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性”与“国家感”——一种政治地图学的观察视野与分析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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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京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民族－国家及其空间表象的研究出现了一场双向运动：一边是地图史的考察引入知识－权力的视角，重思制图背后的政治动机与权力意志；另一边是国家成长研究的文化转向，关注地图之上的领土性构建和话语生产。两个方面的贯通，开启了一种“政治地图学”的新理路。现代性的地理勘查、测绘及制图技术，同国家与空间关系的稳固法理定型结合起来，衍生出推动传统意义的“边陲”向现代意义的“边界”转型的政治效能；而地图的可视化语言，则通过人的感性直观，在长期的观看和阅读中构建出一种基于“领土性”的“国家感”，最终发展成一套深度影响集体空间－记忆的社会文化框架。对当今流行的“民族性”理论范式来说，“政治地图学”的观察和分析，不仅提供一种补充，而且构成一种限制。
作为规模不等的地缘机体，古老的城邦和帝国即占据一定的空间，但一般认为，仅当弹性的“边陲”固化为有明确分界线的“领土”的时候，才可以谈论现代意义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现代性”直接对应着国家的“领土性”。由于现代国家都是空间型的主权单元，因而，对外的排他性领土占有和版图范围内的一体性民族/国族聚合，就构成观察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基本维度，相关研究也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和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而不断推进。为了进一步深化讨论基于“领土性”的“国家感”，本文拟补充一种政治地图学的分析。
在实际历史进程中，领土型国家的建设不仅在物理空间层面展开，而且紧密联系着表象空间层面的符号化生产——地图的绘制即为典型。现代社会的中小学教室通常悬挂一幅全国地图、一幅世界地图，其目的，无非是以可视化的方式教育学生，一定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由此可以理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修订名作《想象的共同体》时，为什么特意增设了专门讨论“地图”的章节。历史考察表明，从传统制图到现代制图的发展，是跟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变大致对应的。可以说，建立在一系列调查、统计、测绘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地图绘制，作为一种体现空间能力的表象知识生产，构成现代领土型国家建设的一个实质性方面。借此，现代国家不仅得以进行精确的边界勘定和科学的国土规划，而且能够以简洁明了的直观方式构建国民的领土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感。这样看来，一种政治地图学的分析，就成了诠释现代国家建构的一条重要进路。
一、地图：知识-权力的视觉呈现
地图的“语言”是线条和图形，但是，像文字记载一样，它自古就是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因基于地图的历史书写具有可视化特征，奥特利乌斯特别强调：“地理是历史的眼睛，一切都在地图集中展露无遗。”所以，当1839年巴洛斯·伊索萨首次使用“地图学”这一概念时，指的就是“研究古代地图”的学术活动。作为其兴起的背景之一，19世纪的地理学为地图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主义视角。随着20世纪馆藏与商业交易的流行，又出现了一大批以版本考据、图集汇编、史料介绍为主的地图史研究成果。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传统研究始终将地图视为一种观察工具，并出于交通指南、国土规划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强调其客观、科学与价值中立的属性。这样，地图研究要么在图集整理汇编的意义上归入档案学范畴，要么就在关注地图实用功能的意义上纳入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框架。以哈利、伍德沃德等人为代表的新地图史学者，不再满足于“客观再现”论，而将地图视为一种知识与权力的“表象”。在他们眼里，地图并不仅是反映地理－历史的机械工具，更是具有建构功能、可以推动政治社会进程的积极力量。由此敞开了一个“政治地图学”视野。
基于这一视野的观察和分析，聚焦领土型国家建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这不仅因为，地图的表象空间与国家的领土空间具有显见的适配性，而且因为，大规模的制图活动也伴随着领土型国家的成长而兴起。按施密特的说法，现代领土型国家，对外有“数学般精确”的边界，对内有“普遍理性化”的统一秩序。而这两个方面，都跟地理勘查和测绘活动密不可分。新地图史学者特别强调，地图作为一种表象空间的符号化生产，本质上是“知识与权力”的互构，其中蕴含着两种类型的权威：“外部是非制图者对制图施加的权威；内部是制图者对其受众所形成的权威。”
