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遗珠：远在瑞典的中国史前彩陶堪称海外第一 / 开普饭

去瑞典寻找马家窑文化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船岛上，有一座看似很不起眼的明黄色建筑，它与老城皇宫隔湖相望，并与国家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瑞典皇家艺术学院为邻。这里就是著名的远东古物博物馆。

以其丰富的东亚文物馆藏和高水平的汉学研究在国际博物馆界和学术界享有盛誉。在多达十万件的藏品之中，来自中国的文物约占百分之八十，年代跨越了新石器时代至晚清民国，最为知名的藏品当属史前彩陶，其收藏之富、之精，在中国本土之外首屈一指。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中国之前的中国”展厅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绘人头陶器盖

甘肃出土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安特生在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研究

出土于临洮辛店彩陶

每一座博物馆的成立都需要一个契机。对于远东古物博物馆来说，它的故事可以从首任馆长，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约翰·贡纳·安特生的中国之行开始讲起。

一九二四年起，安特生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野外考古调查基本是以兰州为中心，在半径四百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安特生作为研究构建中国上古史的第一人，首次将中国上古史带入了现代考古学和世界文明史研究的整体框架，其历史地位无法否定。

在当时的西北地区，彩陶根本无人识货，直到安特生大张旗鼓地问价和搜寻，大家开始意识到它的价值。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兰州的古董商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高价收购这些古老的陶罐。于是，从临洮等地新出土的陶器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安特生面前。但收购陶罐并非安特生的最终目的，他更需要掌握这些器物的出土地。收购陶罐的同时，他也通过当地传教士的关系打探到了彩陶的出土地点在甘肃临洮、广河等地，并于一九二四年夏天开始系统的考察和发掘工作。

一九二五年秋，安特生搭乘一艘牦牛皮筏沿黄河一路向东，将一批至少二十五箱货柜，来自中国西北的珍贵文物从兰州经北京运回瑞典。

安特生一共发掘出了大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片陶器，由于在这些考察中有瑞典皇家的经费资助，也有瑞典的科学机构和科学家参与研究分析，更由于当时的中国缺少研究的人才和条件，所以中国政府和瑞典签定了协议，同意安特生把他发现的彩陶运回瑞典进行研究，在研究完成后，再把其中的一半归还给中国，两国共享发掘成果。对于这一切，安特生都照办了，他回国后任新成立的远东文物博物馆馆长，整理出了400多件彩陶，对它们进行建档、保护、修复和定名，然后在9年中分7次将同样数量的彩陶归还给了中国。现在远东文物博物馆里的这些彩陶就是他留下的那一半。其中，标有“P”字母的文物被送还了中国，而标有“S”字母的则留在瑞典。现在馆内陈设的彩陶底部，有些还能看得到暗淡的“S”字母。而送回中国的那一半则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争劫难和人为破坏之后，则片陶无存了。

安特生手绘广河县齐家镇边家沟存墓葬平面图

安特生1924年拍摄的临洮马家窑遗址

安特生拍摄的运往临洮县城的彩陶马队在西平山

安特生拍摄的1924年的临洮洮河浮桥

安特生拍摄的帮助挖掘彩陶的临洮百姓

1924年采集员庄永成在广河县齐家镇边家沟村发掘墓葬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收藏的甘肃彩陶

安特生收集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安特生收集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旋涡纹双系罐

甘肃省宁定县出土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罐

甘肃省宁定县出土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安特生组织发掘的位于临洮等地的洮河流域多个遗址，是中国彩陶文化类型最为丰富、埋藏最为集中的区域。整理出土的彩陶，再结合之前的工作，他最终得以将甘肃的彩陶分期断代。

对于这批来自中国的文物，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通过了将收藏国有化的提案。而中国委员会则把成立一个国立博物馆来保存这些文物作为所有权国有化的前提，国会据此决定成立远东古物博物馆，并将其列为瑞典人文科学院的下属机构。同年三月五日，安特生被任命为远东古物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考古教授。

博物馆初建时，面临种种困境，但安特生坚持不懈地积极奔走，他的学术热情得到了公众的回应，藏品逐年增加，使得远东古物博物馆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安特生也开始着手进行向中国退还仰韶文物的准备工作。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间，远东古物博物馆分七次将标有P的文物运回中国，但遗憾的是，这批文物抵达中国之后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从此下落不明。最后一次有据可查的记载来自安特生最后一次亚洲之行：一九三七年，他在南京地质调查所亲眼见到过这批运回的文物。

马家窑文化彩陶罐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罐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罐

甘肃省宁定县出土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辛店文化彩陶罐

甘肃临洮辛店出土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甘肃临洮出土

彩陶罐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

2000年，时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的瑞典汉学家马思中在研究馆藏文物时找到了安特生当年留下的文物退还记录，并把它们交给中国相关机构，希望能够找到这批遗失的珍宝。

2005年，在他卸任馆长之际，北京传来了好消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库中找到四个木箱，其中有二十九件彩陶文物，根据当时的文物编号，可以确定这批文物来自1920至1924年间安特生的考古发掘，但无法进一步确认是否属于从瑞典运回的那一批。其中仅有一件编号为K6371的文物曾出现在安特生所列的返还文物清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