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安教授读书不倦，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等经典理论了然于心，学术思想受《备急千金要方》《脾胃论》《丹溪心法》《医林改错》《扁鹊心书》等影响。又受教于王乐亭、贺普仁、贺惠吾、夏寿人、于书庄等诸多名家前辈。在实践中不断思考、总结、完善，逐渐形成了独到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特色。
一、继承前辈，博采众长
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于1956年，针灸科聚集了当时北京地区几乎所有在全国颇具影响的针灸名家。包括王乐亭、夏寿人、贺惠吾、贺普仁、于书庄等。周德安教授的学术思想深受这些名医前辈的影响，是他们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继承与发挥。
(一)金针王乐亭
王乐亭初以“金针”治疗瘰疬成名，他通读经典，精于临床。他注重针刺技法，尤其是透刺法的运用，是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学术特色之一。他创立的一系列针灸处方，如“手足十二针”“老十针”“督脉十三针”“五脏俞加膈俞”等，在当代针灸处方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今被国内外针灸界广泛应用。周德安教授遵其思路，或对其处方应用范围有所扩展，或受其启迪创立新方。王乐亭注重整体观念，强调诊断、治疗应从整体出发。以“五脏俞加膈俞”方为例，在五脏气血、阴阳整体调节基础上加膈俞，调气理血、升清降浊。常用于治疗虚损证，对于脾胃疾病、中风等五脏虚损者疗效卓著，亦常用于治疗不寐、遗精、心悸、眩晕、头痛等症。周德安教授根据《黄帝内经》“五脏藏神”理论，应用“五脏俞加膈俞”方，通过整体调节五脏气血，改善脏腑功能，达到治神目的，将其扩展应用于抑郁症、焦虑症、痴呆等治疗，创立“补益安神法”。王乐亭治疗瘫痿病证时，根据督脉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气的观点，认为阳气不能上升下达，则阴血郁闭，筋脉失荣，致痿弱不用。提出治痿独取督脉，制定“督脉十三针”处方，用于治疗瘫痿、半身不遂、癫狂、痫证、小儿麻痹症、风寒湿痹等病证。周德安教授继承王乐亭治痿独取督脉的学术思想，又根据督脉入脑的观点，针刺督脉有醒神开窍之功，将其扩大应用于神志疾病如癫狂、痫证等的治疗，发现针刺“督脉十三针”可有效减少癫痫发作，减轻儿童抽动、抑郁焦虑症的烦躁不安等症状，具有重镇安神的作用，成为他针灸治神法之“重镇安神法”。王乐亭很早提出“治病求本，以胃为先”的观点，创立“老十针”方(腧穴组成：上脘、中脘、下脘、气海、天枢、内关、足三里)，不但用于消化系统疾病如胃炎、胃痉挛、溃疡病、肠炎、痢疾、消化不良等的治疗，也广泛用于其他系统疾病中。“老十针”还作为“中风十三治”之一，用于卒中后遗症的气虚血瘀证及慢性病的恢复阶段，可明显增强体质；气血不足所致的妇科病，也常在“老十针”基础上配穴，通过补阳明来调冲任；对于反复发作的癫痫，认为久病多由痰作祟，痰之产生多责于脾胃运化失职，亦常使用“老十针”，特别是食后易发、发时呕吐严重者。“老十针”广泛地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充分体现了王乐亭对后天之本中焦脾胃的重视。周德安教授继承了王乐亭“治病求本”的观点，非常重视对后天脾胃的调补，在“老十针”基础上，减上脘、下脘、内关、天枢，加百会、太渊、三阴交，化裁成为“补中益气方”，强化补气活血之功，用于治疗各种虚证；他还继承王乐亭治痰的思路，在保留中脘、天枢、内关基础上，加列缺、丰隆、公孙，化裁为针灸“化痰方”，用于治疗中风、眩晕、癫痫、梅核气、癫狂、抽动症、淋巴结核及各种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
(二)国医大师贺普仁
