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华县和平解放奠定基础的华州赵村人刘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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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刘永祥

作者 刘志刚

我的父亲刘永祥，华县赵村（在今华州街道）人，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秋中共华县工委成立后，担任工委委员，负责保卫和统战工作。一九四九年华县解放后，两任华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县农会主任、监委主任，粮食局长，陕西省果品出口厂党支部书记等职。“文化革命”中，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含冤与世长辞。

父亲刘永祥 自文史资料一

一九四七年中共陕西关中地委为利用我父亲原籍是华县人，又曾任过华县赤水、高塘、柳枝等地民团分团长和华县国民总团指导员，和国民党华县地方上层实力派人物有过交往的有利条件，开展华县的地下工作，决定把我父亲党的关系由临潼转到华县。当时组织交给我父亲的具体任务是：以我的家作为联络点，负责接待、掩护和保卫前来华县联系工作的地下党各级负责同志的安全，并供给食宿；同时与国民党华县地方上层人士建立统战关系，争取向党靠拢，以分化、削弱其反动势力。

一九四八年冬，县工委在我家召开了一次委员会议，由省委交通员张仁民同志传达了省工委关于“动员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边区学习”的指示。一九四九年二月间，中共陕西省工委派代表郭明丁同志在我家召开了有东路工委书记刘邦显同志、县工委书记王平凡同志、委员袁健、王岗、刘永祥和田英同志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刘邦显同志主持，由郭明丁同志传达了省工委“关于迎接陕西大解放”的指示。除在我家召开会议外，经常来我家的各级党的负责同志有：刘邦显、王平凡、张仁民、袁健、王岗、史德、任忠砥、古崇礼，还有临潼地下党员王志正、王志温等同志。有的是来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有的是来研究党的地下工作；有的是来联系工作。这些来我家的同志，我父亲都热情接待。有在我家住两三天的，有住几个月的。为了掩护和保卫这些同志的绝对安全，不使敌人察觉，就以我家雇请短工帮忙干活为名，白天到地里去做点活，晚上在家里开会研究工作。有时晚上开会时间长了，要做饭吃，怕拉风箱被人听见，我父亲总是叮咛我母亲用口吹火做饭。几年来，凡是来我家联系工作的地下党同志从未引起敌人的怀疑，从而保证了地下党的正常活动。

赵村北巷一角  高振强 摄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在省工委“迎接陕西大解放”的指示精神鼓舞下，县工委决定从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抓武装力量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三个方面着手，为和平解放华县创造条件。县工委当时给我父亲的任务是通过杜寿山先生去做县长李佐唐的工作，争取其起义投诚和平解放华县。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父亲就利用他和杜寿山早年在西安某作坊相识的老关系，经常有意识的到杜在西关开设的少华医院去闲聊。在相互长期的接触，两人感情接近，思想融洽，语言投机，关系日益密切。后来我父亲又把华县工委书记王平凡同志以朋友关系看病为名，介绍给杜寿山。从此王平凡同志也经常到少华医院和杜寿山先生闲谈。他们在长期接触观察考验中感觉到社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有爱国心，确是我党可发展的统战对象，就把策动李佐塘的工作委托给杜寿山先生。由于杜和李既是同村人又有部属关系，彼此没有戒心便于接近，所以杜寿山先生就欣然接受了。之后，就经常利用机会主动和李佐唐见面，谈论形势，交换看法。杜以关心的口气，要李佐唐看清形势，深明大义，为华县人民着想，为个人安危着想，使李佐唐受到一定的启发。特别在华县临解放前，西关发生警察局抢劫商号，枪毙巡官王志敏后，社会秩序不安静，人心慌恐不安，国民党华县当局面临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父亲就趁机指示杜寿山先生去见李佐唐，了解其思想动态和意图，并给其做策动工作。杜和李在交谈中，了解到李佐唐眼看大势已去情绪不安，束手无策希望得到一条生路，以保全自己，并表示愿意走和平谈判的道路。这时王平凡同志还在渭北学习，杜寿山先生便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我父亲，之后，我父亲就授意杜给李佐唐提出谈判的五个条件，其中一条是要李佐唐扣压张雅轩和姜启民、刘子羊。李对此感到非常为难，他说：“要我扣姜启民、刘子羊还可以，为什么要扣张雅轩？他是我的上司，和我无冤无仇，我不能学封成东卖友求荣，做对不起人的事”。虽经杜的开导，李仍思想顽固，终于中断谈判逃跑了。虽然如此，但这次谈判却为后来和王仲谋达成和平解放华县谈判打开了缺口，奠定了基础，使国民党华县当局未敢轻举妄动，在未动一刀一枪，未伤一人的情况下，华县获得了解放。

我父亲虽然含冤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一贯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奋不顾身的高贵品质，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好革命前辈的班，在新的革命征途上继续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

原文来源：《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