别度了，没有区别怎么体现个性？想入展没有区别度又怎么行呢？有人说了想入展注意评委的眼球，视觉感觉要冲击评委，第一感觉你冲击了，第二感觉你还冲击得过去吗？大家可能没有参加过大展的评审，大展在评委的面前仅停留两秒，几万件作品从眼前过，时间很短，区别度不高就不显眼，就容易被参赛作品共有的特性所淹没。有些作品连打都没有打开就被枪毙了，一看就写个“龙”、“康”、“寿”字，就写个翰墨缘什么的可能入选吗？太拙劣了！有的人练那么多年了，认为已经写得不错了，一样两秒钟静静的死去，原因就在于没有区别度。在座最抢眼的就是那个穿黄色上衣的小男孩儿，因为他的衣服颜色最跳，跳出来了我才看他长得帅不帅，没有区别率长得再帅也没有人再接着看下去。写魏碑可以避免没有区别度，毕竟纯写碑的人还比较少。
学魏碑非常难，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少，但真正在魏碑领域有所建树的人却很少，有的人连模拟的槛都过不去。魏碑技法的创作研究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少，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也非常少。而写唐楷就不同，很多人在研究，理论的技法实践的研究都很多。关于行草的古代论述比重也非常大，技法研究也非常多，成功的经验更多，可以讲中国的书法史应该是一部帖学的书法史，魏碑自北魏大盛之后一直到清代复兴的一千多年间都是中断的，其间丝毫无人问津。为我们对魏碑的研究和学习造成了困惑，很多人摸不着门。但就魏碑技法上驾驭毛笔写出方笔的技巧，就没有很成功或者是非常科学的总结和梳理，不是这样的话，二十年前我早玩出来了。在探索魏碑的二十多年中我尽走弯路，有些人写了十多年还不知道魏碑方笔为何物，我当初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古人在魏碑技巧上的研究成果不完善。魏碑本身的技巧就很难，我所说的难是相对唐楷而言的，唐楷简单，有人可能对我的这个提法有点意见。唐楷是最好写的字体之一，因为它的技巧是模式化的、是规律化的、是固定的。如果你学欧阳询一旦掌握了它的用笔和结构的技巧，就很容易。训练一个从没写过毛笔字的小孩儿，一个月就可以学得很好，学起来是相当简单的。还说魏碑，难在变化无常，楷书技巧最主要的研究点在笔法和结构，魏碑的研究无非也是这两个点，但它的笔法和结构是多变的。中国书法家论坛里有个李松戏字，我诚心的玩一字多写，就是为了探讨一下魏碑变异的手段和方法，你随便说一个字我就可以给你现场写出若干个不同风格、不同味道、不同样式、不同姿态的这个字，并且都不一样。魏碑有这个余地，魏碑本身就有这个先天素质：变异性、多变性。唐楷行吗？把唐楷的笔画和结构变变试试，唐楷最要命的就是笔画之间的距离关系是“精确”的，魏碑可以有聚散，唐楷必须是中正的，写一竖一定是垂直的，魏碑可以左右移动，这都是古人给我们创造的技巧，正因这种技巧才表现了魏碑的魅力，魏碑的多变性。有人说楷书很难抒情达意，未必，魏碑字形变化的诡异和曼妙，我们看了就觉得……怎么说？还是我们发现不了美？我记得哪位大师说过“不是在创造美而是在发现美”，我发现美后把它整合到自己的手上，积累的多了变异的招数也就多了。古人在魏碑里边这种技巧含量相当丰富的，它几乎是任意的，比如英雄的“英”我连续写几个草字头，你把下半部完成，同样你再写几个草字头，我再把下半部分补上，或者反过来都可以，会发现魏碑非常多变。有规律吗？似乎没有规律但有规律，就是一种组合配比的规律，就像拳击一样，两拳组合、三拳组合，练是这么练，真打起来就不能这样套了，写起字来也一样，是随机的。 孙伯翔 先生曾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造成矛盾然后解决这个矛盾使这个字有变化，有异态”。
