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党小刚||坟边的女人

坟边的女人

党小刚 

老家的那片自留地和村里成堆的坟垄一渠之隔，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母亲瘦小的身影。我的母亲便是那个在坟边的田头劳作、流汗、叹息或流泪的女人。

开春时节，母亲穿一件黑白碎格子老粗布衫，口水吐在手心揉搓着，抡圆了镢头在这块田野里锄地。干不完的农活压向母亲沉重的肩膀，额头的皱纹如同这关中平原梯田的沟壑一般蔓延。

母亲老了，一身的疾病拖垮着她，她执拗地同土地作命运的抗争，骨子里的倔强碰撞着干涸的平原土壤，仿佛发出铮铮的脆响。

毫无疑问，母亲是要强的。但在这贫困的生活气息里，坚强的人一番埋怨和苦叹，也是不曾保留的。这一切对于年幼的我，在内心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似乎是一个惯例。每当母亲在家里和父亲争吵后，受到莫大的委屈，便来到这块自留地抡起镢头干活，黄土地浸满了母亲的泪水。她感叹自己的命运，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悲哀。母亲擦拭着眼睛，隔着这五米多宽的灌溉渠，抱怨着那边坟头里早已入土的爷爷。她甚至反问着爷爷为什么惯养着父亲的怪脾气，反问当初父亲兄弟分家时白手起家时日子的艰辛和苦痛。

然而，母亲并没有因此自怨自弃，她是个极其坚强的关中女人。她仅仅是在抱怨抹泪的同时顺带劳作着厚重的土地洒热血。不，她是在劳作田地的同时顺带着一腔抱怨。不论如何，母亲劳作过的庄稼地，总是大丰收。特别是这块玉米地，每亩均产一千斤以上。这在我那北方干旱的山村，是令人羡慕不已的。

我的家庭因为贫困，加之父亲的倔强脾气，时刻伴随着争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家人和四邻右舍几乎很少走动。动土建房，为爷爷置办丧事，大姐上学，父母亲独自扛下了所有的重担，家里生活曾一度到了饥寒交迫的困境。母亲是个文盲，嫁给父亲后，受尽了苦楚。在充斥着大男子主义的贫困农村，父亲拿完了所有的主意，母亲几乎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却从事着繁重的农活，田地劳作，洗衣做饭，担柴挑粪，喂猪垫圈，她经常跟随父亲干着装卸的重活贴补家用，因此落下了膝盖积水导致的劳累病痛。生活的压迫，母亲早已习以为常，但自打我记事起，母亲从没在我们几个孩子面前落泪。她唯一能发泄的，便是对着那片坟地抱怨，劳作式抱怨，这是我去田地里寻找母亲时经常目睹的一幕。

我一脸迷茫凝视着这个世界，母亲却以指数幂的速度在衰老。自从我上小学起，大姐读医学高昂的学费使得我家四处借债，日子难以为继。母亲没黑没明地干着一切重活，透支着身体。有一次，母亲在去田地里的路上被一辆卡车撞了。司机留下了一部手机，人便没了踪影。手机后来被父亲三百元卖出，为的是凑齐学费。母亲的身子却落下了病根，双腿直到现在仍隐隐作痛。我上初中以后，母亲的头发便花白了，牙齿脱落，双耳失聪。如今的母亲，用现代化手段染一头黑发，戴一口假牙，老年斑爬满了她的脸庞。生活的磨难透支了她本就佝偻的身体，我对此深信不疑，而母亲却毫不知情。    现在的我每次回家，母亲老了，却像个娃娃一样，话匣子很容易打开。她怕我以后不孝顺她，尽力在我面前说着一切趣事。经常，母亲先故意说我没良心，然后感叹那句俗语“妈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引得我捶胸顿足去反驳她的话。每到此时，母亲就会幸福得“咯咯咯”笑成一团，脸上的皱纹便更加明显了。       如今，身处异乡的我多少次在梦中思念着母亲，泪眼模糊。也许将来，她已没有力气去享福了。在那时候，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位在坟边玉米地的女人，抱怨、倾诉、呐喊却又无比坚强的女人。

作者简介：党小刚，陕西渭南澄城人，毕业于陕西理工大学，现居西安长安从事金融工作。自幼喜欢文学创作，系西部散文学会会员、西安长安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