所谓“非制图者对制图施加的权威”，指的是政治权力对地图知识生产的渗透、控制甚或垄断。在近代欧洲历史上，这种情势不仅见诸绝对主义王朝的旧制度，而且延及共和革命之后的新政权。对喜好征服的君主来说，地图知识作为一种“关于领土的科学”，首先联系着“争霸术”。“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学习计算和测绘地图是战争艺术和防御艺术的必经之门。”而在王国的版图大致定型后，系统而精确的国土勘查和测绘，则能用以规范行政区划、构建统一秩序、实施人口管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又与“治理术”密切相关。这可以解释，在王朝体制下，地图的绘制和出版为什么必须经过王室的特许。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然而，王朝对国土勘查和测绘活动的资助，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却被新政权继承下来，并发展成为一项由共和政府主办的公共事业。时至今日，地图知识以及作为其升级形式的地理信息系统（GIS），仍然实质性地关乎一个国家的对外国防－安全和对内统治－治理。正因如此，其生产就不是纯然中立的科学－技术，而是被打上了权力意志的深刻烙印。
所谓“制图者对其受众所形成的权威”，指的是地图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对读者的政治认知产生的引导、规训乃至定向作用。伴随领土型国家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制图，以实地勘查和测量获得的数据为基础，使用经纬线、比例尺和投影法，形成一套融地理知识与测绘技术于一体的规范性专业语言。这套语言通过对地缘机体的分类、检视和编码，而投射于受众的内心世界。一方面，从一国内部来看，当现代科学制图将领土呈现为一个“匀质化的空间”时，就在形式上撇开了作为封建残留物的诸多司法管辖单位的交错、叠加和杂糅，而与构建统一法度和秩序的现代国家治理要求高度契合。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地图的几何结构，其实就是用线条勾勒出来的主权地形学分布。另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地图的“投影”同国家权力的视角也是一致的。近代以降，无论新航路的开辟、列强的争霸抑或是世界性的战争冲突，地图投影的变化，对相关国家而言，都不仅体现了势力范围的拓展能力，而且反映了表象空间的生产能力。尤其在19－20世纪的世界政治中，纵横捭阖的国际争霸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由制图话语所塑造的领土意识和权力意志所导致的。自1821年巴黎地理学会成立开始，地图的制作就与欧洲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活动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国家纷纷将其纳入大科学计划的政治议程，以服务于地缘性的扩张战略。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瓜分同步于谈判桌上的地图划线。这种地图霸权不仅体现于列强对非洲大陆的争夺，还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时局图》上显示出来。
以心理机制论，地图对受众政治意识的建构功能，与其可视化形式直接相关。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借助地图这一形象化媒介，领土主权观念可以在绝对君主的脑海里瞬时并整全地浮现。“统治者通过地图观察和研究他管辖和拥有的地区，就像飞翔的鸟儿从空中看地面一样。”大体上，普通民众领土主权意识的生成，也是通过这样的机制。按照教育心理学的解释，人最初的直觉是拓扑性的，由此才发展出几何与可量度的表象空间意识。所以，在现代公民教育中，始于儿童启蒙阶段的识图活动、拼图游戏和地图教学，可以提供关于国家的原初的具象性体验，它先于抽象的概念与推理，构成了此后理解“领土”“疆界”“祖国”的永久性认知图式。在这一认知图式中，“我们－他者”抑或“我们的－他们的”之间的区隔，往往与地图上的领土分界线相对应。
按照政治地图学的观点，地图知识的生产过程，凝结着国家的利益与意志，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从宏观层面视之，这个过程包含三个主要环节：首先是国家权力对所辖领土进行勘查与测量；其次是用精确而严谨的几何结构来呈现统一、匀质的主权空间；最后是通过整理汇编过往的地图予以历史记述。这三个环节的有机结合，构成近代领土型国家的一种表象空间史的书写脉络。这种书写不仅留存于地图档案，而且见诸文艺作品，从中我们既可辨识民族－国家的空间建构逻辑，也能观察“祖国”的拟人化意象的演变轨迹。伍德、哈维、特布尔等学者，从“知识与权力”互构的视角，对技术性的地图话语与政治性的权力意志的关系进行长时段历史考察，建构了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解释框架。依据这个框架，地图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能够贯通“物理空间”与“表象空间”，将“家园－祖国”意识植入人的内心，从而促成国民领土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的融合。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的政治文化基础。