魏碑的多变性我认为绝对不亚于行草书，甚至于在笔形的变化上比行草书还丰富，行草书应该是最包容的东西，它可以包括魏碑的所有技巧，当然几乎所有的行草技巧和方法也都可以在魏碑当中体现，比如方笔、圆笔、长线、短线，结构的聚散、跌宕、屈伸、纵横，这些在魏碑当中统统可以体现，但这里边应该以创造美为主，不能是“任笔为题，聚墨成形”。把其它技巧往唐楷里加加试试，极难！打不进去，所以中国书法界的高层人员就提出：要激活唐楷，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话题呢?唐楷极其辉煌的书体现在却沉寂了。激活太难了！写唐楷写到一定程度上也不是很容易的，我说它容易是相对于魏碑而言的，唐楷有唐楷的魅力。可唐楷的变异性呢？之所以说唐楷是摆在我们面前一块儿啃不动的骨头，越不过去的高峰，是因为它有局限性。如何突破唐楷的局限，如何借助某些元素激活唐楷，使唐楷在抒情达意上、韵味上丰富一下，你若能做到了那你了不得。我们曾在一起讨论过，张继说：“要解决这个课题得多大的才气啊！”。魏碑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的方便，提供了先天的多变的可塑性，怎么写都行。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并不认为我的魏碑成就有多高，但是我做了很多的努力，下过很多的功夫，进行过深入地研究，如果把魏碑领域研究得很好，如果能解决魏碑当中所存在的关键问题的话，其结果一定会不错，起码可以解决区别度的问题，再往后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魏碑非常适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说实话我现在的魏碑骗了多少人，骗完了评委骗观众，我不是说我有多好，但我的区别度高。有人说我把魏碑写秀了，如果我不玩细腻的，多变就变不了。在多年的魏碑研究当中我发现魏碑具有先天的多变性，这是我研究的结果也是我往前攻的方向，我的作品区别率好，这点我特自信。看自己的东西确实不喜欢，这不是谦虚，我临了很多贴但一般不给别人看，我临帖是为了解决研究课题而干的，有一点我特自信就是我的字区别度高，撕碎了我保证能找得出来。
中国书法界热闹非凡，书法家遍天下，我们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个领域里杀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这应该是我们搞书法的人必须需要考虑的问题，要想在书法上做一番成就的话就必须考虑这一点，就要力图避免扎堆，要有区别率。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毛病，很正常谁没有毛病？古代书法家没有受过批评的没有，王羲之被贬为“女郎才”，颜真卿也曾被骂为“插手并脚田舍汉”。只要遭到攻击的说明都存在着问题，但是如果李松要立的住的话，让真正懂书法的人看出我的东西是好东西的话那就好办了，就算达到目的了，但很难，那是我们的追求，梦寐以求的追，“人书俱老”式的追求，所以说写魏碑好处多多。
此文是2004年全国第六届理论研讨会获奖论文（二等奖）。已收入论文集中。
李松 笔法研究
中国的书法艺术最讲究的就是用笔。元代赵子昂说的“用笔千古不易”, 是指在用笔的法则上千古不易,是对笔法重要性的高度强调。
我们理解，这法则是：要用毛笔书写出高质量的，具审美有表现力的点画。这是书法艺术无可争议的一条法则。
在书法方法技巧中，笔法是占第一位的，没有笔法，就无从谈字法、章法、墨法。所以，对笔法的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历代书家、书论家对笔法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且精彩绝伦的论述。尤其是其中的“万毫齐力”、“力透纸背”、“屋漏痕”、“锥画沙”、“折钗股”等，至今仍是指导我们学习书法的重要指南。可以说，在书法技法的研究中，对笔法的研究应该是长久的课题。
鉴此，我们用今天的视角，对笔法中的问题作一番研究和探讨。
一、 关于用笔的发力与“锋变”
