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斌：重思人工智能的辩证法：从人工智能到人类未来
一、“波兰尼悖论”：人工智能的知识基础
曾几何时人类对新生事物都心存莫名的恐惧，宁愿千年生活在寒冷的黑夜，而害怕温暖光明的火；宁愿延续使用陈旧落后的手工工具，也要打碎现代化的机器；宁愿继续利用高污染低效能的石化能源，也不愿冒风险去使用低污染高效能的核电。同样，面对人工智能这一现代社会的双刃剑，在开怀拥抱之际而又心存警惕，这一极其矛盾而复杂的心态与人类对人工智能认识的历史和人工智能的自身属性息息相关。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展与应用人的智能的理论，它既是对以人的智能为对象的理论考察与方法研究，也是将这一理论认知转变为实际应用的实践活动。关于何谓人工智能的定义非常之多，维基百科曾提出一个相对普适性的定义，认为人工智能是展示智能的机器，一个理想的智能化机器应该是在人类智能所不及或不能的领域中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目标的中介。如果说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解决人类面临的知识难题与实践困境的工具与方法，那么理解人工智能必须回溯到其知识论基础，而这与“波兰尼悖论”密不可分。
哲学家波兰尼于1958年在其名著《个体知识》中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波兰尼悖论”：“我们可以知道的比我们所知的更多，即我们执行的许多任务都依赖于难以编码化和自动化的默会知识、直观性知识”。即我们在实践中所能完成的超越了我们在语言中所能表达的内容，实践性知识突破了命题性知识的极限。例如一个制鞋匠可能难以清晰连贯地讲授关于制鞋的工艺流程理论，但却可以成功地制作出一双令顾客满意的鞋子，这离不开他的直觉、经验、体察与个人创造力。主体除了学习命题性知识之外，还有很多是习得的能力性知识，“钢琴演奏者获得了技术也获得了艺术才能，棋手既获得了关于走棋的知识也获得了下国际象棋的洞见和风格，科学家获得了某种判断力，它会告诉他什么时候技术在将他引向歧途，还获得了一种鉴别力，它使他能区分值得探索的方向和不值得探索的方向”。
人工智能首要地是关于知识表达形式、知识获取方式以及知识运用方法的学科，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是对人工智能作为知识新形式的有力确证。默会知识是相对于命题性知识的内隐性知识，直接挑战了知识必须是明确清晰、可予命题表达的传统认识论成见。苏格拉底说：“知道的东西一定能够说出来”，伽利略也有类似的著名论断：“自然之书是用数学的语言书写成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更是主张：“知识和语言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知识应当用一种语言来表达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条件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不能用语言来充分表达的知识的可能性，完全是不可理喻的”。默会知识论针对这一知识论的传统信念，认为在命题性知识之外还存在着诸多不能用言语陈述与命题表达但又非常重要的知识，它以直观力、想象力、判断力、理解力或领悟力等形式体现出来，虽缺乏知识的普遍性形式，但在实践行动中行之有效，这类知识被称为默会知识或缄默性知识。这一区分受到维特根斯坦学派的深刻影响，即以知识表达的强弱程度作为划分知识类型的标准。维氏曾言：“凡是能够言说的,都能说得清楚；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不可言说之物”如何被知识所表达正是默会知识论所关注的重点，它是对知识范畴的视域扩张与层次深化。默会知识论的关注对象并非是可以表达的东西和绝对不可表达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强意义上的默会知识目前不能用语言进行形式化的普遍表达，但弱意义上的默会知识却可依据情境差异而采取灵活策略，不断更新的符号化表达形式正在完善知识的表达方式。随着人工智能对知识形式的深度介入，从弱默会知识到强默会知识都将实现形式化的表达。
默会知识的充分发展是对“波兰尼悖论”的双重确证，一方面知识概念被重塑，知识的范围不断扩展，诸如默会知识、实践智慧等非形式化认知被赋予合法化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表达的知识”与“不可表达的知识”的界限日渐消融，“不可言说之物”获得多元化的表达形式，其中知识符号化、逻辑普遍化思想对于重构知识形式与认识方式意义重大。莱布尼兹在1703年就提出了影响后世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二进制思想，即以0和1的逻辑进路来作为语言表达的基本单元，据此主张逻辑符号化的观点。维纳高度评价莱布尼兹的贡献：“假如我必须为控制论从科学史上挑选一位守护神，那就挑选莱布尼兹。莱布尼兹的哲学集中表现在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上——普遍符号（语言）论的概念和理性演算的概念。”正是莱布尼兹奠定了作为人工智能核心的算法思想，而真正提出现代人工智能构想的是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艾伦·麦席森·图灵，他针对机器是否具备人类一样的思维这一问题设计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图灵测试要求测试者与被测试者（一个人与一台计算机）分隔开，通过相关设备（如键盘）向被测试者随意提问，在经过多次提问之后如果有超过30%的测试者不能确定出被测试者是人还是机器，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被认为具有人类智能。在图灵测试之后不久，1956年8月，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马文·明斯基（Marvin M insk y）、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等科学家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一个关于机器如何模仿人类学习及其相关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将会议主题定为“Artificial Intelligence”，据此1956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
