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城府



破解中国文化之谜,最有效的捷径就是分析中国传统的格言警句。而这些格言警句,一是集中在《论语》之中,另一就是集中在《增广贤文》中。这两本书,都是格言警句汇编。只不过前者囿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后者则是历经千年,由生活实践经验中提取。相对来说,《增广贤文》由于是中国人的经验汇总,更能够说明现实中的中国社会实情。

接触这部书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有家传的石刻印本,也算是家传的古书了,虽然那时对那些繁体字常常看不太懂,但是,也有能够看得懂的部分。比如什么“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等等。

这些格言警句其实前后并没有什么联系,都是东一言,西一句。没有逻辑,也不成体系,事实上只是一个语录大杂本而已。不过,一翻开这些语录,就遇到关于说话要谨言慎行的告诫。年轻人是很难懂得的,随着阅历加深,其实《增广贤文》都是中国社会民间的生存经验与智慧的高度概括。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读后确实感觉不爽。因为,这意味着真诚与直率都是负面的。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阴性特性决定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论城府,讲机心,要策略的。因为权力之剑高高悬在每个人的头上,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带来牢狱血光之灾。在专制社会,大兴文字狱,告密,酷刑,阴谋,特务,是与每个人的生存密切联系着的。

所以,中国人自古就不是以口才论人,也不是以智慧论人,而是以“仁”论人,而所谓仁,就是孔子的标准,即“刚、毅,木讷近仁”,相反,口才好,能说会道,思维清晰,表达清楚,那反而是坏事,因为,孔子同样有过结论:“巧言令色,鲜矣仁”。因此,中国科举考试,选拔状元,一是看字写得好不好,二是看八股文章是不是合意,三是看才貌双全。中国儒家的传统标准里,一个人演讲能力强,就是巧言令色,这样的人就被怀疑没有道德。因此,选拔官员,也常常是以沉默寡言、肥头大耳,印堂发亮为标准。甚至这个标准在当今中国也仍然适用。

在中国自古以来,鲜有思维敏捷,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人能够当上大官,但是从来不缺乏那种少说话,多作揖,多跪拜的官场要人,这种现象引发了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无限感慨,许下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心愿,是这样的:但愿生儿愚且钝,平平庸庸到公卿。其实苏轼先生不明白一个道理,对于帝王的家天下,聪明智慧的人始终是一个威胁。脑袋瓜子笨点,最好灌满一脑袋瓜子浆糊,这样使唤起来就更容易一些。

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古希腊就在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解决问题之道都是通过投票选举抉择,而要争取选民,事先必须争取选民的理解与支持。因此,古希腊时就有所谓智者派专门招收学生,传授演讲辩论技巧。真正的逻辑学发源于古希腊,集大成于亚里斯多德,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有那种制度,就有那种需要,有那种需要,一种学问与技能就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社会,根本没有议会这样的表达途径,都是一个人专断独裁。因此,所谓逻辑学、论辩技巧,修辞学这些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许多人因为聪明智慧,能言善辩,最后无端丢掉了脑袋。

因为,演讲才能对于中国来说,不但多余,而且还常常是有害的。因为“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因此,千年中国遵循“宁可乱吃,不可乱说”的古训,虽然也有“病从口入”一说,但是,乱吃顶多吃出个病来,而乱说可就有牢狱之灾,甚至杀头株连九族之罪。

逢人且说三分话,其意思就是话只说三分。说三分话的人,就有七分城府,如是只说二分话,则有八分城府,而从来一声不吭的人,就城府十足了。在中国城府深浅,常常就看其说话的多少,特别是在公共场合说话的多少。中国社会官场险恶,人际关系复杂。处处充满机心玄奥,一不小心就被人告了密,再一不小心就进了监狱,甚而至于掉了脑袋。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如此险恶,你能不小心吗?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与一世英名开玩笑。毕竟人只有此一生,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因此,很有必要做到“未可全抛一片心”。

相比而言,老外就要简单得多。他们人际关系也简单,凡事按照规则办,怎么规定的,就怎样办,没有什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一说,都死板得很。法律就是法律,不可灵活处理,谁来都一样。权力被死死盯梢着,动弹不得,因此,要乱用权力也不容易。这样大家反而活得简单容易了。要玩城府与机心,确实即使是美国总统也就相当于中国幼儿园大班的水平。无论当街啃一棵老玉米棒子的小布什,还是用脚搭住枰盘,以增加人家体重的坏小子奥巴马,其实都是简单直率的人。不高兴,就立即满面乌云,高兴起来满面春风,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由于过于年轻,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交由这样的人来治理,这要是在中国真是不敢想像。简单、直率、豪放、粗浅的美国人,不但没有什么麻烦,相反,因为大家都简单,反而省去了许多繁文缛节,每个人怎样想就怎样说,怎样说也就怎样做。做个议员,发表讲话,还要作电视直播,生怕你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说话表态都是公开的,反对谁,支持谁,不赞同什么,都要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让他的选民听清看清,因为大家都忙,没有时间听你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更没有时间与心思去分析圣人与伟人的微言大义。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完事大家还要忙活。这就是美国人的生存方式。

可是,中国人呢?鲁迅曾经概括得非常好。他在其文《世故三昧》一文中说中国:“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还说:“与名流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鲁迅还说,在中国复杂的地方就在于,有人只说不做,有人只做不说;有人这样说,却那样做;有人那样做,却这样说,还有人这样做,竟然也就这样说的。情况非常复杂。因此,在中国,学会做人简直是每个出生在中国的人的首要任务,不会做人,就不会有事做,更不会有官做,不会做人,常常就像李斯看到的偷吃点茅厕粪便还要仓惶逃遁的老鼠,而会做人的人,则如在满满的官仓里的硕鼠,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吃着粮食谷物。而会不会做人,有时全靠嘴一张,舌头是软的,向左卷与向右卷都可以的,关键是看哪边油水多。在中国做人难,难就难在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当说不说,叫失语;不当说却说了,叫失言。话语是银,沉默是金是不错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善于把握住这个分寸。

最后还是借用《增广贤文》中的句子来结束本文:“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倾。”不过过于迂回曲折了点,最顶用的还是这句,我根据中国现实的经验作了一些改动:“害人之心不可少,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中国,人与人之间时时刻刻简直处于战争状态,做人做事岂有不难的?

作者:许锡良(华中师大德育研究所兼职教授,凤凰网十大洞察力博客,现供职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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