毛笔在纸上运行要留下痕迹，这痕迹就是汉字的点画。用同样的一支毛笔，由不同的人来写相同的一个字，结果是一人一面。其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运笔发力方法不同。写字时，笔毫由于手臂的发力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异，因此，才有“唯笔软而奇怪生焉”的说法。笔毫在不使用时，形状是锥状的，一旦濡墨落笔，锋毫即变，一写一变。写字时笔毫始终是处在变化状态的，这就要求书者在书写中发力控锋、调锋，在控锋、调锋中书写。
这种书写过程中的锋毫之变，我们称之为“锋变”。
无论何种字体书体中的点画，其实就是书写时“锋变”的结果。研究笔法，实际上，就是要集中在怎样控制“锋变”的这一关键点上。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笔画，都是由入、行、收三个技巧环节来完成的（点，一入即收）。入，主要是完成笔画前端的造型；行，是完成笔画中部的造型；收，是完成笔画尾部的造型。发力和锋变的各种技巧，也就集中体现在这三个细小环节之中。在这三个环节中，每一个环节都会直接影响一个笔画的造型。因此，它是用笔最基本的技巧环节，对笔法的研究也就必须着眼于这三个具体的技巧环节。
用手、腕、臂的发力来控制和调领锋毫，利用锋变来完成这三个环节，并进行点画的刻画，就是用笔的关键。古人研究笔法最经典的成果莫如“永字八法”，虽然它还是残缺的理论（如：心钩、鹅钩、之捺等，这些极为重要的笔画，只一个“永”字无法包含其中，说明它还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但其实践指导意义确是重大的。我们仔细分析“策、勒、弩、趯、侧、掠、啄、磔”八字，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控笔发力的问题。
由于发力方法的不同而导致锋变的不同，又由于锋变的不同而导致点画的形状不同。故而才形成了“楷书笔法”、“篆书笔法”、“隶书笔法”、行书笔法”、“草书笔法”的五种笔法分类。
五种字体各有各的主要笔法特征，篆书的“铁线玉箸”、隶书的“蚕头雁尾”、楷书的“永字八法”、行草书的“绞转连绵”等既是。在同一种字体之中，无论其风格是怎样变化，在点画的刻画，或者说在发力方法和锋变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张迁碑》与《曹全碑》比较，共性是“波磔”和“蚕头雁尾”，区别是一方一圆、一刚一柔。柳楷和颜楷比较，共性是“藏头护尾”与“八法”，区别是一骨一筋、一峻一朴。
这些差异的形成，无疑是锋变的结果。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断出，个性风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原于个性化的运笔发力方法和个性化的锋变上。人们称米芾的“刷”、东坡的“画”、山谷的“描”，就是对他们个性锋变技巧最典型最贴切的形容。也正因为他们各自的这种独特的锋变技巧，才形成了他们各自的书风，才形成了宋代“尚意”的书风。
这种例子俯拾皆是。
锋变的幅度与发力的方法有直接关系，重发力，锋变的幅度大，笔画粗壮；轻发力，锋变的幅度小，笔画纤细；爽发力，笔画挺而柔；缓发力，笔画劲而朴，利用侧锋锋变，笔画方峻；用中锋锋变笔画圆浑。
不管怎样发力与锋变，必须是以刻画准确而高质量的点画线条为宗旨的。若求点画线条造型的准确，首先是要发力与锋变的准确。不同的点画，不同的字体，不同的风格，需要不同的发力方法和锋变技巧。
二、“线性”问题
所谓“线性”，系指作品具有独特的锋变技巧，同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统一性的点画线条所表现出来的线条特性与特征。