人工智能成为当下学术热点、社会焦点与现实重大问题经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进入符号学派阶段，极为强调符号语言与依赖逻辑运算，片面追求算法的通用性求解，结果导致人工智能发展陷入“运算困境”，即解决复杂问题所需的海量数据匮乏，运用无限穷举法导致计算机算力低下，只能应付诸如九宫格、纸牌扫雷、积木游戏等低级运算。一旦置于复杂化情境则应对乏力，此时人工智能只是作为人类工具的机器，符号学派的困境证明，仅依靠对人类心智的符号化模拟与逻辑式表达会陷入一种瓶颈。而推动人工智能理论突破与技术革命的关键在于两大新的研究路径产生：其一是联结学派，认为人类所具的高级智能可归因为人脑独特的神经活动，通过研究人脑神经网络关联，进而探究人类心智所依存的神经单元与联结网络，心智活动是大量简单的神经单元通过复杂联结和并行活动的必然结果。另一个学派是行为主义，认为人工智能根源于控制论思想，智能行动是基于“感知—行动”模型的智能模拟。例如，训练猎狗捕猎的方法是当猎狗每次捕猎成功都会获得食物奖励，通过奖惩激励的因果关系而促使猎狗养成捕猎习惯，这即是强化式的记忆学习、自主学习而实现模拟智能活动。
人工智能的关键突破是建立在符号学派、联结主义与行动主义三大理论合流之上，大数据技术的崛起则实质性地助推了人工智能革命，科学家甚至直接称之为“智数时代”。人工智能在大数据的技术驱动之下发展迅猛，超越了传统的机器思维而开始走向“准人类思维”、“拟人类思维”甚或“超人类思维”。“波兰尼悖论”所标示的知识表达困境正不断被数字化、代码化突破，无论是“可言说之物”还是“不可言说之物”都正朝着数字化编码前进，代码运算系统与人工智能结合的后果是运算程序自动化甚至思维机制程序化，在“代码即法律”的理念支配下从物理世界到人类社会都不同程度地智能化。
二、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个体自由的双重面向
人工智能可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三种类型：（1）弱人工智能是指机器能像人一样思考与行动，然而机器受限于特定的场域与规则，也没有自我意识，只能依据人类的指令行动。（2）强人工智能不受场域与规则的限制，具备知觉与自我意识，具有与人类同样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也能和人一样去理性地思考与行动。（3）超人工智能目前只是科学家的想象与预测，认为AI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很多。它能在短时间之内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并完美地应用于实践之中，具有超过人类多元思维的认知能力，能习得与培育出人类的心理特征、情感气质、意志品质与个性思维。在这三种类型中，弱人工智能已经被广泛应用，诸如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与无人驾驶等领域，强人工智能是全球科技竞赛的热点并衍生出诸如政治对抗、军事冲突、道德失范与伦理越界等复杂性问题。从强人工智能向超人工智能的转型是技术革命的“奇点时刻”。“奇点”这一概念起源于数学中由于诸多异常聚合而无法被定义的独特之点，随后在物理学中被引用来标示宇宙大爆炸的起点而称之为引力奇点。引力奇点是一个密度无限大、时空曲率无限高、热量无限高、体积无限小的“临界点”，一切已知物理定律均在奇点失效。从强人工智能向超人工智能的裂变是奇点时刻的来临，AI已不是被人类发明并能简单控制与利用的工具，试图通过断网断电等方式来规训AI更是无稽之谈。AI脱离人类控制甚至翻转过来支配或统治人类绝非危言耸听，它是技术变革对人类未来发出的风险预警。
自启蒙已降人类秉承“知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信念，确信知识越多越安全，理性愈发达社会愈进步，发明人工智能是为了解放人类自身，其显现的意义与成就也确证了存在的正当性。但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人类实现个体自由与劳动解放的利器，也使人类面临着数字崇拜与技术异化的风险。那么如何在普遍智能的时代实现个体自由免受资本逻辑支配与抽象一般的统治，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个体自由与人工智能的辩证关系。
首先，人工智能重新界划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相互关联。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是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占有与掌握了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归属与依附于特定劳动主体，两者的原初统一造就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依附性自由。随着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日益分离、彼此分化与激进对抗，劳动工具从“劳动者延长的手臂”演变为支配与奴役劳动者的对立之物、异在他者，机器大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遍应用将劳动工具与劳动者的对抗关系激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劳动工具不断地机器化、自动化与智能化，机器广泛应用并成为普遍的生产媒介之后它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充当中介，而是成长为劳动的实体与主体。“机器体系的这种道路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人工智能作为机器逻辑的必然产物与典型形态担负着劳动生产的关键 角色，在将劳动者从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之际，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不断被降格与瓦解。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面临着主体性危机，“机器换人”正是这一危机的序幕。在超人工智能时代，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可能不得不沦为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蜕变为生产资料的一个部分，因此重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正是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课题。
