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刘云霞丨散文/拜谒司马温公祠

作家新干线

作者简介
刘云霞:山西绛县人,大学学历,军转干部,中国散文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侯马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侯马市作协副主席。先后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中国散文家》等各类报刊发表散文300余篇。曾获“五个一工程奖”。出版有文学作品集《山野》。

刘云霞

没想到在山西夏县水头镇小晁这么一个小村,会珍藏着如此厚重的一页岁月,轻轻一翻整个北宋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猎猎作响。
一千多年的风雨浸过,尘埃漫过,这里早已是许多朝代的大杂烩。整个景区,宋金元明清乃至民国各个朝代不同时空杂沓地搅在一起,就像一篇早年间曾经轰动一时的论文,不同期的人们按照各自不同的认识已加上密密麻麻不同的注解。一时间,这里碑碣林立,或清晰或漫漶的碑文,使这篇论文的主题更加错综纷乱起来。
为使后来者能够在纷杂中拨冗去杂,删繁就简,便捷地理清脉络,找到中心。作为主题的布衣司马光的铜像如一个“冒号”,其后,一个妇孺皆知的“砸缸”的故事,一个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造型,乃至于一座被誉为“中华第一碑”的神道碑楼,显赫地排立在“司马温公祠”的门外,便成为人们了解司马光及其祠院一切的关键索引词。
神道碑高高矗立在司马光的人生终点。碑额,有宋哲宗亲笔御篆的“忠精淬德”,碑文由一代文豪、时任翰林大学士的苏轼撰写。国葬,与“京师之民罢市而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的民情互应,对司马光的一生做了既有高度又有广度的完美圈定。
而这远不能称之为“盖棺论定”,或者至多只能说明舞台上曾经演绎过的一个章回。
司马光身后,褒贬各一,神道碑亦是仆而又立。就连曾给予其“忠清淬德”高冠,在其死后又“哭之甚哀”的哲宗皇帝亦是经不住风势所裹而“止令夺赠谥,仆所立忠清粹德之神道碑”。表现在司马光茔地上,则是连同历时七月有余才建成的神道碑楼在内,满是为司马光竖碑立传的守坟场所、祭祀建筑一度全部化为了废墟。
一切的渊源史载的原因只有一个:新政派(变法派)当政。
新政派,与之相对的“保守派”之首便是司马光。由于“固守己见,尽废新法”的“保守”,司马光给前进中的历史添上了凝滞的一笔,也使自身形象多多少少掺进了灰色的基调;由于“保守”,他与新政派旗手王安石成了“不可共器”的“冰炭”,“不可同时”的“寒暑”。
但,司马光身后的不平待遇虽属新政派所为,却绝不是王安石所愿;为变法倾尽心血最终却抱负难酬的一代政治家王安石早已先司马光数月悲愤离世。而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立场相对,但绝不相敌,甚至“过从甚密”。这一点从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能看得出来。此时,正值变法、保守两派矛盾冲突之巅,司马光在上书朝庭反对新法的同时,也给了王安石言词恳切的劝诫信;王安石答书则如是写道:“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司马光更是始终敬重王安石的为人和才华,并在王安石去世后抱病致信朝廷要求厚葬王安石。
在政见与情谊相抵时,尽量挽回情谊但绝不放弃政见。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风范。
相比于惯常所见血淋淋的政治斗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这份情谊使人在剑拔弩张中感到了一丝慰藉和温馨;也使人不由常常怀想,同为“忠清淬德”的二位杰出政治家,如果能有一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并肩携手,历史,将又会是怎样一番情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非功过不能简单以“孰是孰非”、“胜王败寇”定论。对在历史潮流中摸索前行的对阵着的两方来说,无论“保守派”还是“新政派”,充其量只能是大演习中的红方与蓝方,而不能一概以正方、反方而论。
更何况,政治中的腥风血雨常常源之于某种个体无以掌控的大气候或者许多无以预料的阴刀暗剑。
现存神道碑两通,均非全状的原物。
其一,曰“杏花碑”。碑立于原碑被“仆”、“断”50年后的金皇统年间,由原碑断块以宽为高磨平镌刻并列排放而成。因碑从杏树下找到,故名。
其二,即前述“中华第一碑”。创建于明朝,重修于清。御赐“忠清淬德”之字的碑首及龟趺的碑座为原始遗存。从碑楼之高大宏伟到整个碑精良的制作技艺都力图再现曾经令人惊叹的历史原貌。
但无论如何,无论后来者如何劳心费神,原始的神道碑楼已无以复原。余庆禅院里照看司马氏祖坟的一代代僧侣们虽然极力牵紧了手,但终未形成一个牢不可入的屏障,将历史原貌围护于一院;就连皇家卫队般分立神道两侧的石羊、石马、石人等组成的翁仲队伍,如今也七零八落、残肢断臂,难以将曾经的一个局部显现。两通神道碑,如同一种兆示:许许多多的历史真实已彻底被埋没,生长出来的多有了嫁接的成份。
令人欣慰的是,僧侣们在护坟看院看,经意不经意间将一大片艺术看护了下来。寺院大殿内彩塑的佛像、罗汉,色泽鲜艳如初的壁画,仍跨越千年的时空发出夺目的光芒。
“一代名相”,人们习惯于如是称呼司马光。但司马光形象之光照千秋,最主要是源于《资治通鉴》。这是他倾注一生心血,耗时19年,对历史进行的一次漫长而谨细的大检阅。
站在历史的子午线上,司马光对从公元前403年的战国至公元959年五代间的16个朝代逐一量经测纬,1363年的光阴在他具有穿透力的目光触摸、规测下,渐渐显现出应有的或山或水,或平川或高原的地势。一个“鉴”字,使历代统治者有了为政治国的圭臬,使历史在导航中有了便捷轻松的运转轨道。
千秋功过何如?照耀中国千秋历史的《资治通鉴》,以更胜于“政治家”的权重,为司马光做了最后的论定。
(责任编辑: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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