二、“领土性”：民族-国家的政治表象
按凯尔森的说法，领土不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其规范含义乃指“国内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但是，在历史上，国家与空间关系的稳固法理定型表现为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迄今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20世纪后期，查尔斯·蒂利、斯泰恩·罗坎等人开展“国家形成的地理学”研究，他们强调，现代政治的诞生始于大规模领土型国家的出现，这期间，权力对既定领土的控制仰赖于同时进行的两步：一是“边界建构”，即国与国之间以明确的线性边界来划分；二是“结构化”，即一个国家能够在内部政治整合的基础上将法律和政策渗透到所辖疆域的方方面面。
直观地看，领土型国家的空间分布及其并立关系，在跨境地图上是一目了然的。不过，政治地图学特别强调的一个论点是，地图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复制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参与建构一个世界。这样，考察地图的视野就必须随之拓宽，即要从作为产品的地图扩展到生产地图的整个勘查和测绘过程。事实上，无论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建构”还是一国内部政治整合的“结构化”，都依托于两类新型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一是以地理学、工程学为基础的划界技术；二是由天文、数理、几何与测绘等学科所发展出的制图技术。当基于这些技术的跨境地图作为权威依据被广泛运用于外交谈判的时候，一种领土性政治文化便逐步被培育出来了。于是就有三个需要进一步阐释的问题：
（一）在边界勘定过程中，地图的绘制如何塑造了成形中的领土空间？
吉登斯说，“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大体上，“边陲”乃一国实施有效控制的边缘区域，但这个区域是弹性的和易变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所标明的那种稳固而精确的领土划分有着本质区别。在西语中，frontier一词源自拉丁文frontaria，原意为“对抗敌人的前线”或“战区”。到了近代，喜好征服的君主将建立在新兴科学与工程基础上的制图技术用以指导战争，于是，frontaria就进入地图语言，有了线性分界的意思，表示“行军的前线”。休战期间，它又指“停火线”或“防线”。当然，在“前线”或“防线”以内的区域，就是属于自己的地盘。在地图上，这块地盘呈现为数字、线条和图形，可以为君主直观地把握。
从传统“边陲”向现代“边界”的过渡，与战争之后分割地盘的外交谈判有密切联系。其典范示例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17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在谈判开始前，外交人员通常会准备绘制清晰、信息准确的地图材料；而谈判备忘录和条约文本中描述“国界”的用词，也由frontière逐步转向了limite和borne。按照新的话语表达方式，frontière仍指战争“前线”，而limite则表示由众多“界碑”划分开来的具有规范法理属性的国家之间的“边界”。条约签订之后，当事各方会安排由测绘人员提供具体划界线的数据，勘测并树立界碑，同时以制图的形式确定、保存信息，供国土及外交部门使用或公开出版。1814年拿破仑战争后，《巴黎条约》仍有如下条款：“基于最广泛的自由原则，防止对国界线地区的个人财产造成损害，与法国接壤的各国应指定专员，同法方专员一道划定各自边界。完成任务后，应尽快绘制地图，由各专员签字，并发布公告，标明相互之间的边界。”
（二）在一国内部的政治整合中，系统性的制图活动怎样促成了行政区划、央地关系及公共治理的重塑与转型？
领土型国家的建构，不仅表现为国际关系意义上的边界划分，而且表现为国内秩序意义上的政治整合。若是离开后者，一国的政令便会遭遇梗阻，法律秩序的“属地效力范围”就要大打折扣。法兰西的经验表明，领土型国家建构的内部转变，一要对传统的封建领地、自治地方、教皇飞地、帝国城市等多重司法管辖单位交错杂糅的局面进行整肃，形成“内陆－边界”“中央－地方”“首都－外省”的新布局；二要在领土范围内继续推行行政区划的勘界和测绘，以塑造有利于全国性流通和统一管理的行政系统。在法国，这项工作始于波旁王朝，完成于共和政府。1789年大革命之后，为贯彻一种平均主义的理念，新成立的区划委员会在地图上规划、展示对领土的几何形配置。与此同时，新的制图计划也被用来配合区划改革中的边界勘定与地名更新。在实际工作中，委员会沿袭了王朝时期的做法，一般由行政官员负责规划、指导，勘界与制图的任务则大都交由雇佣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去完成。
