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药剂量为什么与现在不同？谈谈经方剂量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

经方对于中医药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历代中医都是在熟读经方的基础上成为名医的。近年来，经典名方的研究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经方的研究。研究经典名方需要做很多工作，如中药来源的考证、炮制方法的考证、处方剂量的考证、煎煮方法和煎煮次数、加水量等，其中剂量的考证尤为重要。那么汉朝的用药剂量为什么比现在大？这不单单是度量衡不同的问题，与中药的炮制与称量先后也有关。

经方剂量考证‍‍

经方剂量的考证是无数度量衡专家和方剂学专家都为之不懈努力的研究课题，现列举三个重要研究结果：1957年由吴承洛出版的《中国度量衡史》，考证为：东汉一两=13.92克。之后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伤寒专家柯雪帆考证：1两=15.625克，较一两=一钱（3克）合理。20世纪80年代，已经纳入方剂学。第三个是考古专家丘光明考证为：1两=13.75克。

目前经典名方研究多遵1两=13.75克的结果，四舍五入后成为13.8克。如此计算麻黄汤中的麻黄是三两，那么应该是41.25克。而一般的方剂学则在括号里标注为6克。现今药典的用量是2~10克（药典用量都是1日用量）。有认为古之煎药为一煎，然后又分三服，量就不大了。然而当今方剂用量一剂也是一日量，以前分两服，现在也多为三服。再说一煎肯定不能完全煎出药物成分，两煎都未必可以。以一煎和分三服来解释东汉方剂用量并不大，似乎说服力不够。那么东汉的方剂用量到底如何？《伤寒论》的用量为什么这么大？我们必须从中药的用法和炮制方面去理解。

被忽视的“先称量后炮制”问题

汉代几乎所有的方剂都是先称量后炮制，显然这个用量是大打折扣的。这是好多学者都忽略的重要问题。文献考证，唐代以后用药才是先炮制后称量的。

古文献求证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旧方皆云㕮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细末，此于事殊不允，药有易碎难碎，多末少末，秤两则不复均，今皆细切之，较略令如㕮咀者，乃得无末，而粒片调和，于药力同出，无生熟也”。《新修本草》与《备急千金要方》均收载此段论述。这里显然是先称量后捣碎，且把㕮咀解释为捣之如大豆。其实㕮咀是形声字，皆离不开口。其古义李东垣解释为：“古无刀刃，以口咬细，今皆细切之。”陈嘉谟释义：“古人口咬碎，故称㕮咀，今以刀代之，惟凭剉用，犹曰咀片，不忘本源也。”《广韵》解释㕮咀为“修药也”。迄今为止，对全草类药材的切制仍称为“切咀”，有的把这类饮片也称为“咀子”。

㕮咀之后有“秤毕捣之如大豆”的论述，关键词“秤毕”，即汉时的处方都是先称量后炮制，显然其剂量是虚高的。

现知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的计量更是粗矿，常以“果、枚、梃、把、束、撮”等来计量，药材使用尚未发展到先炮制、后计量的精细程度。

查阅文献发现，讨论先称量后炮制的文章不多，在王宁的“伤寒论用药剂量研究”里提到经方是先称量后炮制的。还有个别论述也提到此问题。但均未引起重视。因此，先称量后炮制是剂量考证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当然还有煎煮方式和分服、剂型计量方式、榨汁鲜用，如地黄等。经方之经典无疑，但其细节问题还是需要规范的。

《伤寒论》处方求证

由唐以前的论述可见汉方是先称量后炮制。药有多末少末，又去根、茎、节等，故所称药量无法准确。《伤寒论》处方则更是如此，如麻黄汤：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个，去皮尖。若这些药都是先称量后炮制，麻黄先称后去节，用量几乎减少3~5%。至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合和篇明确指出：“诸经方用药，所以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烦方下别住也”“凡药治择熬炮讫，然后称之以充用，不得生称”“凡麻黄，去节，先别煮两三沸，掠去沫，更益水如本数，乃纳余药，不尔令人烦，寸斩之”。这里进一步明确了炮制后称的是处方实际用量，更为准确。所以，考证汉代处方用量，不能单从重量出发，还要看其是否是先称量后炮制的减重，彼时的处方用量，单从度量衡角度考证是有不足的。

《伤寒论》大约成书于公元200~210年，距今将近2000年了。故我们研究经方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中药材品种的变迁、产地的变迁都会影响方剂的作用，品种考证颇为重要；剂量研究、品种研究、炮制研究、煎药方法研究等，也一定结合当今实际。若将古今炮制相结合来研究经典名方，通过相关对照实验，经过比较优化后，用数据来确定工艺也许更可行。（来源：中国中医药报，作者：辽宁中医药大学 贾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