古代的每一部法帖，在用笔上，几乎都是一种个性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就一部具体的法帖而言，其个性的锋变技巧，会形成一种鲜明而独特的“线性”特征。如朱耷的作品就很具典型意义。他运笔采用平均式的发力方法，极少重按轻提，锋变的幅度很小，点画线条粗细均匀，所以，他的线条就有他自己独特而鲜明的“线性”特征。不用看整幅作品，只看一个字，就可以通过其“线性”特征断定为朱耷手笔。我们还可以做这样一个试验，取王铎、郑燮、张瑞图、何绍基、康有为、赵之谦书统统撕成碎片，搅和之后再进行分离，筛选时肯定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他们各自笔下的线条是极具个性化的，这种个性化线性的信息就储存在只字片纸之中，辨析它们是非常容易的事。二王、欧褚、黄米、董赵等，莫不如此。因此可证，“线性”是构成个性笔法风格特征的集中体现。
“线性”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
1、线形
线形，系指点画的具体造型。它是笔法的具体体现。
无论书法的何种书体与字体，每一点、每一画都有确切的造型。“蚕头雁尾”、“铁柱悬针”等既是。有的比较形象一些，可以以物类相比，有的或者说大量点画，就很难以物类相拟对，但是，每一个点画都有着确切的形态造型。这种造型是指具有审美意义的造型，而不是指那些“肉饼”、“死蛇” 类的败笔笔形。
2、线质
线质，系指点画的质地和质感。它是笔法的表现力所在。
书法的点画线条应该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这种表现力就体现在点线的质地和质感上。它是书法特有的形式技巧语言。有的富有弹性，如“铁线”；有的体现苍劲，如“万岁枯藤”；有的表达飘逸，如“彩带”；有的展示刚健，如“铁画银钩”等等。它具有审美特质，并用以表达烘托作品的风格气息。不是指那种“死蛇挂树”、“煮烂的面条”之类的败笔质感。
3、线色
线色，系指线条的墨色与层次。它是笔法的神采所在。
书法的点画不只是一种墨色，有浓淡、枯润、浅深等等区别和变化。“重若崩云，轻如蝉翼”既是。它是点画线条要表现的重要内容。所谓“墨出神采”就是指具体的线色而言，线条丰富的墨色层次变化，会更加拓展丰富线条的表现力。不是指那种“墨猪”、“失血”之类的败墨之笔。
4、线向
线向，系指点画的运笔走向和点画顾盼的方向。它是笔法的动态所在。
在书写的过程中，如果点画的走向有一定的规律性，就会形成一种势。这种势对风格会起很大作用。横平竖直表现稳和，横翘竖倾体现险绝。如果运用得好，会使作品更具表现力，如果运用得不好，则会成为习性笔病。
5、线位
线位，系指点画的位置。它也是笔法的动态所在。
一字之每一笔，都有相对固定的位置，这是汉字本身的规定与限制。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规定和规律，篆、隶、楷相对严谨对称，其点画的位置可移动的幅度非常小。行、草的点画位置移变性非常大，有很强的可塑性，随意性。行、草点画的位置可做左右、上下的移动，这种点画位置的交错与移位，会产生聚散、正欹、开合等动态效果。并会直接影响字的整体造型，会使字势产生奇特的变化，使作品的表现力更加生动。不是“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无度蹂躏汉字的那种混涂乱抹。
在构成线性的五个方面中，线形、线质、线色是最核心的内容，其中线形又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余都是以线形为依托才能表现出来的。
三、中锋与侧锋、圆笔与方笔
书写之际，运笔的方向和锋变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的，笔迹总是形成短线、长线、直线、弧线的反复转换交*。笔锋常常是由中锋而转变为侧锋，又由侧锋而转变为中锋，这样的反复转换。发力的目的，就是调领锋毫完成这样的转换并刻画点画。历来人们对中锋侧锋的研究给予了很大关注。
以往，人们对中锋的判断比较一致，“令笔心在画中行”就是中锋笔法的核心技巧。我们的理解是，其中锋就是指毛笔的主毫，将主毫调领中正，利用主毫锋变刻画点画的方法，既中锋的典型笔法。但对侧锋的判断则莫衷一是，我们认为，侧锋指的是毛笔的副毫，控制副毫锋变刻画点画，同时，也包括用锋尖刻画点画，既为侧锋笔法的技巧所在。
鉴此，我们对中锋与侧锋的判断是：
中锋用笔的核心是对“主毫”和“正锋”的控锋锋变技巧。
侧锋用笔的核心是对“副毫”和“锋尖”的控锋锋变技巧。
