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先发：人的诗心，是一颗“致良知”之心
近日，著名诗人陈先发的随笔集《黑池坝笔记》出版。他在采访中这样比喻自己和这本书的关系：“它就是一架语言的轮椅，上面坐着我这个矛盾的，病了的，写诗的人。”
Q：让我们从平常的问题切入吧，首先，诗人的身份对您意味着什么？另外，当代的一些年青人可能感觉与现代诗有点“隔”，您如何看待当代汉语诗歌的这种境遇？
A：在当代生活中，诗人其实越来越成为一种“潜在的身份”。古时候有宫廷诗人、行吟诗人等相对专一的身份，但在当下的日常生活里，每个诗人几乎都是“一人分饰两角、多角”。比如我，我是记者、总编，得为调查研究、写稿、新闻业务管理这些事务而奔波操劳，时而疲倦不堪；也得像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陷于生存的种种折磨；在语言上，也得屈从于功利、简明、以沟通为目的的口语系统，但在创作时、在写诗中你又必须完成某种超越。这种超越既是语言的、审美的、也是思想的。这时，职业身份与诗人“潜在身份”的冲突就会暴露出来，生活语言系统与诗歌语言系统的割裂感，也会暴露出来。简而言之，诗既是站立于生存对面的一种对抗，也是要从生活这个母体中挣扎出来而达成的一种超越。人类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极端形态是宗教，世俗形态便是诗歌等艺术。这种“一人分饰两角”的状态，时而是很难的，许多人并不能做到，艺术家疯掉或自杀比例比正常人群体高得多，就是源于这种分裂吧。但真正杰出的诗人，往往能“从一只平底锅中找到上帝”，把自己的笔牢牢稳固在日常生活上，唤醒日常事物的神性。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我心向往的状态吧。
另外，诗人身份对我来说，或者还意味着一种秘密。我的亲人中、朋友中，一些人并不知道我写诗，也许他们知道，但从不读我的诗，也从不刻意与我谈诗。甚至许多朋友对诗怀有某种偏见，将诗人形象固定在滥泛抒情的神经质上，我也从不争辩。我觉得这种怀揣秘密的感觉很好。
中国曾是个诗的国度，宋代诗人柳永，“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而李白呢，“天子呼来不上船”，当红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磨墨，诗人在各社会群体中的影响力可谓盛极。我觉得当今中国依然是个诗的国度，哪个小学生不能背诵几首诗呢？甚至连街角烤红薯的老太太，都读过“床前明月光”吧，可影响着他们的依然是古诗。当代汉语诗歌的创作量很大，在思想与审美的力度与深度、在语言学实践的复杂性上，我个人觉得远超唐诗，可为什么大家“不认这个帐”？为什么普通人群与当代诗很“隔”呢？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仍偏低，平均的精神产品消费水平仍偏低。这两方面上去了，如果读诗，古诗满足不了人们对深度的需求，就会读现代诗。二是现行教育体制、课程设置，对现代诗歌的重视远远不够，这方面于西方国家的学校比，差得太远，这也是教育理念过于偏狭、僵硬的一个结果。三是当代诗人的创作力仍有待提高，期待出现一批能对普通人群产生影响的“强力诗人”。
Q：您的诗歌中影响面最广泛的可能是早期的短诗《前世》，我看到国内外一些学校的教材中都选了这首，理论界阐释的文章都多得很。尤其是这首写梁祝化蝶的诗，结尾部分感动了许多人：“在枝头等了亿年的蝴蝶浑身一颤//暗叫道：来了！//……她忍住百感交集的泪水//把左翅朝下压了压，往前一伸//说：梁兄，请了//请了——//”。能以此诗为例阐释一下你的写作理念吗？或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当代诗。
A：诗是瞬间的产物。我早期的一些短诗如《前世》《丹青见》等，真正从笔墨落到纸上的时间，都不过短短十几分钟，而且一旦生成，再无一字甚至无一处符号的变动。然而，为这“瞬间”所做的准备却懵懂而长久。如同一个泡沫从累积千年的池塘上突然升起并猛地破裂---谁也讲不清这神秘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瞬间的裂变因某种微不足道的机缘而到来---事实上，在写《前世》时，我正趴在窗台上远望，冷不丁地听到楼下莫名的某处传来隐约的小提琴曲《梁祝》，心忽一动，遂有此诗。