其次，人工智能重新勘定了个体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辩证关系。在劳动还只是获取生活资料根本方式的前提下，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区分就成为衡量个体自由程度的核心指标。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劳动时间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认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机器逻辑实质上增 加了工人的劳动时间而减少了自由时间，而利润的增长与财富的积累就在于盗窃工人的劳动时间，未来社会的财富度量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同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在扬弃私有制而建设发达公有制社会过程之中，正是借助于人工智能的普遍而深度的应用，传统的以利润增殖为导向的劳动分工让位于自由选择与自我实现的劳动分工，以满足物质生活基本需要为目标的劳动生产转向以促进个体在物质丰裕、精神享受与文化陶冶等方面的多维实现，个人正因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才可能避免单向度的异化状态，正因为多重面向的生存实践与多维能力的塑造而成长为具有完善人格与全面发展的人。
再次，人工智能重新构建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二重关系。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价值，二者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种不同属性。“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生命活动”的本 真劳动应该凝结着劳动者的专业性、创造性、忠诚性与责任感等技艺能力与道德品质并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是机器应用愈是发达，抽象劳动愈加普遍。“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形式的活动”。抽象劳动的普遍化与具体劳动的消解使得劳动价值论遭遇到由人工智能普遍化应用所带来的挑战，即劳动价值不再由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投入到劳动过程之中的机器设备、技术创新与固定资本所决定，但它们日益被数字化、代码化与自动化。自动化的人工智能重构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用抽象的数字信息替代了感性的劳动活动，以符号化的软件代码取代了具体的物质交换，抽象一般的结果就是劳动活动的具体性丧失与差异性瓦解，原本丰富而真实的人类活动变成高度均质性、形式化与单一化的自动活动。然而，由强人工智能所赋能的自动化劳动并非个体自由的真正实现，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到劳动过程都无法被人所独立自主地掌控与运作，即便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自身也面临着主体性危机，劳动解放面临着技术异化与智能统治的风险后果。
三、数字红利抑或信息鸿沟：智能社会的平等困境
人工智能快速生成并“点燃”为学术热点、社会焦点、时代难点或者说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它在不断刻画着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并给现时代命名，“智能社会”已成为我们正在经历或即将到来的时代际遇。如果说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开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以电力大规模应用为代表开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那么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则开创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时代，而到了21世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然来临。每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初都通过劳动分工的革命而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但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与财富积累的鸿沟,也就是说科技革命与社会公平并不是同向同行，它既以技术创新的方式助推了社会平等，但也以技术鸿沟的方式阻碍了公平正义的实现。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指出，高级算法与生物技术将导致激烈的社会分层，现代智人将被迫进行如下分化：“形成一个人数极少的特权精英阶层，由升级后的人类组成。这些超人类将会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及创造力，让他们能够做出许多世上最重要的决定。……然而，大多数人并不会升级，于是也就成为一种新的低等阶级”。由此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利用尖端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将自己及其胚胎改造升级为超级智人，而另一个群体则逐渐丧失了经济与军事价值而沦为低级智人，面临着被社会体系抛弃的风险。当社会资源被技术性移交给人工智能、大数据、高级算法之时，大多数人会逐渐沦为无用阶级，少数精英阶层变成这个世界的支配者与统治者。马克思也曾描述过在机器大生产应用之初导致了工人就业机会丧失与收入降低，为此工人组织了砸毁机器的抗争运动，但这并不能阻止机器的普遍应用，是否采用机器化大生产的决定取决于资本增殖方式。利润最大化是科技革命的催化剂，驱动着各种资源都纷至沓来并聚集其上，人工智能的兴起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召唤的必然结果。
从机器大生产的普遍应用到人工智能的来临甚至是强人工智能的风险来袭，这一时代转型体现了人类自我与外在世界交往方式的深度变革，它是人类进化的认知突破与路径创新，表征着人类解放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存在样式与时代形态。如果说财产的私有化、生产的社会化与劳动工具的创新化是推动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向物的依赖关系，那么要真正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图景就不得不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尤其是劳动工具与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人工智能正强烈地激活这一社会转型的到来。马克思将社会平等定义为人类解放的本质属性，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刻画了理想的平等图景，其中“每个人的发展是所有人发展条件的总和”是人类解放的至高原则与绝对规范，“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社会平等的理想境界与追求目标，也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共同体之中社会平等与人类解放才得以彼此相关与相生共进。