有些论家对侧锋存有偏见，其结症是在侧锋与偏锋的区别和判断上。偏锋与侧锋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侧锋与中锋一样，也是笔法技巧中优良的技巧，偏锋则是败笔。侧锋的线形、线质具有丰富的造型和表现力，并具有多方面的审美素质，它可以充分表达和烘托作品的风格与气息。偏锋的锋变则有着典型的病笔形态，锋尖与副毫（笔肚）各在一侧运行，其线形必然呈一侧平滑，另一侧锯齿状，线形、线质十分拙劣。侧锋与偏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凡圆笔者，主要是以中锋来刻画的；凡方笔者，主要是以侧锋来刻画的。
一个笔画的方与圆，主要体现在笔画的两端和笔画中部的转折处。此外，圆笔的锋变又主要体现在点画的粗细、长短、曲直上；方笔的锋变又主要体现在点画的棱角、方折处。
方笔的锋变技巧，关键是对副毫和锋尖的控制，点画的棱角是用副毫和锋尖刻画出来的。在魏碑的笔法技巧中，侧锋的用笔占有很大比重。被认定为“方笔之极则” 的《始平公造像》的方笔，就须用侧锋锋变技巧。
以横为例：入笔侧锋切锋而入，随即翻锋右行，收笔切锋回收。入笔切锋是用笔尖和笔肚刻画笔画首端的方笔笔形，翻锋是为了由侧锋变为中锋，收笔切收是用笔肚副毫刻画末端的棱角。在折笔处的方与圆要看折笔的程度，直折之笔为方笔，弧折之笔为圆笔。
毫无疑问，中锋用笔在笔法技巧中是占主导地位，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任何人在运笔时，是很难做到绝对地笔笔中锋的，都是中侧间互的。故而才有“取险”、“取妍”之说。在古典法书之中，任何字体都有方圆之笔的存在。方笔典型的范例有：篆书《天发神忏碑》、隶书《张迁碑》、楷书《始平公造像》。赵之谦的行书具有明显的方笔色彩。草书 基本是以圆笔为主，也偶有少量方笔的成分存在。圆笔典型的范例非常之多，大量的金文、小篆几乎都属圆笔系列，隶、楷、行大多方圆兼备。
四、用笔的“发力点”问题
在前面所述的锋变与发力问题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发力点”问题。所谓“发力点”是指在运笔过程中，手臂用力最重之处和锋变最大之处。
书法笔法的变化是极为复杂的，尤其是行草书，很难以定量分析。在“发力点”这个问题上变化就十分复杂。我们发现在传统经典行草法帖中，古人在“发力点”技巧的运用上是非常有机巧的，手段也是非常多样的。我们分析大体有，常规式（或称经典式）、均衡式和变异式三种“发力点”的技巧。
常规式的“发力点”主要在笔画的两端和直折处，其“发力点”相对比较固定。比如汉隶和唐楷比较典型。不管其风格是有多大差异，但在每一笔发力的位置上是非常固定的。凡隶书“蚕头”和“雁尾”的部位必是“发力点”；凡楷书“藏入”、“顿收”、“折笔”和“钩根”的部位必是“发力点”的位置。行草书中王羲之、董其昌、赵子昂是典型之例，尤其是赵子昂更趋于经典化，其“发力点”几乎完全恪守楷法法则。其风格是工整、平稳和娴雅。
均衡式的“发力点”实际上是没有清晰的发力点。小篆一系比较典型，尤其铁线更为典型。朱耷、怀素的草字也具有明显的均衡“发力点”的特征。
变异式的“发力点'可能是落在点画的任何部位。相当多的魏碑楷书具有清晰的这点特征。与常规经典式的”发力点“比较，我们发现，它有的按常规”发力点“发力，更多的是不按常规的”发力点“发力。如以撇为例，常规的”发力点“是在起笔处，极为少见将’发力点”下移到别处，而北碑撇的“发力点'可以设在这一笔的任何部位。这种”发力点“的变异会直接造成线形的变异和风格上的差异。故而形成了北碑的一石一格、一石一貌的现象。在行书体系中，在“发力点”上变异较大较明显的当属米芾、郑燮、王铎和张瑞图。米芾、郑燮和王铎是从常规经典式“发力点”技巧和锋变中蜕变而来，而张瑞图的“发力点”与锋异变则走向了另类。
当运笔均衡发力时，锋变小，点画多显长短之别而少重轻之异，其节奏也就不清晰明快；当运笔不均衡发力时，锋变跌宕，点画线形变化必然丰富，节奏自然清晰强烈。
在评价笔法的好坏高下时，审其“发力点”是否准确而精到，“发力点”的变异是否精妙而奇巧，应该是一条不应忽视的标准。因为它可以直接反映出书者的功力和造诣。