国医大师贺普仁从事针灸临床约70年，创立了“贺氏针灸三通法”，系统阐述“病多气滞，法用三通”的针灸学术思想，详细论述了构成三通法的“微通法”“温通法”和“强通法”的概念、功效、应用范围、操作规程及常用针具的规格、特点、适应证等内容，尤其对火针疗法的继承和发展做出突出的历史性贡献。“微通法”以毫针刺法为主，“温通法”以火针刺法及灸法为主，“强通法”以放血疗法为主，3种方法有机结合、对症使用，进一步提高了针灸临床疗效。周德安教授全面继承了贺普仁的学术思想，在治神、治痰、治风、治痛、治聋、治动的“针灸六治”学术思想中，自觉地融会了贺普仁的经验与观点，在临床中灵活运用三通法。治神方面，贺普仁在治疗小儿脑瘫、五迟五软、先天弱智类疾病时，常用毫针快速点刺百会、四神聪、神庭、本神、通里、照海等腧穴。关于通里穴，他有“通里通里，通情达理”之说，形象说明了该穴调理神志的作用，与照海配合，是治疗精神、情志异常方面的常用穴。周德安教授在治疗小儿弱智等先天不足疾患及自闭症、多动症时，亦常采取毫针快速点刺法，对于智能障碍、反应迟钝患儿，在“四神方”“五脏俞加膈俞方”基础上，加用通里、照海等穴益智醒神。治风方面，对于难治性面瘫，久治不愈的面肌痉挛，应用贺氏经验，用细火针局部点刺；治痛方面，对于慢性疼痛常用贺氏火针疗法配合毫针治疗；“治聋方”中的筑宾穴即是贺氏多年的经验。在治疗痤疮等皮肤病时，贺普仁常在背部肺俞、膈俞和异常的皮肤反应点等处放血拔罐，疗效显著。周德安教授治疗痤疮、银屑病、黄褐斑等皮肤病时，亦常使用贺氏的“强通法”，在肺俞、膈俞、大肠俞等穴放血拔罐，尤其是治疗发作期银屑病，周德安教授认为此法效果“常比激素还快”。
(三)其他老中医的影响
北京中医医院已故针灸名医夏寿人、贺惠吾、于书庄等均对周德安教授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有益影响。夏寿人早年曾赴日本东京高等针灸学校学习，1942年在北平(现北京，下同)开业，1966年到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工作。他学识渊博、医理精深，选穴注意从腧穴的特性出发，分析该穴所在经脉的病候及经脉所属脏腑的病候，选出可直中病所的关键腧穴和配穴，选穴少而疗效著，尤以擅治三叉神经痛而闻名。在针刺手法方面强调手法宜轻，尽量减少患者痛苦。周德安教授深受裨益，治疗三叉神经痛，常使用夏氏常用的膻中、气海、期门组成的“菱形反应点”理气活血。认同夏氏针刺手法的观点，强调“柔和舒适”。贺惠吾早年留学日本，善用管针治疗胃下垂、胃扭转，常先令患者仰卧，刺中脘、气海，再令患者俯卧，刺脾俞、胃俞，疗效显著。周德安教授治疗消化系统疾患时，常使用贺氏经验。于书庄自幼立志学医，尤其热爱针灸，1968年到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工作，在针刺机理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周德安教授曾经跟随于书庄开展了5年的针刺“循经感传”研究，培养了良好的科学研究能力。周德安教授在桂林南溪山医院工作期间，曾与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多位西医专家共同工作并结下深厚友谊。这段经历使周德安教授提高了现代医学知识技能，学到了西医严谨的治学态度，认识了西医看待问题的思想方法，使他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理念，并常教育学生要及时掌握最新医学进展。这种开放的认识，使他临床诊治的病种更加广泛，涉及内、外、妇、儿等多学科疾病，也促进了对针灸优势病种的不断认识与拓展。
二、崇气虚血瘀，重补中益气
周德安教授推崇王清任《医林改错》气虚血瘀理论，重视李东垣《脾胃论》补中益气法。王清任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活血化瘀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他说：“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不能伤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又说：“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认为瘀血是由于正气虚，推动无力所致，建立了“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法则，创立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方剂，治疗50余种瘀证及半身不遂、瘫痿、痹证及难产等，发前人之未发。