除了政治－法律秩序的统一，领土型国家的内部建设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还依赖一系列基础性制度与功能的叠加，国土的勘查、测量及地图绘制同耕地、水利、交通、资源、生态等工程相配合，就是一个例证。按照福柯的观点，近代国家的人口、资源、财产、经济都以领土性为统计口径，其有序治理也时刻依赖对国家事务的理性分析，于是，旧式的“统治支配的政体”就转向了新式的“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这在制图领域有三方面的突出体现：一是发展出一整套关于国家的知识（地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等）；二是形成一系列特殊的治理技术装置（地图、年鉴等）；三是由制度、程序、数据计算及学术机构等塑造了新的政府形态与管理思路。这意味着，依托科学知识和测绘技术，提供有利于国家治理与公共服务的精确地图，成为一项基础性的国家能力。
（三）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中，制图技术及其实践如何催生了一种影响深远的“领土性文化”？
在近代欧洲，国家间领土边界的划定，首先是对外战争和外交谈判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地图的绘制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评论家指出：“借助地图学知识，人们对精确性的关注日益增强。对一个地图绘制者而言，无论当代的还是历史的地图，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边界线，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对线性的边界意识更加稳固。所以，按照这种观点绘制的地图，不仅是一件成功的作品，更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直觉意识。”如果把“领土性文化”的对外向度和对内向度贯通起来，那么，其核心原则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属地主义。从司法上看，领土是一种“社会封闭机制”，对应着“领土范围内的管辖权”。20世纪以后的国际法学者，尽管已不像近代思想家那样，过分强调国家法人对权利物品意义上的领土的排他性占有，而更多地关注基于“领土性”的法律原则和秩序，但是，国际法实践中的“属地主义”文化却一直得到延续。在今日国际社会，领土作为法理上的有效边界，赋予一个国家以管理所辖空间与人员流动的属地权利。事实上，“属地管辖”不仅早已确立为处理国家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准则，还通过国际《海洋法》和《空间法》，由领陆扩展到了领海和领空。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早期欧洲的“公民性”与“国家感”往往依赖于属地主义规则所塑造的身份意识。而这种身份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地图而生发、展现和强化的。
——统合主义。由内部视角观之，领土型国家首先是一套权力设计方案。这套方案的形成，得益于统治者通过地图式的语言和思维来构想政治。透过现代科学制图所呈现的均质化的几何结构，可以发现测绘技术、地图使用与空间认知三者之间的互动。正是这三方互动，有效促使异质性、碎片化的“地方”向集中、统一的“领土”转变，整齐划一的空间感最终刷新了人们关于主权的认知。对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主权对领土空间的掌控，不仅表现为中央权力从首都到边疆的流动，还表现为政治权威在地图表象层面的覆盖性铺展。就此而论，国土的勘测、地图的绘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成长是同步的。国家就是统一的政治空间，也是地图所抽象的数理、几何形式的领土。
——理性主义。领土国家也是一套技术管理方案。如同火器改变了国家间战争，印刷加速了知识社会革命一样，制图技术强化了崛起中的“国家理性”意识。按照近代思想家的比喻，地图作为领土空间的一种缩微表象，就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观察一切关涉“国家事务”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这是“政治算数”的重要构成。在领土型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地图的绘制和使用，影响了行政区划与央地关系，为全国性的空间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也有力推动了一种治国实践中的理性主义文化：一方面，中央权力逐渐习惯于借助科学技术，更加高效而完整地熟知领土区域内的每一个细节；另一方面，资源的整合与区划的管理，也逐渐服从于数理、统计、图表等标准化尺度，而这种尺度所反映和代表的，就是一种统一、规范、理性的政治秩序。
三、“国家感”：空间-记忆的社会文化框架