五、主笔的概念
在笔法技巧中，主笔的概念是非常需要强调的，尤其是篆、隶、楷，主笔至关重要。
之所以称为“主笔”，是因为它在一字之中充当最主要的角色。主笔有三个主要功能特点：
1、 占有重要位置，起一字的主体支撑作用。
2、 笔画最长，书写难度最大的一笔。
3、 表现力最强的一笔。
篆、隶、楷的主笔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变异幅度比较小。行、草的主笔极不稳定，其变异的幅度非常大。所以，在篆、隶、楷的创作中，主笔是不能出现败笔现象的。如果苛刻一点，一幅作品之中、甚至连一笔的败笔也不能出现。主笔若写败，整字则必败，一字已败，通篇失色。当我们在审视一件楷书作品时，如果有一个字的主笔出现败笔，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字是整幅字中最显最跳的一个字，败笔的暴露尤其明显。 所以，篆、隶、楷的创作对主笔的要求是极为严格和挑剔的。
古人对主笔的研究也多有论述，刘熙载在《艺概》中有：“画山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主笔有差，则余笔皆败，故善书者必争此一笔”。
行、草书的创作，在主笔的把握上要比篆、隶、楷复杂得多，其难度也大得多。复杂的原因是讲求变异，主笔可以变异成副笔，主笔自身也可以有各种造型的变异。难度大的原因是，不但要精而且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行、草书不仅仅主笔变异，副笔的变异更大，副笔有时可变为主笔，更多的是自身的变异。当副笔和主笔的功能特点发生变化时，对变异的副笔须作主笔对待。由于行、草书的创作有即兴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同字不同貌，同笔不同形”是行、草书创作的重要技巧法则。它更须作者要具有较强的控锋能力、变化能力、应变能力、表现力以及对字型的组塑能力等等。
六、笔速问题
在笔法技巧中，运笔的速度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技巧之一。笔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快与慢的问题，它与所要书写的墨色、字体，所要表现的风格、节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笔速本身既能完美地表现这几个方面，又要受到这几个方面的制约。
1、 笔速与墨色的关系
用墨的核心技巧是“纸墨相发”，用墨的关键技巧是施墨。由于水墨落到纸上有渗化的特性，所以，施墨之时必须要把握准分寸，否则失控就会败墨，失去墨韵。
其规律是：“饱笔渗化快，渴笔渗化慢”（其中墨的水分大小和纸质的吸水性大小不能忽略）。为使墨的控制准确而合度，如何把握笔速就是关键环节了。
其要领是：“饱笔须快，渴笔宜慢”。
例如在行草书的创作中，当毛笔蘸一次墨之后，要连续书写若干字，笔含之墨就有一个由多而渐少的过程，而行笔的速度也要有一个由快而渐慢的过程。这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如果不按这个规律运笔，饱笔反慢运，渴笔却快行，那纸上之墨一定一塌糊涂。前段漫漶不清，后段苍白乏色，也就无所谓墨韵而言了。行、草书的墨色注重浓淡、枯涩、燥润、虚实的变化，因此，对笔速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有高速与低速的驭笔能力技巧，才能表现行草书的墨色墨韵。
在篆、隶、楷的创作中，笔速要求匀和，一般情况下反差较小，大多采用中低档的速度。原因是，这类字体的墨色反差较小，书写时笔中所含之墨不宜太饱，不宜太渴。笔速与墨色是互为表现的关系，又是互为制约的关系。
2、 笔速与字体的关系
不同的字体对笔速有不同的要求。篆、隶、楷的笔法是笔笔独立的，又要强笔画的刻画。这样，在点画的书写中，运笔的速度就很难加快。另外，这几种字体的章法基本是成行成列，一格一字，字字独立，字与字之间没有绵互萦带关系，故而，很难以快档笔速运笔。