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中风病的发生虽与肝肾阴虚、风阳上扰、痰火内结、上蒙清窍等有关，而临床上气虚血瘀、经络阻滞者则更为多见。李东垣遵《黄帝内经》“人以水谷为本”的宗旨，提出“人以胃气为本”，阐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病机理论，强调补益脾胃的重要性，创立名方补中益气汤。王乐亭将李东垣的学术思想用于临床实践，提出“治其本，以胃为先”的学术观点，创立了“老十针”针灸处方。贺惠吾亦重视脾胃，擅治胃下垂，主穴为中脘、气海，脾俞、胃俞。周德安教授遵循王清任气虚血瘀理论和李东垣《脾胃论》思想，结合补阳还五汤和补中益气汤的组方原则，在王乐亭的“老十针方”、贺惠吾针灸治疗胃下垂经验的基础上，发挥针刺调节气血、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功效，创立了针灸“补中益气方”。腧穴组成：百会、中脘、气海、太渊、足三里、三阴交。本方的基本作用在于健脾和胃，补中益气。百会为督脉腧穴，督脉与手、足6条阳经相交，可以总督一身之阳，为阳脉之海。百会位于高巅之上，历代医家均称之为诸阳之会。阳主动，人体的一切功能活动，均有赖于阳气的推动而发挥作用。若阳气不足，阴血不能正常运行而阻滞，最易受到外来邪气的干扰，变生他病。因此百会主要作用在于益气升阳，率血运行，通经活络，大有黄芪、党参、升麻、柴胡诸药的协同作用。中脘乃胃之募穴，又为腑之会，是脏腑精气会聚之处，具有健脾和胃、消食导滞、温中散寒等作用。足三里为胃经的合穴，临床应用非常广泛，是人体四总穴之一，临床虽多用于胃肠系统疾病，但由于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之经，因此还具有补益气血、通经活络之效。二穴相伍，共奏健脾和胃、补中益气、调和气血、升清降浊及通经活络之效，可比拟党参、白术及当归。气海属任脉，任脉总任一身之阴，为阴脉之海，而气海又为人体元气生发之处，具有蒸腾气化、温暖下元之效，可谓阴中阳穴，尤其是与上述诸穴相伍，可以加强其健脾和胃、益气升阳及通经活络的作用。该穴除具备上述补气药作用外，还具有补肾壮阳药及甘草、陈皮等调和药的作用，在本方中亦有重要位置。太渊为肺经的原穴，又是八会穴中的脉会，肺主一身之气，气血相依，是气血并重的一个腧穴。临床上观察到本穴既有益气养血之功，又有行气活血之效，具有上述二方中的当归、赤芍、川芎、桃仁、地龙和红花诸药的共同作用，同时也具有补气行气药的治疗效果，是治疗气虚血瘀型中风不可缺少的一个腧穴。三阴交是肝、脾、肾3条足阴经的交会穴，本身隶属于脾经，临床上多用于健脾益气，补血调经，亦兼补肝肾之阴，因此又有培补精血、益阴助阳之效。特别是与以上诸穴相伍，更加强了健脾和胃、益气升阳、补血调经、通经活络等效果，其临床效应偏于治血，相当于补中益气汤中的当归，而远较当归的作用为多。针灸“补中益气方”应用范围广泛，最初创立时主要用于中风、眩晕、痴呆等常见脑血管相关疾病，经长期临床观察发现，根据异病同治原则，凡辨证属于中气不足、气血亏虚、气虚血瘀的病症，都可用本方加减治疗。
三、针刺手法，柔和舒适
周德安教授对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前辈的进针手法特点了如指掌。毫针刺法，若以针刺手法之轻重区分，可分为以金针王乐亭为代表的“重手法”和以夏寿人老中医为代表的“轻手法”。周德安教授认为，此轻重之分，非有意将两种手法割裂开，而是为便于掌握要领进行总体上的定性分类，运用得当，皆可起到良好疗效。二者并无矛盾，运用时不能只执一端，而应灵活掌握，“轻”“重”结合。两位老前辈都使周德安教授获益匪浅，但就针刺手法而言，周德安教授更倾向于“轻手法”，认为“针刺手法应以柔和舒适为宜”。周德安教授非常注意进针前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操作手的消毒，无论再忙也严格使用酒精棉球进行手消毒后再操作。持针时，必用持针之右手中指指腹快速轻刮针尖，以便发现针尖是否有弯曲(俗称毛刺)的情况，这是他多年形成的习惯。过去没有一次性针具，所用针具都是反复消毒使用，几乎每次出诊都会发现少数针有毛刺，周德安教授的仔细，避免了可能带给患者的痛苦，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他对患者的关怀。