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瓦当纹饰与篆刻艺术
文 / 李卓
瓦当是建筑顶部使用的筒状瓦的顶端下垂部分，是起着蔽护作用的建筑构件，通常在宫廷、庙宇和达官显贵的府邸上使用。秦汉时期的瓦当为陶土烧制而成，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琉璃瓦，到了隋唐时期烧制技术逐渐成熟，元代时皇宫建筑开始大规模使用琉璃瓦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瓦当处于古代建筑的最显眼之处，除了起到装饰美化和蔽护建筑物檐头作用外，通常会有装饰图案和文字，显示其设计理念以及主人身份地位，包含着礼制思想和民俗内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内容。瓦当图案具备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与篆刻艺术有着同样的契合点，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秦汉时期是封建制度逐渐完备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文字演变和书法篆刻艺术发展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秦砖汉瓦”在金石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瓦当又被视为“石”部中的重要品类。
最早发现于周朝发祥地陕西扶风县岐山遗址的西周时期的瓦当简单质朴，以半圆形素面居多，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瓦当纹饰更具有各地方文化特色，其中秦都城（陕西西安）动物纹瓦当、齐国故都（山东淄博）树木型瓦当、燕下都（河北易县）饕餮纹瓦当最具代表性。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强盛的大秦帝国后，离宫别苑气势恢弘、规模空前，随之也把瓦当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秦瓦大多为圆形，直径大约15-17公分，质地坚硬，纹样主要有动物、植物、云纹三大类。
一、动物图案 秦瓦中常见的动物纹饰有鹿纹、豹纹、龟纹、鱼虫纹、凤鸟纹等。这些纹案对两汉肖形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二、植物图案 秦的植物瓦当中常见的纹饰有葵花纹、叶纹和莲花纹，莲花纹多为单瓣，瓣间有花萼，中心突出花蕊。
三、云纹图案 秦汉时期云纹在瓦当中大量使用，云纹吸取自然界中云朵、羊角、蘑菇、葵花等素材，逐渐演化成羊角形云纹、蘑菇型云纹、葵花纹等，最终发展成为抽象的云纹，华丽美观、构图精美、极尽变化，高耸入云的非凡气势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追求“求仙升天”、“祈福安康”的强烈愿望，太阳纹瓦当里闪耀着大秦帝国威震四方的光芒。
西汉和东汉时期瓦当中，以文字瓦当的数量最大，文字数目不定，多为阳文，内容丰富，四字较多，也有多字、单字或两字的。内容主要有宫殿、记事、吉语等类， 宫殿类如“宫”、“雒”、“关”等为官署用瓦；“车”、“焦”、“金”等私家用瓦；“成山”、“黄山”、“上林”等宫殿用瓦。记事类如“汉并天下”、“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等等。吉语类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四字的吉语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万寿无疆”“与地相长”等，多字的如“与民世世天地相方永安中正”“长乐未央延年永寿昌”“千秋万世长乐未央昌”“千秋万岁与地无极”“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等。文字通常用秦篆、缪篆、也有处于篆隶之间书体，字体富于变化,多随意弯曲,挺拔遒劲。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戳压瓦文为制作形式，用笔粗犷，布局得体，方寸之间，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形简而意远，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说分第六》说：“汉代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给以较为恰当评价。
文字瓦当继承了青铜器镌刻和铸造技艺的优点，与秦汉玺印一起，创造了线条美的规范。文字瓦当将中国古代对立和谐的造型美的根本法则寓于其中，千姿百态而又统一于方圆之中，这种章法的美和战国古玺变化多端的布局有着本质上的相似。玺印的使用早于瓦当，在题材和创作技法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圆形玺印封泥极像缩形的瓦当，而瓦当文也可以说是“特制的大封泥”，两者线条的圆浑，富有弹性，点面凹凸起伏、阴阳层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图式角度分析玺印和瓦当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章法空间意识
文字为方块形，而瓦当则是圆形。由于独特的空间结构，古人大胆构思，富于创造性采用直线和圆作为瓦当的基本空间形式，在这方与圆、曲和直的矛盾处理过程中，使对立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一）单排竖式排列：文字竖排处于中间，两边配有装饰性图案。（二）十字交叉排列：当面由“十”字界格划分区域，文字内容一般按照顺时针排列。（三）田字格排列：圆中有方，田字格中各饰一字，极似四字玺印。（四）无界格排列：文字不受字数限制，随着笔画走势布满画面。（五）曲形随势排列：当面留出圆形乳钉位置，文字在其余空间顺时针排列。（六）图纹并列：文字与纹饰穿插融合排列于整个画面之中。