行、草书的笔法有很大的自由度，笔画的长短、粗细随机可变，直线、弧线可任意组合，笔势可断可连，单字中可连笔，数个字可缠绵。这些都为笔速的加快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或可以说，提供了既可以加快又可以放慢的条件。
3、 笔速与风格的关系
技巧表现风格，风格制约技巧。笔速是笔法中的技巧，故而，笔速与风格是互为表现，互为制约的关系。风格恬静一路，笔速须稳和；狂狷一路，笔速要急掣；古朴一路，笔速应迟涩，等等。在行、草书中，这种风格的多样性与笔速的多变性是共存共生的。行草属动态字体，风格差异极大，其笔速的变化差异尤其明显。它要求书写者，必须能对各档的笔速，都要有很强很娴熟的驾驭能力，才能很好地把握风格。同样是王羲之的作品，其笔速不同，风格不同。《兰亭》笔速相对慢，《月仪》笔速快。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篆、隶、楷虽属静态字体，但在风格上是非常多样化的。以唐楷为例，禇遂良笔速快，欧阳询笔速中，颜真卿笔速慢。笔速的快慢对风格的表现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由此可知，风格对笔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笔速对风格的表现是需要分寸的。
4、 笔速与节奏的关系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任何字体在创作上，都必须要有节奏韵律的展示。单从点画线条的角度上看，粗与细、重与轻、长与短以及迟涩与流畅、稳重与奔放等等，都是构成节奏的基本要素。这种对比愈是强烈，节奏就愈加跳荡。迟涩和稳重之笔必然是慢行的，流畅与奔放之笔肯定是快捷的。
行、草书的书写，快慢徐急、重轻粗细、大小收放的变化很大，所以就不是等匀的运笔速度。这是行草书创作非常重要的笔法技巧。
篆、隶、楷书的书写，虽然不比行草的节奏反差大，其中也有节奏把握的问题。或某字凝重，或某字飘逸，须依行气节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笔速的把握亦当随之而变化。
快速的运笔与细微的刻画是一对矛盾，笔速越快，发力与锋变失控的几率越大。所谓练笔，练的就是要解决这对矛盾，练的就是快且精，练的就是能驾驭各档的笔速来写出精美的点画线条和精彩的汉字造型。
七、连续书写的控锋问题
不同的字体在书写时有不同的控锋技巧。篆、隶、楷在书写时的调锋过程可以比较自由，也就是说，当锋变失控或不理想时，可以并允许随时停顿，可以在砚盖上将锋理顺。因为，这类静态字体的笔画是独立的，一笔写完，毛笔要离开纸面，然后写下一笔，每笔之间有一小的停顿间歇，所以，在书写的途中有能够停笔理毫的机会。这种调理锋毫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纸外调锋”。
行、草书写时的调锋与篆、隶、楷有很大区别，因为，它有笔意的衔接，气韵的通贯问题。由于这种笔意气韵要求上制约，使得在书写过程中不能随意停顿，否则，行气会气断意阻。写行、草时必须是要连续书写的，这样，就要求书写之际边写边调锋，其调锋的过程须在书写的一瞬间完成。这种调锋方法，我们称之为“纸上调锋”。
行、草书连续书写的技巧往往与其它的技巧纠缠在一起。首先，与笔速有关。没有笔速也就无从谈连续书写的问题。其次，与把握线性的技巧相关。行、草书线形的变化非常复杂，连续书写，瞬间纸上调锋，要写出高质量的点线。第三，与字法、章法相关联。要注重字形的组塑、行气的通贯和章法的和谐等等。第四，与墨法技巧关系紧密。行书讲究墨的层次，讲究行气间的蘸墨点，只有笔在蘸墨时才是间歇与理毫之处。频频停笔蘸墨必然扰乱连续书写的节奏。第五，与风格样式等关系密切。
此外，连续书写的技巧与其它非技巧因素也往往纠缠在一起。如文字内容和字的大小因素，书写时几案的宽窄与纸的移动因素，等等。可知连续书写的技巧其难度是不容忽视的。
二00三年六月于京华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