真正值得一谈的，这内心的“累积”，到底是些什么？现在许多人热衷于杜撰什么“写作理念”，其实理念指导不了写作，如果理论先行，无异于镣铐，会让灵性尽失。但总结一个人长期以来的创作，我觉得每个人总有它独特的气质。这气质就是一种“累积”，我就讲它吧。多年来我一直讲，在中国诗歌的本土性之上建筑它的当代性。“笔墨当随当代”，这算是个常识吧，但当代性这个东西不是孤立之物，尤其是汉语言，这种在诗的流变中被锤炼了数千年的语种，形成了特异而深厚的诗语言传统，我的写作态度是：向传统致敬但绝不依附于传统。植根于传统之中的秉赋，我称之为汉诗的本土性。
大家都熟知古汉诗，可能各有体味，我对汉诗的本土性有个概述：“重视形体的，音律的；重视隐喻和寓言的；以意象诠注生存状态的；重视生存状态而轻视生活状态的；重胸怀而轻反省的；个体生命隐性在场的；对自然与人世持适应性立场的；依存闲适性而轻视批判性立场的；重视修辞的”。正、反两方面的写作经验，都包括在这段话里了。如果说简单一些，古汉语诗歌最大的弊病在于：过度高蹈而抒怀，过度才子佳人，对现实的批判性反省之力匮乏。虽有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但终不是主流。中国古诗中缺少人本身的复杂性，缺少日常生存中具体的矛盾与冲突，因而达不到某种理想的深度。针对这些，我提出了我的诗歌主张：一是“本土性在当代”，二是“诗哲学”。这是一种自我归纳，是对自我诗歌气质的阐释。
像《前世》这类短制，我获益于对传统的再发现。传统是什么？我觉得对当代写作者来说，它是一种资源。而且，这种资源从未远离我们当下的生活，就像古老的二胡声、埙的声音，混生于电子合成音乐之间一样。更重要的是，“传统”对我意味着一种方法论。比如《前世》，如果仅仅只是用当代语言方式复制一下梁祝化蝶的场景，有什么意义呢？梁祝只是一个工具、一块矿石。梁祝故事中的物我置换（化蝶）、指称移位、共时性等等方法，即使用在今天的写作技艺层面，也算是高超的手法，只是许多人看不见这种方法而已――从这个角度，“梁祝”这个意象与“基因突变”这种纯当代概念――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于我无别。我拿来就用。方法不执着于新旧，都是个相对性的东西。关于传统，我在《黑池坝笔记》中还有个提法，即“传统，是必须与之对抗才能看得清的东西”。阿莱桑德雷曾说，传统是革命是同义词。我想他的言下之意，大概讲这两者是一个共生体，互相抵制又相互生成。传统的敌人，从来就不是“反传统”，而是“伪传统”。在日常写作中，“传统”于我们，就是一种信手拈来的方法之库，它是古老的也是新鲜的，它活力四射――重写某些古典意象，绝非文化考古意义上的复制品。马知遥博士说，《前世》这首诗有我们的“熟知”与“惊醒”，我觉得很有趣：熟知，说明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处理它你去处理什么？但处理熟知的事物也意味着文本的冒险，力道不足易出庸本，可一旦有了新意，那就是双重的新意。所以才有惊醒。正如盾钝化了，就需要矛的双倍尖锐，就是这种逻辑。从这个角度看，《前世》是传统的，更是反传统的。
一首真正的诗歌总是有许多“入口”。解读《前世》的文章多，这么多朋友喜欢它，我很欣慰，他们都有自己的入口：甚至有许多人不把它当作一首情感之诗来解读，有人只从其中的一句“要为敌，就与整个社会为敌”来谈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是读者的阅读与误读，创造出一首诗的无尽空间，所以，关于《前世》，作为作者我已经说得过多了，我更愿意每个人从这首小诗中发现他自己的空间。
Q：您除了相对容易被理解的《前世》、《丹青见》、《鱼篓令》等短诗外，也写过如《写碑之心》、《口腔医院》、《姚鼐》等长诗，这些长诗结构复杂、意象繁密、内在空间迂回曲折，估计一般读者会望而生畏。但作为一个诗人，这些诗给我的阅读冲击力很大，其中一些句子或意象久抹不去，如《姚鼐》那张“微苦的桌子铺向四面八方”，等等，这些长诗为您赢得学术上的声誉但阅读面可能很小众，您为什么会创作这些长诗？
A：创作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而非阅读的功效或读者的多寡。读者是大众还是小众，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则是个完全不能把握的变量。李商隐在唐朝时可能是个只为小圈子所容的小众诗人，但在后世却大放异彩。时间是一种最神秘的力量，它会赋予艺术以创作者无法预知的生命力。严格地说，没有一种艺术的原动力真正来自读者，我写诗首先是要向自己这颗心交待。