二、字形变化多样
图1 “千”字的多种写法
瓦当文字以篆书为主，兼涉及隶属，较常见的“千秋万岁”瓦中“千”字和“长乐未央”中的“长”字都有几十种写法（图1）。文字在圆形的空间，皆能各就本位，或舒朗，或紧密，各尽其势，修短合度，字形轮廓多用近乎几何的图形，重复使用，秩序井然，给人以清晰和鲜明的感觉。有的瓦当文字则运用“渐变”的手法，或由大到小，或由强到弱，渐次变化,文字的穿插呼应，点的运用同样显出巧思，起到点睛作用，顾盼有情。字体丰润美妙、随势屈曲、章法精绝，自然、随意、奔放，在对比和变化的完整统一中富有韵律感和节奏感。
图2 羽阳千岁
有些文字有减笔现象如“羽阳千岁”（图2）中“岁”字下部减笔较多，以与笔画少的文字相谐为目的，删繁就简，依势变形，抓住文字结构中合理的部分，符合篆隶文字发展的规律，并对文人篆刻中的并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装饰运用灵活
文字瓦当自然地保留了图像和云纹瓦当的装饰手法,在对称、齐整的基调下，运用夸张和变形的手法，字画相结合，加以装饰，自然地形成瓦当文中丰富的曲线组合。汉瓦“有万憙”中心圆外双栏四格界，“万”字篆书于中心圆内，其上下两侧各界内饰卷云纹，左右两侧格栏内篆书“有憙”，整体画面具有突出的流畅韵律美感，圆转高古、流畅劲秀、飞动舒卷，线条柔而不软、纤而不弱，无不流露出流美的线条质感，虽尺寸之间却呈现出醒目的视觉效果，与篆刻作品同出机柕，是具有突出的思想内涵，是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完美结合的艺术品，体现了汉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装饰风格。
从宋代开始瓦当图文艺术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北宋王闢之在《渑水燕谭录·卷八》中说：“元祐六年，陕西宝鸡县城东出一瓦当，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也说：“汉武帝作益延寿观，而近岁雍耀间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寿三字，瓦径尺，字书奇古，即此观当时瓦也。”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大量金石资料出土加之金石考据学蓬勃发展和研讨金石之风盛行为篆刻家提供了更多“印外”之鉴，篆刻家不满足于“印中求印”，把注意力转到向了秦汉印章以外的金石资料，别出心意、大胆革新，在砖瓦文入印上不断开拓新境界。
图3 陈豫钟作“长毋相忘”印
图4 陈豫钟作“长毋相忘”印
“西泠八家”中的陈豫钟（1762-1806）借瓦当文入印作“长毋相忘”印朱、白（图3、4）各一，白文边款：“关中为秦汉建都之会，近年掘得瓦当文字甚多，过其地者各挟以归，文皆吉祥，字更精妙，中'长毋相忘’四字，可施于简牍。因捡青田旧坑制之，惜腕力弱甚，运刀草刻，愧合作耳。”晚清赵之谦（1829-1884）在秦汉印以外广采博收，取秦诏版、汉画像、古泉币、汉镜铭、汉碑额、汉刻石等碑版文字等入印，自谓：“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摹印家立一门户。”他在《苦兼室论印》中提到：“印以内，为规矩，印以外，为巧。规矩之用熟，则巧生焉。刻印以汉为大宗，胸中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然后随功力所致，触类旁通，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碣造像，迄于山川、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旨趣，乃为妙悟。”
图5 吴昌硕作“道在瓦甓”印
赵之谦之后，吴昌硕（1844-1927）等人也在砖瓦文入印上进行不断地探索，从其所刻“道在瓦甓”（图5）一印边款作：“旧藏汉晋砖甚多，性所好也，爰取庄子语摹印。丙子二月，仓硕记。”更在某种层度上表达了个人的艺术追求。关东印人王光烈（1880- 1953）在《印学今义》中提到：“汉印如文之'六经’，书之阁帖，固为治印家之宗主，然非博览金、陶诸文，只从汉印用功，终不能宏其旨趣。则博取兼收，实其要也......古砖瓦文：古篆既不可多见，则残砖碎瓦存有文字者，古意盎然，亦足为作印之助......砖瓦文字于作汉印时，颇可假以神其变。”
图6 张大千作“千秋万岁”印
图7 陈巨来作“百岁千秋”印
张大千（1899-1983）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在诗、书、画、印上无所不通，张大千的篆刻成就被画名所掩。1948年，为庆贺自己与弟子李秋君的五十寿辰，张大千曾特镌“千秋万岁”（图6）一印今藏于四川省博物馆，此印采用寿山冻石（4.3×4.4×7.5厘米）印文阳刻，仿汉瓦当田字格，正中间镌双圆小圈，古意盎然。陈巨来亦镌“百岁千秋”（图7）一印作为贺礼，其后来在《安持人物琐忆·记大风堂事》中有记云：“送什么礼，余未知，但嘱余与他各刻一印为寿，他仿瓦当文'千秋万岁’田字格朱文，余刻'百岁千秋’四字，适不谋而合，亦作田字格，两印相较，余竟为之黯然失色矣。大千此作有特殊风格，齐白石望尘莫及也，'千秋’二字盖合二人之名耳。”这两方以瓦文入印的作品也成为了近代印坛的一段佳话。
当代篆刻相较于明清时代，金石文字参考资料无论在出土数量上还是在出版传播方面堪称盛世空前，如何借助新的资料深入理解和实践“印外求印”的艺术主张，如何做到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完美结合需要新时代印人不断去实践和探索的。
图8-11 本文作者李卓创作的
瓦当文篆刻作品图
（本文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