人工智能是人类自我诊断与疗救的重要方式，目的是在诊断当下的时代困境与社会症结基础之上进行知识化分析、技术化治疗与数字化重建。作为一把现代性的双刃剑，人工智能既非令人谈之色变的魔鬼，亦非包治百病的神医。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理性化模拟，是人类思维面对现代社会危机时所进行的积极调适与主动变革，目的是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的资源匮乏与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中解放出来，其所主张的智能制造、数据共享、智慧管理、绿色清洁、生态治理的理念正是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生产，应该是克服了商品拜物教的公共性劳动，是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普遍性交往，也是超越工具论的生产活动本身。2017年联合国召开首次“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峰会”，提出人工智能可作为有效工具帮助人类解决诸多难题，将对包括消除贫困、零饥饿、质量教育、性别平等、清洁用水和公共卫生、可承担的清洁能源、体面的工作与经济增长、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现象、可持续的城市与社区及气候正义等总共17个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供积极指导与有益影响。
人工智能在积极推动解决全球贫困与实现社会公平之际，又陷入了新的发展悖论，它不是解决人类现代性困境的终极方案，技术发明的深度应用必然产生极端复杂的意外性后果与负面性效应。数字技术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信息化、扩大了就业渠道、提升了服务质量，数字化社会意味着我们将可能进入一个开放、协同、共享、集约的智慧社会。后发地区与群体可以凭借数字技术克服与逾越一些发展瓶颈与技术障碍，通过信息高速公路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共享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数字红利以尽可能地缩小人们在收入分配、财富积累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别。然而人工智能催生了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的二重对立与深刻的平等困境：
第一，人工智能面临着算法黑箱的数据正义难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强力结合导致我们陷入一种认知幻觉，似乎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可以使得我们忽略繁琐冗长的过程管理而只需向结果负责，人类只要在输入端提供海量数据就可在输出端实现目标。但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颠覆了这一认知路径，“与传统机器学习不同,深度学习并不遵循数据输入、特征提取、特征选择、逻辑推理、预测的过程,而是由计算机直接从事物原始特征出发,自动学习和生成高级的认知结果。在人工智能输入的数据和其输出的答案之间,存在着我们无法洞悉的'隐层’,它被称为'黑箱’(black box)。这里的'黑箱’并不只意味着不能观察,还意味着即使计算机试图向我们解释,我们也无法理解”。黑箱效应所产生的正义难题是伴随人工 智能的必然产物，人工智能研究专家霍德·李普森（Hod Lipson）把这一困境形象地描述为“这就像是向一条狗解释莎士比亚是谁”一样荒谬，但如果人类自身都无法就智能过程进行科学解释与深刻理解，那么人工智能能否真正为人类服务就大有疑问。
第二，“代码即法律”造就了数字垄断的困境。人工智能的发展呈现为知识逻辑化、信息数字化、规则符号化，其最为抽象的一般表达即是代码，代码是数字世界的通用语言与基本单元。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在《代码》中指出，网络并非不受规制的任意空间，它是由代码所创造的自由世界，但代码也可以将其塑造成一个充满压迫、控制与剥削的世界。“在现实空间里，我们可以理解法律的规制机理——通过宪法、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来规制。在网络空间中，我们必须理解代码的规制机理——那些造就网络空间的软件和硬件如何来规制该空间。……代码即法律。”虽然人类为了优化算法与提升算力而积极发明与不断更新代码，但人类并不能平等地占有与公平地使用代码资源。对于数字主体而言，基于符号与算法所构建的代码表征着普遍化的权利，每一主体都应拥有与使用保障其基本权利的代码资源。但由于代码资源的差异化与优势代码的稀缺性，代码本身演变为一种主体权力。当数字主体借助于代码资源而据有优势地位，拥有代码资源意味着数字垄断的特权，我们可以把以代码为核心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称之为“智能财产”，它就是未来世界财富的新形式与通用货币。代码资源的所有权决定了在数字世界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与角色，基于代码资源的差异造成了不同主体之间在认识与应对数字风险或数字危机时的能力差异，由此导致了不同主体之间在数字资源占有与分配中的不平等与不正义。数字垄断的必然后果是数字红利被翻转为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将制造出一个新的贫困现象即“数字贫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一个新的贫困阶层即“数字穷人”。“数字穷人”因具有缺乏必要的“智能财产”，未能掌握应有的数字技能，因而在数字分工中处于低端地位或弱势阶层，其与“数字精英”、“数字贵族”的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
四、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人工智能下的世界共生