进针时，以单手进针法为主，右手拇、食指夹持针身下端，露出针尖3分左右，紧靠中指指腹，肘、腕部几乎不动，仅凭右手拇、食指同时用力，将针尖迅速、轻柔地刺入腧穴。火针刺法则全面继承了贺普仁的火针操作手法，以散刺法和经穴刺法为主。针具多选择贺氏细火针，如果没有贺氏细火针，也常用直径大于0.3mm的一次性毫针代替。操作时同样遵循贺普仁制定的火针操作规范，掌握“红、准、快”的原则，针身烧红后迅速果断进针，务必保持针身垂直于腧穴，以免针身烧红后变软弯曲而烫伤皮肤。毫针代替火针，遗留的针眼更细，针眼处灼伤可在更短时间内恢复，这也是周氏针刺手法柔和舒适的体现。
四、针药并重，有机结合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提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知针知药，故是良医。”周德安教授深以为然，他强调“针药并重，必须两条腿走路，有机配合”。针灸临床与中医其他各科一样，都要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认识、分析及治疗疾病，都要根据四诊八纲、辨证施治理论。处方讲理、法、方、药，而针灸则讲理、法、方、穴，还要加一个术(手法)；药有君、臣、佐、使之配，穴有主、从之分；药分温热寒凉，针灸则有补有泻，用药选穴都有归经所属问题；等等。说明针灸配穴与中医处方开药有着相似之处。周德安教授认为：针灸和中药各有所长，应各尽其长，不可偏废。针药并重，有机配合，才能提高临床疗效。“针药并重”不等于“针药并用”，“针药并重”强调的是针灸医生在思想认识上要将中药治疗的重要性提高到与针灸同样的高度，而在临证时则并非所有疾病都“针药并用”，应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或针或药，或针药并用，各尽所长，有机配合。对于与全身脏腑、气血功能密切相关的疾病，包括中风、眩晕、痴呆、失眠、抑郁、耳聋耳鸣、儿童多动症、抽动症、五迟五软等，多采用针药结合的方法；对于局部气血瘀滞、经络不通导致的头、面、颈、肩、腰、腿痛和痛经等多种痛症，以及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痤疮、黄褐斑等多种皮肤病，仅以针灸治疗手段即可达到满意疗效。
五、针灸并用，相辅相成
周德安教授常提及《医学入门》“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之说，认为针法、灸法各有其能，应相辅相成。葛洪、王焘和窦材这些中医史上对灸法有突出贡献的医家，对他临床应用灸法产生了重要影响。葛洪《肘后备急方》提出“急症用灸”，将灸法用于救治卒中、恶死、癫狂、昏厥、寒湿、吐泻、霍乱、痈疽等急症。受此启发，周德安教授在治疗中风急性期的脱证，早期及时灸神阙、关元、足三里，以益气固脱、回阳救逆。《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载隔物灸，灸法所隔之物，包括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瓦甑等，如“以盐纳脐中，上灸二七壮，治卒霍乱”。周德安教授认为隔物灸具备艾灸和药物的双重作用，施灸时火力温和，无灼痛感，患者易于接受。在治疗中风急性期神昏痰鸣、目合口张、手撒遗尿、汗出淋漓、四肢逆冷、脉微欲绝之脱证时，遵王乐亭回阳固脱法，用盐将肚脐填平，上盖姜片，将艾炷置于姜片上，配合灸气海、关元。关于灸治艾壮的数量，周德安教授从《肘后备急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后以七为尾数加壮，包括二七壮、三七壮、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体现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观点。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辑录了许多经络、孔穴的内容，但治疗却“唯取灸法”。关于施灸部位，提出“腹中者，水谷之所盛，风寒之所结，灸之务欲多也，脊者身之梁。太阳之所合，阴阳动作，冷气成疾，背中重浓，灸之宜多。