那么，这颗心是如何给诗歌带来动力的呢？首先是“游于艺”的冲动，即语言创新的冲动。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艺的进步需要不断达成新景，突破新的难度，挑战某种写作状态的新的极限挑战。比如，我写长诗的冲动，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在内。长诗对作者来说，是结构能力、修辞创新能力、思维能力、语言控制能力的一种综合挑战，如果个人的写作史是一座金字塔，那么长诗即是塔尖。每个人都有一种要“把上帝赋予的个人才能发挥到极致”的冲动，这是人类所有领域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在诗歌这个领域，就是创作深具个人烙印的长诗。
另外，我写长诗也是对自己情感与身世的一种交待。比如长诗《写碑之心》是献给我逝去的父亲的。而《姚鼐》，则是我对家乡桐城以及桐城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在我内心，姚鼐姚姬传先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道德良知的化身。我生在桐城的孔城镇，自小读“桐城派”先贤的书，虽未曾见过姚鼐先生画像，但内心早有他在登泰岳时苍山负雪、老先生青衫铁拐的幻影，多年挥之不去，我想我必须写这样一首长诗向他献祭。人的一颗诗心，本质上即是一颗“致良知”之心，有些诗对我来说，是非写不可的。
我写长诗或长篇小说是迫不得已――一些思想不得不通过大容量的体裁来表达。一直以来，我有个想法，近百年现代汉诗，长诗罕有上品。长诗重在思想的架构和内在的空间。我看到一些诗人的所谓长诗，多数不过是短诗的勉力拉长或符码的胡乱堆砌，是形状上的长诗、诗性和思想上的侏儒。我想长诗之难，在于如何克服思之沉郁给阅读形成的某种滞塞，如何用语言自身的灵性来引导它，所以――所有好的长诗永存两种线索――思想的线索与语言自身运动的线索，如何让两者达成均衡，互攻互守并且紧抱着沉入深层，其中的语言速度、渐进之思，如何达成一体，这确实对写作者是个考验。长的东西都面临写作风险――比如我认为《西游记》就是一个失败的长篇，因为它没有一个思想上的递进空间，它有大的篇幅却没有多层的思想结构。
Q：您近期出版的随笔《黑池坝笔记》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有人撰文说是一本“洞微烛暗的语言智慧之书”，胡竹峰等安徽作家也称这是本“奇书”。里面有些小条目颇有意味，如“我若开口、便是陷阱”，“梨花点点，白如报应”等等，也有大量艰涩的哲学思考，总体上说，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本书？
A：《黑池坝笔记》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我想以语言的灵性带动思辩——虽然可能我力有不逮。这本书是我1996年以来写在书眉和废纸上的一些即兴之思，它内在的逻辑性并不十分严谨，但它就是我个人的思想史，事实上也是一部个人的语言史――整理到目前约300多万字。此次出版的是第一卷。上海大学教授许道军博士曾在《语言的隐身术与医疗术：陈先发的诗学与诗歌》一文中说：“在内容上，《黑池坝笔记》是专断的。
它不是在转述大师们的思想，向他们致敬，而是同他们争辩，甚至以偷换概念的形式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引起诗学、语言学和哲学的混战。”当然，这是对我的溢美之词了，但它触及到本书的灵魂，即“溶语言灵性与思想于一炉”的冲动。虽然这冲动可能还在初级阶段。它是不同时期一些断想的集合体，也是一个复合文本。在文体上，它是不可定义的。我常讲是它就是一架语言的轮椅，上面坐着我这个矛盾的，病了的，写诗的人。这部笔记对我个人是重要的，它企图在语言内部掘开的辽阔空间和矛盾丛生之象，有我的诗歌所不能完成的结构。新书出来，我在收集各方面朋友和读者的意见，就不多说了。
（作者：孙婷 陈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