在体验水平上，“国家感”表现为国民的归属、认同与忠诚，因而是一种“共同体感”。可是，当今知识界用以诠释共同体问题的主流理论框架，却并非基于“领土性”，而是基于“民族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对外的“有限”与内部的“同一”两个方面考察民族共同体，认为，伴随“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渐次扩大范围的大众阅读，对塑造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发挥了关键作用。泰裔美国学者威尼差恭以“图绘暹罗”为题，着力分析地图的绘制与应用对“地缘机体”建构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德森范式的不足。不过，与安德森类似，威尼差恭终归只是把地图当作刺激和强化族群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媒介来看待，其立论基点仍然在于“民族性”。这样，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领土性”能不能被视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要素？一种基于地图的“国家感”与安德森等人所探讨的“民族感”在生成机制上究竟有什么分别？
民族主义的兴起，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是迟至19世纪才发生的事，在此之前，“国家感”的建构，更多地依赖地缘性的共居－共在－共生。这里可以列举三个主要关节点：其一，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国家之区别于原始氏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按地域组织国民。拉丁文的“祖国”一词，原初意涵也是空间性的，即埋葬先人的“祖墓”，后引申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祖土”。其二，在近代欧洲，绝对主义王朝对王国生命有机体的塑造，不仅紧扣领土范围，而且以可视化的地图为媒介。16－17世纪的欧罗巴地图，通常都印有头戴皇冠、手持权杖的主权者形象，一方面将王国的领土拟人化，另一方面也以“忠君”与“爱国”相贯通的形式将王国的政治机体神圣化。其三，共和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始于王朝时期的领土型国家建设却依然继续。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展开的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往往把实体空间的祖国祭坛、先贤祠等与表象空间的地图集、地球仪等等结合起来，大众化的拼图游戏成了在孩子的幼小心灵培育“国家感”的重要方式。以上三个关节点表明，从对国家认同的塑造来说，“领土性”有一条独立于“民族性”的历史发展脉络。
就生成机制论，一种基于地图的“国家感”与安德森等人探讨的“民族感”也是不尽相同的。地图的语言是线条和图像。在认知过程中，它唤起并依赖一种视觉化的感性直观，而非文字语义的逻辑推理。因此，与民族主义的抽象论述相比较，在几何平面上用数字、线条、符号描绘领土空间的地图，更方便开展国民的早期政治启蒙教育，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镌刻一种关于“国家”的感觉图式。事实上，近代民族意识的自觉，也是与国家的空间表象密不可分的。在19世纪的欧洲，基于领土的人口统计与地图绘制，构成了识别“民族”的关键步骤。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时局图》中，任何一块土地、一条边界的变动或处理，都会成为攸关国家命运和民族荣辱的全民性话题。“寸土不让”“领土保全”“神圣不可分割”的言辞使人振奋，而“卖地求和”“割地赔款”“瓜分狂潮”的消息则令人愤怒。现如今，只要打开一幅地图，首都、宝岛、遥远的边界，连同家乡的小河，会一下子映入人的眼帘。当这些画面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家园”与“祖国”便能在表象层面交织融通，使相隔万里的人们形成一种心理共振的“通感”或“联觉”。因此，就像电脑视窗操作系统的日常化使用深度影响了数字时代的生活形态一样，长期观看和阅读地图，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深度影响集体空间－记忆的社会文化框架。
（一）历史记忆的书写定例
泛泛而言，识图教育是一项悠久的人文传统。在近代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特别看重这一传统，并将其与国民的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主要有两个现实原因。一个是，由于交通闭塞，普通民众的眼界受限，往往只有乡土观念而无国家意识；另一个是，由于识字率低，多少具有思辨意味的政治论述和舆论宣传，对平头百姓来说显得曲高和寡。这就反衬了诉诸感性直观的识图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孔狄亚克曾指出，个体的学习同眼睛息息相关，所以，应从被动的“观看”转向主动的“注视”，形成一种积极的视觉性思维。“我们并不是一看到就会有想法，需要多注视，需要有秩序、有方法地注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用眼睛来分析，倘若没有分别、逐一、有序地观察到全部，就无法把握整体的图景。”