经脉出入往来之处，故灸能引火气”。周德安教授取其思想精华，灸法取穴常在腹部和脊柱两侧，例如治疗慢性消化系统疾病，腹部常灸中脘、气海，背部灸脾俞、胃俞；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免疫力低的反复感冒等肺系疾患时，常灸风门、肺俞；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常灸下腹部关元穴、腰背部的命门、肾俞等穴。周德安教授对灸法的认识受窦材的《扁鹊心书》影响最深。窦材的学说可概括为“须识扶阳”“温补脾肾”和“灼艾第一”，临证将灸法置于首位。指出“医之治病用灸，如做饭需薪”。认为“大病用灸，方保无虞”。大病即急危重症，将灸法当作急救扶阳的首选措施，主张早灸、多灸，“若灸迟，真气已脱，虽灸亦无用矣，若能早灸，自然阳气不绝，性命坚牢”。这些观点坚定了周德安教授对中风病急性期中脏腑之脱证早用灸法的主张。在保健方面，窦材提出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以防病养生的方法。窦材用灸法治疗疾病范围广泛，认为虚劳咳嗽、潮热咯血、吐血等属于肾气损而欲脱，急灸关元三百壮；中风失音乃肺肾气损、金水不生，灸关元五百壮；小便下血，属房事劳损肾气，灸关元二百壮；霍乱吐泻乃冷物伤胃，灸中脘五十壮；四肢厥冷，六脉微细，属元阳欲脱，应急灸关元三百壮；水肿鼓胀，小便不通，气喘不卧，属于脾气大损，急灸命门二百壮，以救脾气，再灸关元二百壮，以救肾水。受以上启发，周德安教授以关元穴作为最常施灸的主穴。对于灸关元治病的机理，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根据《难经》“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源”的理论，指出肾间动气受于先天，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但须依赖小肠不断吸收营养以充盈。关元穴是小肠募穴，欲使命门之火充盈，须灸小肠募穴关元。故关元穴不仅系先天之本，又系后天生化之源，既可健脾又可补肾。另外，他根据《备急千金要方》“妇人绝子不生，胞门闭塞，灸关元三十壮”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关元治脐下疼痛，妇人带下瘕聚，因产恶露不止，月经断绝，经冷”等论述，应用灸法治疗妇科常见疾病，取得良好疗效。周德安教授曾使用隔姜隔盐灸神阙的方法成功治疗一例中风后急性尿潴留：一男性患者因急性脑梗死住院，并出现急性尿潴留，由于合并全身大面积严重烧伤，无法进行导尿操作，患者烦躁不安，病情紧急，处置棘手。周德安教授想到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提出“治气淋方……脐中着盐，灸之三壮”，遂试用隔姜隔盐灸神阙法治疗，很快患者排出几百毫升潴留尿液，避免了因急性尿潴留引起的病情加重和急性肾损害等严重并发症。其学术继承人刘慧林主任医师。面对诸多中风后尿急、尿频、尿失禁患者，想到周德安教授治病案例，遂将隔姜隔盐灸神阙法应用于中风后尿失禁患者，取得良好疗效。由于疗效肯定，操作简便安全，该疗法2005年开始成为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治疗中风后尿失禁、尿频、尿急的规范，并向多家协作单位推广应用。这是对周德安教授灸法治疗中风病、尿潴留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扩大了临床应用范围，形成了诊疗规范并广泛推广，其主要适应证是以气虚、肾阳虚为主要证候的中风后尿失禁、尿急、尿频患者。综上所述，周德安教授在历代医家论述基础上，临床施灸时，常用腧穴包括关元、中脘、气海、神阙、肺俞、脾俞、肾俞、命门、足三里等，应用范围包括：梦遗滑精、阳痿早泄、遗尿、小便频数、癃闭、尿浊尿血等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崩漏带下、产后出血、子宫脱垂等妇科常见病；慢性胃炎、胃溃疡、胃下垂、消化不良、肝病、腹泻、便秘、脱肛等胃肠消化系统疾病；慢性咳喘、心悸、胸痹、动则喘促、水肿等心肺疾患及中风病和一切虚劳损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