费孝通先生在其八十寿辰（1990年）做了一个名为《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的主题演讲，讨论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主张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提法不仅是协调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也是应对各文明体之间相互冲突的重要准则。“各美其美”强调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主张优先培育与着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点与家国情怀的文化传统；“美美与共”倡导多元文化之间的求同存异、文明互鉴，主张以共享共在的方式实现共赢共生。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初各文明体尚能各安边界、相邻共生，一旦转向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时代，基于算法垄断、数字特权与代码霸权的优势国家可能会无视求同存异、和睦共生的原则，反以人工智能为工具寻求支配地位与霸权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数字化殖民地与数字化帝国，这是人工智能所造就的新帝国主义，或者说人工智能进一步撕裂了全球不平等问题。因此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为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所造成的全球性危机是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人工智能的离心化效应强化了全球性正义危机，意味着人类社会既遭遇到严重的风险挑战，也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人工智能的理论勃兴与普遍应用是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重要环节，没有任何单一的国家主体能独自实现对人工智能的独占与垄断，更不可能独自应对人工智能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与复杂性危机，全球合作下的共同治理应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之道。但人工智能内蕴着难以想象的创新力量、翻天覆地的变革效应与瞬息万变的风险境遇，它不断地在瓦解着社会的固有秩序与治理结构。超级智能化并不能自动导向一个自我调节的稳定系统，反而变得难以驾驭与把控。人工智能没有担负起社会整合的总体性力量，而是蜕变为社会分裂的解构性因素，其离心化效应表现为：一是凭借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而滋生技术霸权主义。在国际事务中民族主义兴起、单边主义抬头，国际霸凌现象与逆全球化的兴起，与这一轮人工智能的迭代变革不无关联。二是数字鸿沟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地理发展不平衡。后发工业化国家面临着继续承受数字剥削、数字殖民与数字贫困的风险，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进一步深化与扩展。三是人工智能瓦解着我们所尊崇与捍卫的人类精神，尊严、自由与平等这些崇高价值在人工智能、超级技术面前面临着被曲解、异化与抛弃的可能，人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本身面临着被超级智能彻底虚无化的风险。
超级智能的兴起是对人类这一物种的未来命运重新定向，人工智能究竟是像人类一样，还是超越人类，或者取代人类，三种不同的进路实际上决定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是零和博弈还是彼此相长。当前世界性危机景象丛生，既有军事冲突、核武战争、全球贫困、宗教冲突等世界性久治不愈的顽疾，也有恐怖主义、生态危机、气候变暖、精神虚无等全球性亟待解决的病症，更有网络犯罪、数字垄断、信息霸权、智能异化等风险新形态。面对这一层出不穷而错综复杂的风险景象，贝克满怀忧虑地预言道：“生活在现代社会就是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现代技术文明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们头顶而面临着随时坠落的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当前世界性危机贡献了中国方案，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离不开中国智慧。
人工智能加速了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它用超级智能的力量进行时空抽离，风险被数字化蔓延与全球性扩散，传统风险形态不断被解构而新的风险形态日益突显，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诸多专家发出警示，认为人工智能不仅将超越人类，未来更将作为一个新物种取代人类，如何应对包括人工智能风险在内的诸多世界性危机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但持续至今的风险困境确证了西方中心主义方案难以为继，中国为世界所贡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资源与方法出路。它主张在面临全球性风险时，各国人民应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在对话中解决争端、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同舟共济，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彻底否定人工智能 ，而是审慎理性地使用人工智能为实现共享共生的人类社会服务。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了世界先进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国智慧，是对世界性危机尤其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复杂性变革提供的中国方案。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0 年 第 3 期
注释从略
本文系华东师范大学智库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意义”、华东师范大学三大系列研究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阐释”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华东师范大学文化观念与核心价值创新研究基地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