因此，在现代公民教育读本的编撰中，一种代表性的方案就是通过视觉的“记忆术”来强化关于国家的历史知识，其中就包括大量地图的使用。这种安排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套既定的秩序与解码规则，除了普及历史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向读者灌输一种基于“领土性”的国家意识。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圣图安总结了这种历史记忆的图像法：“通过与眼睛来对话，使人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记忆图表的目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必须赋予理念以一种新的、更加澄明的形态。如何用这种形态来表达思想，这是我创作这些图表时的主要任务，有时是直接描摹出对象，更多则是借助于它的符号特征。”近代以降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通常以一国的地理方位和领土空间开篇，并配以全国地图或跨境地图。这样的历史叙事方式之所以成为定例，显然是为了培养读者基于“领土性”的“国家感”。20世纪初，德·拉布拉什的名著《法国地理概貌》便是为拉维斯《法国史》丛书所撰写的导言。
（二）即视－画面的心理机制
如前所述，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喜好征服的绝对君主通过地图直观把握自己的统治疆域，率先获得了领土主权意识的自觉。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兴共和政权为了使普通公民自幼知晓祖国的神圣领土有哪些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了解“我们”之外还有哪些不一样的“他者”，就在少儿教育中大力推广了拼图游戏。事实上，类似的教育方式一直延续至今。与历史叙事的文字表达相比，地图上的国家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含糊、多义的修辞，而是由线条、数字、图形、符号构成的可视化界面。这种界面可以直接而完整地映入人的脑海，从而形成一种关于国家的即视的“画面感”。
首先，这种“画面感”是易获得的。基于文字表述的逻辑推论和理性判断需要某种程度的反思，而线条与图像则可以直观地给予人们。它便于识读，且能赋予读者一种可抓取、可拥有的触觉想象，正所谓“我生不作远游客，每检舆图心颇识。”其次，地图所给予的“画面感”又是互动性、参与性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的足迹远不过出生的村庄、街道以及周边的城市和乡镇。而现代人在旅行之前，仅仅通过观看和阅读地图，一种关于“家－国”的“共时性”与“即视化”的体验便诞生了：生养我的家乡，我所在的祖国，都瞬间呈现，触手可及。这样，传统农业社会统治者才有的“一图在手，执掌天下”的通透感觉，就随着现代交通与传播技术的进步而得到了大众化普及。如今，像一场场历史博物馆的“云展览”一样，一幅幅地图也构成了现代爱国主义的“视觉网络”。
（三）领土型国家的规范意识
在当今知识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民族主义理论范式，通常会用共同的语言、风俗、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等要素来界定“民族”，但问题是，这些要素也见诸“族群”。如果不加区分，以为每个操着自己的方言、崇拜自己的神祇、保持自己风俗习惯的“族群”，都有充分的资格构成一个“民族”，进而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的那样，诉求所谓的主权，就会带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扰。有学者通过概念史考察指出，在近代欧洲的政治语境中，负载主权的“民族”是基于领土型国家的大空间尺度来定义的。政治地图学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它提醒人们：
第一，国家是空间性的。地图集的编纂与叙事结构创造了一种超越历史时间的空间意识，不仅将古代文明的疆域同当下国家的领土对应起来，而且基于领土性的国家身份重新追溯了历史时间中的过去、现在、未来。第二，国家之间是有分界的。在地图的二维平面上，排列着众多的领土单元，它们是享有主权的国际法主体。这样的意象，既显出一国在国际社会的有限性和特殊性，也有助于认识国家间的主权平等。第三，国家是表象性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关于国家的最初记忆来自可视化的地图；而从更加宏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国土的勘查、测绘以及地图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则塑造了一种作用于集体记忆的领土型国家的“图像叙事”。从日常的道路指南、手绘地图到精装印制的地图集与画册，地图的目标不仅在于使人看见，也是为了向人讲述，进而让人认同其所属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地图册同时也是一种“记忆装置”，一种储存领土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的“日常性”“遗产性”“图示性”的“记忆之场”。“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
注：为便于排版，删除了文中的部分外文翻译。若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肖伟林
一审：张潇丹 二审：王智睿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